我同张作相走进帅府，得悉郭松龄夫妇已在老达房子附近民家，被穆春师王永清旅长搜获，就地枪杀的消息。入见张作霖时，吴俊升、张景惠、杨宇霆、王永江等在室。张作相就立即提出，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的建议。但是在东北军内部长期存在着矛盾的影响下，张作相的建议遭到全体的反对。他虽竭力辩论达两小时之久，空气还未缓和。“总得杀几个”的声浪，还是不断响起。最后，张作相哭了，若断若续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看发生惨剧。”这样，才转变了气氛。他们同意他的意见，帮助他向张作霖恳求，得到了“那就让学良去看着办吧”的一句回答。然而张作相是洞悉张作霖习性的，恐怕事后变卦，立即叫通新民电话，请张作霖直接把这个意旨，对张学良说了，才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这时木立多时的我，顿觉室内空气新鲜，不禁嘘口清气，同时产生两个感想：一是张作相忠厚老实，确应“福厚平安”；一是东北军内部矛盾之深，一时不易解决。这一教训，使我下定决心，亲近张作相，从不加入任何派别。因而到东北军阀统治末期，我就成为张作相的私人，专为他保守地盘，忽略了捐躯报国。
在他们共进午餐时，我将13辆大车交予边业银行姜总理接收。回到参议公厅，张作霖立即将第二旅旅长委任状交付我手。我知道这是张作霖对我的赏赐。张作相立即先说：“第五方面军自连山撤退后，一切事情都在他身上，必须把吉林军撤完，才能令他另就新职。”这就使我遂了不愿带兵的心愿，又回新民办理第五方面军撤退事务。
统计这次内战，双方死伤官兵约计千人，溃散和随魏益三入关的有2000余人，军民骡马散失约3000余匹，还损失野山炮4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消耗了大宗弹药，超过了历次入关作战的损失。眼下两军中，均有多数冻伤兵员，待入院治疗。这个巨大损失和人民灾难，又是谁造成的呢？东北人民都说是“郭军反奉”的结果。
新民战役结束后，各军团依令积极办理复员事务。第六方面军，由于部队多属奉天军，就令他们各回原驻防地；属于黑龙江省的万师和梁旅，则从打(打虎山)通(通辽)线转四洮线，撤回黑龙江。第三方面军，除旅、团级军官稍有更易外，一律恢复原建制，各回原驻地。张学良的司令部，设在锦州。第五方面军，除令姜向春师开赴通辽，由阚朝玺依令改编为旅外，所有吉林省军队，按十六师、十五师的秩序，经由南满铁道输送回防。约一星期后，我便随同张作相去吉林，解散军团部的临时组织，改任吉林督办公署军事顾问。
约两星期后，张作霖电调我回沈阳，接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务处长。至此，我才有进入他的小客厅和参议公厅的资格，成了张作霖军阀统治的一个帮凶。军务处是主管兵器器材、人马征集和交通事务的。这时的业务重点，是首先清查兵器器材的消耗损失，及人员车马损失的赔偿。然而赔偿到人民身上的，则是杯水车薪，无补于实际，人民因为兵祸，是益加穷困了。
郭军反奉的结果，对东北的军事、政治、财政等等，造成很重大的不利影响。
东北军在关内的势力，虽因在战事平息后，张作霖亲到秦皇岛同李景林会见，消除疑团，重行团结，维持住直隶、山东的一时小康局势，但在孙传芳五省联军和冯、胡、孙国民军的威胁下，旧东北军的声势一落千丈。
东北军内部，虽然在内乱平息后，张作霖采用轻罚重赏，使团长级以下无大异动，军心稍安，更论功行赏，在学生出身的高级军官中，得佩“勇字金章”的大有人在。但在他们老一派人的内心里，却认为学生出身的靠不住，因而在分配地盘和任用师长级军官上，都被老一派占据了。所以当时一般人认为，郭松龄倒戈，造成东北军老派复辟。
东北政治方面，战后不久，奉天省长王永江、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各引退，从而也附带引起一些文官的去职。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推进上，也加重了影响。只就军事侵略来说，从上述林大八的行动来看，日本军事顾问不仅直接参与东北内战，出谋划策，成了战斗的成员，而且在两军的战争进行中，他们还用日文密码向顾问部或其国内拍发电报。这就说明，日本的派遣军官，是公开的军事间谍。其后，我在参加东北军的历次内战中，都见到这种日本军事顾问的活动，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操纵着东北的军事行动。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件事实。1926年春，日本派遣其参谋本部局长畑俊六大佐(即其后侵华的畑大将)，率日本陆军大学学员一队(内中有东北学员郭恩霖等三人)，到沈阳来战地见习。在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菊池武夫的指引下，要求参观郭军反奉各阵地。张作霖派我充当指导官，乘专车到兴隆店、巨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锦州、高桥、连山乃至山海关内外，现地见习。在每一战地，均就现地地形和当时作战情况，加以说明，答其质疑，共经两日夜之久。返沈后，他们又做了若干专题研究。这就给日本武装侵略东北，提供了有利资料。我今日想来，从这时起，就已做了汉奸行动。
张作霖对这次内战的死难人员，于1926年，在南门外的风雨台后，建筑姜公祠，主祀姜登选，同时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祭，用以奖励忠贞。这同郭松龄夫妇死后，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是遥遥相对的，都是用昭惩奖。
最后，要说到郭军反奉给东北经济和财政带来的巨大影响。从滦州到新民，纵长千里，12县的居民遭受战祸，饱尝痛苦，比比皆是。广大人民的衣食财物损失，已使他们当前生活困难，而牧畜农具的损失，更加重了来年耕种的困难。尤其是奉票的跌价，由原来18元换现银1元，最终到60元换现银1元，这就使广大人民立即倾家荡产。更兼军费突增，财政收支出现巨大赤字。逼得号称征敛能手的王永江，因感财政困难，辞去了财政厅长兼省长的职位。虽然逼着吉林、黑龙江和哈尔滨特别区，摊出四五百万元的军费，仍是只救燃眉，难以为继。这时产生了所谓“筹济”的办法，益陷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张作霖的多年赌友又兼烟友的阎廷瑞，向张贡献种毒筹金之策。在沈阳设立筹济总局，阎任总局长，督促各省开放烟禁，更强迫农民栽种鸦片，计亩征收鸦片烟膏，交由筹济局销售。这一苛政，不仅使农产物减少，粮价普遍上涨，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因流氓肆虐，勒索肥己，逼得农民倾家荡产，东北人民益加困苦不堪。同时，因为毒物多种于山林地区，胡匪也来征收鸦片，于是东北三省除吉林外(因张作相不接受这一苛政)，盗匪充斥，地方治安益呈混乱。吸烟中毒的人数，逐年增加，青年男女亦每感染嗜好，几乎有灭种之祸。因此东北人民称筹济局为“抽筋局”，可见人民痛恨苛政之深了。这一苛政，其后又被日寇所利用，持续约20年之久。
前文曾述及，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的最大成果是攻下了冯玉祥占领的南口。南口位于北京的西北部，在京绥线上。它山岭丛脞，居高临下。有居庸关和八达岭为其天然屏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里特别经营，构筑工事，设置坚障。这里距北京仅一步之遥，对北京构成了严重威胁。1926年7月19日，进攻南口的主力由吴军改为奉鲁军，8月14日攻占了南口。冯军退向甘肃，奉军牢牢地控制了北京。张作霖解除了冯玉祥的后顾之忧，便可以面对南方的咄咄逼人的国民革命军了。
当时，中国存在几股政治军事力量。
一股是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并改组军队，统一军队编制，国民党所属部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7月1日，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随后，广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为政治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同一天，蒋介石被选举为军事委员会八位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等职。
一股是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于1926年5月9日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3个多月。他在莫斯科受到了苏联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的热烈欢迎，标语上有的写着“欢迎国民军领袖”的字句，冯玉祥甚为感动。他在苏联受到很高的礼遇，会见了苏联许多政要，包括列宁的夫人。他亲眼看到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是兴奋。在苏联，他本人和他率领的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的部队就成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由于南口溃败，急电冯玉祥回国。他于1926年8月17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在绥远省荒僻的五原誓师，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战，“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冯玉祥担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他们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决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至此，他们向甘肃、陕西进军，与南方的北伐军相呼应。
一股是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除原有的东三省外，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和津浦线北段，以及京津和直鲁两省。
一股是吴佩孚的直系军阀。他们占据着湖北、河南及直隶的保定、大名一带。整个京汉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一股是孙传芳的后起的直系军阀。他以南京为据点，占据着苏浙闽皖赣五省。
一股是直系军阀阎锡山。他左顾右盼，韬光养晦，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待机而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吴佩孚，而没有涉及孙传芳。孙传芳采取了“五省保境息民”的态度，对吴佩孚见死不救。8月，担任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进而很快占领了汉口、汉阳。吴佩孚从汉口逃走。
吴佩孚失败后，9月7日杜锡珪内阁电迎张作霖“入京主政”。9月19日，内阁举行例会时，直鲁军官兵数百人突然闯进会场“索饷”，迫使杜锡珪内阁辞职。10月1日，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专任海军总长。
孙传芳知道，他是处于南北夹击的危险地带。为了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处于有利的地位，他对北方的直鲁军张宗昌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结成了盟兄弟，并签订了苏鲁和平协定。
当然，张作霖也担心，怕吴佩孚失败后，孙传芳倒向北伐军，导致孙传芳和北伐军联合起来，共同北伐。为此，张作霖首先派孙传芳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去游说孙传芳，表示北方军阀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北伐军。于是，孙传芳在9月8日致张作霖一电：“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表达了欲合作之意。9日，张作霖急忙回电：“玉帅(吴佩孚)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同时，张作霖又派靳云鹏到南京，表示奉鲁军绝不进兵津浦线。如有合作讨赤的必要，也将取道京汉线南下，以打消孙传芳的疑忌。张作霖的这些主动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孙传芳的信任。孙传芳就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对付北伐军。
吴佩孚的军队抵挡不住北伐军的进攻。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了坚守了41天的武昌城，基本上全歼了吴佩孚的军队。这对孙传芳是致命的一击。因为吴佩孚的部队被歼灭，北伐军就可以全力攻击孙传芳了。
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奉命军已经由甘肃打回陕西，欲南北呼应，对吴佩孚、孙传芳形成夹击之势。孙传芳虽然使出全身解数，但由于北伐军得到人民的拥护，其势锐不可当。11月，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占领九江、南昌。
11月11日，张作霖又到天津来召集紧急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张宗昌提出的派兵“援孙”的问题。13日，张宗昌赶到天津，力言“援孙”“援吴”双管齐下，不可观望自误。14日，会议在蔡园召开。张作霖表示本人并无做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应当团结北洋派，先军事而后政治。
话分两头。孙传芳在江西遭到惨败，退回南京。他感到，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大团结，欲促成段、吴、孙三角联合。但是，没有成功。
孙传芳的这个希望破灭后，不得不转而乞怜于张作霖了。1926年12月，孙传芳派他的高级幕僚杨文恺到济南去见张宗昌。在山东军务督办公署会见，张宗昌诙谐地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第二天，杨文恺又赶往天津，在蔡家花园见了张作霖。张作霖询问了孙传芳的兵力，表示既往不咎，并愿对孙传芳的部队尽力接济，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1927年1月，孙传芳身着便服，仅带随从二人，密乘他的参谋处处长刘玉书送眷属的专车，由南京来到天津。刘玉书的内兄邹季余时任车站总稽查，他到车站迎接刘玉书的母亲和妻子，意外地看见了孙传芳。他立即报告给张作霖，并来到杨文恺家，告诉了杨文恺。早晨8时，孙传芳的副官找杨文恺到孙宅见面。孙传芳说，此行是为了戒鸦片烟，行踪极密。杨文恺把邹季余已经报告张作霖的情形告诉了孙。孙立即派杨文恺去见张作霖，约定见面时间。杨文恺到达蔡家花园，为了表示尊重，张作霖特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杨文恺前往迎接孙传芳。
孙传芳同他们一同来到蔡家花园，会见了张作霖。孙传芳一见到张作霖，就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大礼，并满含歉意地说道：“对不起，大帅！”张作霖看着这个长方形面孔，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汉子。这就是一贯坚持反奉联冯、曾经煊赫一时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了。张作霖看到孙传芳这样屈己认错，也颇为感动。张作霖反应极快，非常客气，笑呵呵地答道：“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一句话解除了孙传芳来津之前的疑忌。孙传芳又讨好地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
张作霖问孙传芳还有多少部队，孙回答直属部队有5万人，五省联军有20余万人。张作霖听后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80多万人，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人。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孙传芳要求补充枪弹，张作霖应允尽量补充，叫孙传芳同张学良商量办理，并对孙传芳说：“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岂肯乘人之危，夺取别人的地盘！”又说，“我任安国军总司令，你和效坤(张宗昌的号)任副司令。阴历年关已届，你不要在天津过年，赶快回南京，整顿队伍，准备反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