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新世纪的一部解放思想的政治宣言书，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是判断当代中国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我们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来的认识必然有所不同，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争论。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理论、学说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能只看它所提出的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录、思想体系，而是看在实践中是否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发展，能否真正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代表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换言之，能否把“三个代表”的理论真正付诸社会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新展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一百五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结论。“与时俱进”四个字，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性、当代性，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指明了当代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要求，根据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地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众所周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突破性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的修正和新经济政策的及时提出。列宁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1917年，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基本上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他在1917至1920年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付诸实践。不久，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迫不得已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统一分配一切必需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招致农民的强烈不满，对此，列宁及时作了反思。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921年3月，俄共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深刻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结论性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格。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突破了俄国革命由城市到农村的模式。这里的“时”，指的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特别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城市是敌人的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城市搞革命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的过程中，逐步把握了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独特国情，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二重性，创造性地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思想，实现了对制度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的有机结合。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越来越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接连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这也从反面说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也会犯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邓小平反复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政治胆略，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带领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思想宗旨。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生动发展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在时代、形势和实践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与时俱进，关系到能否真正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崇高理论追求和清醒、自觉和无私的思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再告诉我们，阻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排除教条主义的阻力。
教条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教条主义者不是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本本出发，以静止的思想观念到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去寻找某些词句、观点，作为包医百病的药方。教条主义经常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圣教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共产党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首先擎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马克思在他理论活动的初期就郑重声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同样是不遗余力地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其发表二十五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就以鲜明的态度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大工业、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向后人昭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思想，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同样是凭着这种科学的态度，列宁走出了曾经一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思想前提的。
在民主革命的早期，由于我们党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教条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敌人。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本本主义者死守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的错误立场，把俄国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战争的规律生硬地搬到中国，结果导致苏区的丧失，党和红军的力量受到空前打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特点，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主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结晶。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深刻地揭示这种结合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建国后，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态度前后表现出较大的反差。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他多次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他特别指出：“马、列是指导，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这一时期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学说等观点，都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课题的理论结晶。但是在毛泽东晚年，对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上存在一定程度教条主义的理解，导致在实践上发生严重失误。
反对教条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文革”结束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成了事关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再一次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亲自领导和主持下，我们党通过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都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充满着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把反对教条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最基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