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应当根据经验而不是书本去认识社会主义。我们说，唯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属于科学性质的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企图从什么永恒正义、人性本质、道德规定出发，而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之中去寻求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1886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郑重地声明：关于如何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苏联作为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利用政权的力量做了许多事情，甚至使自己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最后仍然解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所否定的那种“应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的先验原则之类的东西，从而使它失去了现实的生活基础。所以当我们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提问的时候，必须从生活的现实出发，从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当理论和实际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能用抽象的理论去剪裁具体的生活实践，而必须勇敢地尊重实践，修正理论。
第三，应当坚决地克服那种急于求成的“左”的空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长期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都曾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出过急的“左”的估计，其主要特征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虽然他们都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反省，但这种“左”的空想成分在其后的运动中并未很好地得到克服，有时甚至是泛滥之势。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搞社会主义，毫无疑问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为前提。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离不开这样的前提。当然，“革命”与“建设”对这一前提的要求是不同的。“革命”的发生与否虽然要受到社会经济运动的制约，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革命危机”。而对于“建设”来说，一定的社会物质文化前提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条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大多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重复过去那种轻率地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
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一）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轨迹
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从理论变成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次飞跃。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建立起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因而几乎都没有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然而，特殊的国情以及共产党人正确的战略策略，却使这些国家先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实社会主义的问世，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于西方，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发端于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空间的位移，时序的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反差都说明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留下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
二十世纪末现实社会主义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使一些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崛起是不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换言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何以率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否“失效”了？或者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人类社会形态一般是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顺序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而资本主义在其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才会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然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辩证的；社会变革是社会历史诸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和单线式的。人类历史上就存在着一些国家或民族跨越特定的发展阶段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的现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是不可否认的，探索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规律，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俄国（苏联），原属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经过十月革命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是中国等东方国家，原属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过民主革命而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再一种是东欧国家，原属资本主义国家，二战结束后，依靠苏联红军的扶持建立了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尤其是中国等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遗留较多，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旧社会胎胞里，严格地说还不具备足以生长出新的更高的社会关系的充分的物质条件。然而，社会主义毕竟还是在这些国家降临了。这就造成了这种情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所获得的社会主义，其发展程度和发展途径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很不相同的。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问世后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和活力，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幼稚性和缺陷。这种幼稚性和缺陷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实践方面看，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这是“斯大林体制”的基本特征，二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深受其影响。二是从理论方面看，就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思想泛滥是其突出表现。
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从总体上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对这个重大问题在列宁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长期被忽略。当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最初的一些成就以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努力，以及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发展战略的选择，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到了经典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即似乎人们忘记了自己是带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的落后国家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跨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需要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和实现的未来目标，被当成了现实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不仅社会主义的建成被认为是指日可待，而且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刚开始不久，人们就准备从生产关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了。革命、建设成功的喜悦，从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热情中获得的自信，共产主义美景就在眼前的激奋，使得人们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很难有清醒的认识。这在实践上导致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在相当时期的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现实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一再发生以及体制僵化、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生机活力被窒息的认识根源。
概括地说，由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带来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性。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从诞生、发展到成熟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比如，从世界整体来看，奴隶制生产关系取代原始公社制生产关系，经历了约三千年左右的时间，封建制生产关系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经历了约一千余年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制生产关系经历了约五百年的时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变革，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是在带有前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基础上实现的历史跨越，因此，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邓小平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的话，充分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
二是艰巨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面对的历史任务的艰巨性。过去的社会制度更替，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可见，就一般状况而言，实现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前所面临的关系包含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因素，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痛苦不堪。革命后，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起点都是很低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种情形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具有异乎寻常的艰巨性。
三是复杂性。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二十世纪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球两制”的格局下，社会主义自身如何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论及社会主义应当利用人类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独家另行创造的。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而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而且是在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中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应当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就，应当如何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取得优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面对的问题。在国内，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同资本主义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合作借鉴的关系，并且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战略问题相互交织，因而也使得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不能不具有异乎寻常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规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充分体现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的智慧和胆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现实社会主义摆脱了“左”的羁绊，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彻底摆脱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清醒状态，从而做到了真正在现实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只有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既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企图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从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
列宁首先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要建设或实行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列宁有时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叫做“完全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最初的“直接过渡”的尝试并证明这种尝试失败之后，列宁开始有了分阶段过渡的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论断，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且，如果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就不困难了。列宁的这种思想对其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同时又“根据经验”把“可能”获得的某种社会主义看作是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起点或阶段，就不再拘泥于一提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种看法了。这种可能获得的社会主义，列宁将其称之为“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一种不完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前人理论的发展。列宁的这种思想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经济政策又成为其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