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面向实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的预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伟大的认识工具，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拨开了种种迷雾，获得了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又集中体现为正确处理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由一种空想变成了科学理论。他们科学地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展示了人类解放的美好远景，并且为实现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从在迷茫混沌中摸索到有目的地组织起来，在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向着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丽篇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从理论上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洪流之中，并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步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种途径和步骤主要包括：（1）运用阶级斗争手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即“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集中“一切生产工具”，“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即在发展进程中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消灭阶级对立、阶级差别和阶级本身。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成为发展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原理，包括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专政；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政治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原则是通过民主的途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等。
在今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原则的制定是科学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估计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而对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临近的估计存在某种程度的过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事实和当时的发展进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在1849-1850年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过，实现这样的共产主义大概“需要经过若干年”，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同时胜利。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作过各种尝试。开始他们设想革命将首先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发生，并且在若干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后来又设想革命可以不先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发生，而先在资本主义的“四肢”发生，认为“在资产阶级肌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然而，直到19世纪末，社会主义并未在世界任何国家投下自己的足迹。在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外壳最容易破裂的地方，运动的浪潮反而次第沉寂下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固守原有的观点，而是表现出作为科学巨匠的清醒和睿智。马克思是危机引起革命论者，但马克思同时又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对危机的抵抗力，看到了它一次又一次地度过危机，而且在危机之后还能够出现比危机之前更高的生产率，所以，马克思断然抛弃了世界革命已经临近的想法，宣布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但革命并没有结束，“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也曾就最初对世界革命寄予过急期望的问题坦率地作出检查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致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扩展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期虽曾有过急于求成的思想，幻想轻易地“拿下障碍物”，但不久，他们根据实践中获得的教训，很快纠正了自己的想法，对实践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反对把“青年人的不屈不挠的勇气”搬到现实中去。
二十世纪是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那么列宁就是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第一人。社会主义从一种科学的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使得社会主义达到了理论、运动、制度的统一，二十世纪正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载入史册的。
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十九世纪相比，可以说是起伏跌宕，更加惊心动魄。百年的风雨历程，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三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现实社会主义遭受空前的“大挫折”；四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出现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十月革命的划时代选择，苏东剧变的多米诺效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震惊世界。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全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不同包括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曾料及的新变化；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进程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面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曾触及的新课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继“历史之谜”破解之后，又遭遇了“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
实际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探索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为前提，对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许多预测。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以前从抽象的理论形态上说的。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破天荒地第一次降临到了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与书本上的东西相比，显然要丰富复杂得多，这就必然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尤其是在俄国这样经济较落后的条件下，现实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和发展进程同书本上究竟有什么差别？列宁首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8-9月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表述：“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不要忘记这远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列宁曾用这样三个命题来概括：“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列宁的命题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是一致的。虽然他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但他在当时实际上认为这种差别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认为共产主义比较容易实现。列宁曾满怀信心地对共青团员们说：毫无疑问，你们将能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愉快地生活！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看成不相容的东西，从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开始就企图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把商品变成产品，变成一种不经过市场而使社会消费的产品，这实际上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想做的事情。无论是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还是随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消灭商品经济而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并分配产品。列宁还一直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会迅速爆发并取得胜利，作为判定国内各项重大政策的战略支点，认为，“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所以，列宁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还积极策动世界革命，共产国际由此应运而生。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尝试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对于欧洲革命的希望以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都落空了。严酷的现实迫使列宁下决心要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主要依靠实践而不是书本来独立地探索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并十分审慎地处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将来总会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具体的东西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财产之后，俄国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断然中止了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社会的分配，并企图由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发展商业，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实行租让制，加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其核心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还进一步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新的内容，即是一种“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实际上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开了题，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声。
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因而他在实践中贯彻他的理论主张是有限的。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退回到按照书本建设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了，结果形成了僵化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既表现为对列宁逝世前所作的正确探索的中止，又表现为对共产主义认识上的“左”的空想主义的泛滥。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列宁逝世十二年之后的1936年，苏联就宣布实现社会主义；在1938年开始的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提出在五项原则年内“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在其影响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各国骤然掀起了一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苏维埃国家现在正处在自己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的精神前提”。
“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1958年，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也满怀信心地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议》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急于过渡的思想以及当时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得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久，经济上尚处于“一穷二白”状况的中国掀起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跃进狂澜。现实无情地嘲弄了这种空想。“左”的空想主义不仅没有带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社会主义的探索才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五十多年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共产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新世纪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经验教训。
首先，应当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生及其表现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发展，生动地显示了“两个必然”的真理性。历史的必然性实质上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根本制约性。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两个必然”就植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在历史中产生的资本主义也必然地在历史中走向灭亡，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指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突出地强调了，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构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整体，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坚信“两个必然”的同时，不能忽视“两个决不会”；在面对“两个决不会”的同时，不能忘记“两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