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书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历史上有很多权臣，他们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们位高权重，他们忠心事国，但由于专权太过，最终不免身败名裂。
商鞅：改革的祭品
商鞅是卫国君主的宗亲，以国为姓，叫卫鞅，又名公孙鞅。后仕于秦，帮助秦孝公推行新法，成为战国中期杰出的改革家，对秦的国富民强作出了巨大贡献，被秦国封为商君。后秦惠文王即位，将其五马分尸，车裂而死。
只要你的法子能使秦国强大起来
战国中期，小国逐渐被大国所吞灭，中华大地形成七雄并立之势。其中秦国称雄西方，齐、楚、魏、赵、燕、韩割据中原。中原诸雄一直视秦国为“西戎”，很少与其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亦不允许秦参加会盟，甚至向秦发动进攻，夺其西河。这种情况，逼迫秦孝公进行改革，以富民强国，向中原扩张势力。于是，他就颁布了一道求贤令：不论国内国外，谁有办法让秦国富强起来，就重用他，封给他土地。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室，文化水平较高，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出侍魏国宰相公孙痤，为中庶子(高级家臣)，管理公族事务。公孙痤知道商鞅志向远大，能干出一番大业，就打算将商鞅推荐给魏惠王。正巧公孙痤病重，魏惠王前来探视，并向他求教：“万一你有不测，该把国事托付给谁呢？”公孙痤就借机进言：“痤之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希望您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魏惠王不置可否。公孙痤又屏退左右，说：“您如果不重用他，便一定将他杀死，别让他跑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点了点头，走了。
魏惠王一走，公孙痤马上叫进商鞅，说：“魏王不肯重用你，一定会杀死你，你快逃走吧！”商鞅不以为然地说：“既然您推荐我的话他不听，您要他杀我的意见他肯定也不听。”公孙痤死后，魏惠王没有杀他，可也没重用他。于是商鞅不得不为自己的仕途进行筹谋了。
西行入秦，商鞅以“霸道”说服了秦孝公，被委以改革大任。
适逢秦孝公下求贤令，重金征召有识之士，这与商鞅建功立业的志向不谋而合，他立即起程奔向秦国。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推荐，商鞅谒见孝公，说了一大套仁义道德、尧舜禹汤这些帝王之学，使身处“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文化背景下的秦孝公听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听到半路竟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埋怨景监：“你怎么把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弄到我这儿来了？”景监也埋怨商鞅：“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商鞅说：“我说的是帝王之学，看来他不能接受。再烦你去替我说一下，我这次去说，保证他喜欢听。”
过了几天，孝公又召见商鞅，商鞅说得仍是滔滔不绝，孝公听得仍是昏昏欲睡，结果仍是孝公怨景监，景监怨商鞅。商鞅说：“我讲的是王者之学，看样子还不对他的胃口。烦你再通报一次，我保证他听得津津有味。”
又过了几天，孝公再次召见。商鞅说：“我上两次说帝王之学，是王道，您不感兴趣，今天我就说说霸道。”孝公点了点头：“倒不是我反对王道，只是实现王道太费劲儿了，得努力奋斗一百多年，至少也得几十年才有些成效，我哪儿等得了呢？你有什么富国强兵的简单法子赶紧说出来吧！”商鞅说：“王道在于顺乎民情，教化人民；霸道则不一定顺着民意，而是让他们改变习气。老百姓习惯了过苦日子，如果叫他们改变一下，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准会反对。如果实行霸道，就得有决心，百姓喜欢的事不一定马上就做，百姓不喜欢的事该做要坚决去做。等到见到成效，百姓得到好处了，他们也就明白过来了。”孝公有了兴趣，插话说：“只要你的法子能使秦国强大起来，我就有法子叫他们服从。”商鞅说：“要想富，就要重视农业；要想强兵，就得奖励将士。有了重赏，百姓就能拼命；有了严惩，百姓就不敢犯法。赏罚分明，朝廷就有了权威，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说得孝公点头称是。商鞅又特别加上了几句话：“不过，要想富国强兵，进行改革，就得信任人，能叫他一心一意去干；要是一听到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不光白费劲，朝廷也没了威望，只能给小人作乱留下机会。您可要拿定主意，下定决心啊！”
正当孝公听得入神之际，商鞅戛然而止，起身告辞。孝公急了：“我正听得起劲，你往下说啊！”商鞅说：“您把我说的这些想好了，三天以后我再来往下说。”
到了第三天，孝公迫不及待地请来了商鞅，商鞅就把自己具体的改革方案一一说给孝公听，君臣一问一答，忘了吃饭、睡觉。
但真正把改革事宜交给贵族大臣讨论的时候，却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商鞅改革的范围涉及秦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目的是建立农本、法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受到最大打击的，是那些一直支配国家政治、经济的卿、大夫等贵族阶级、封建领主。
一天，孝公听取大臣们对改革这件事的看法。商鞅首先就改革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阐释：“做事情要当机立断，否则机会便一纵即逝。改革超越了世俗常规，肯定会受到世人说三道四的。所以在计划实施阶段不必向百姓宣告，只让他们享受成果就行了。不迎合世俗是为大德，不盲从大众是为大功。只要能富国强兵，何必拘泥于以往！只有果断行事，从旧习惯入手改造，人民才能获得利益。”
大臣甘龙驳斥商鞅：“圣人不改变习俗而引导人民，不改变法令而能治好国家。从习惯上引导人民，水到渠成，会取得好的效果；驾轻就熟，更加务实。”
商鞅答辩道：“凡夫俗子依赖习俗，学者只满足于知识，这两种人只知道在官吏的统治下遵守旧有法律，而不知道向前迈出一步。而自古至今，礼与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夏、殷、商三代礼各不同，而终成帝业；春秋五霸方法各异，而均成霸主。任何时代都是智者制定法律，愚者遵循；贤者修正礼节，愚者受它束缚。”
大臣杜挚也坚决反对改革，以为照已有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出差错，如果别出心裁，则有亡国之虞。
商鞅激烈地抨击道：“汤王、武王没有依从古法而成为王者，夏桀、殷纣没有改变古礼而导致亡国。不跟古人学，才当汤、武；墨守成规，必成桀、纣。不能以为违反了习惯就遭到责难，也不能以为遵守了旧礼就得到称誉。”
这次辩论，终于使反对派理屈词穷，使左右为难的孝公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变法加剧了同地主权贵的矛盾
公元前359年，商鞅起草了第一步变法方案，秦孝公命令颁布全国施行。其主要内容是：
设立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法。一家有罪，九家如不举发，连带受罚，处以腰斩；如果告发，给予杀敌人相同的奖赏。这样，使得人民互相监视、告发，以此加强法令的权威。并且施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投宿旅舍，必须带证明凭证；没有凭证，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家庭管理，实施分家居住制度。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必须分家独立，否则课以两倍税金。以此来增加人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奖励军功，按功劳大小决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功劳以获得敌人首级多少为标准，斩一首级为一功，升一级。功劳大的田宅车马、奴婢衣服任其享受；有钱而没有功劳一律不得享受。贵族、宗室也以此论。而私斗者双方都课以刑罚。以此鼓励与敌作战，达到强兵的目的。
奖励耕织。只要谷物与布匹上缴到一定数量，便可免除赋税和劳役，这叫“务本”；凡是经营“末业”做买卖生意，连同妻儿一概没入官府为奴。以此来刺激农业生产。
从此，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秦国成为地主制度的国家。极力反对变法的大夫甘龙、杜挚等人被削职为民，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被处以腰斩、抽筋、下油锅、车裂分尸等酷刑。几年以后，粮食增加了，生活富裕了，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354年，秦发兵攻魏，占领了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打了一个大胜仗，后又夺回西河，逼得魏国求和。魏惠王非常后悔没听取公孙痤的话杀了商鞅。商鞅也因其赫赫大功，被封为商于(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侯，称为商君。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步的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迁都咸阳，大造宫殿，使秦宫焕然一新；将原来的乡、邑、聚等合并为县，全国共设四十余县，每县设令、丞，负责政务，由国王直接任命。中央集权制正式建立。
废止井田制，推行税亩制。旧时为备车战，田间辟有南北、东西通车大道，叫阡、陌，成为“井”字，后因少用兵车而多用步骑，故颁令开垦阡陌，破除以此为标志的封建领主的“封疆”标志和制度，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按亩征税，也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
商鞅仍用严厉手段推行这次改革，据说有一天竟杀了七百多人，将渭河的水都染红了。
但是，这时作为太子的驷也批评起新法来了。商鞅也知道自己终究要在他手下称臣，但他更知道，这是对改革的严峻考验。他以为，国家法令必须人人遵守，才有威望；太子犯法，师傅担当责任。于是，将太子驷的两个老师，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
据说，在变法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曾将一根柱子竖在南门上，然后发出命令：“谁能把这根柱子扛到北门，赏银十两。”围观的人根本不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商鞅一看，没一个去扛的，又加到五十两。人们怂恿一个傻乎乎的人去扛，果然，得到了赏银。从这件事的反面，我们也看出商鞅变法的力度和严刑峻法之烈，也预料到他得罪的人之多，结冤仇之深。“作法自毙”是其必然结局。
人们巴不得您早点死呢
实行变法十多年后，秦国国力大为增强，内政清明，生活安定，逢战必胜。这时的商鞅应该急流勇退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曾骄傲地把自己比作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家臣赵良忠言相劝：“百里奚是秦穆公想尽法子请他出山当国相的，您是厚着脸皮托景监介绍给孝公的；百里奚得到穆公信任后，就积极推荐蹇叔，自己情愿给他当助手，您却独揽大权，从不想办法推荐别人；百里奚当政六七年间，多次平定晋国内乱，中原诸侯个个敬佩，而您则只讲武功，不讲信义，夺了河西；百里奚处处替百姓着想，轻赋减役，不用刑罚，百姓安居乐业，您把百姓当奴隶，用酷刑管制百姓；百里奚生活节俭，外出不用车马、不打伞，您却一出行便几十辆车马，一大队卫士，前呼后拥，吓得百姓躲闪不及。百里奚一死，举国痛悲，如丧考妣；您把太子的师傅割去鼻子、脸上刺字，一天之内杀几百人，上下结怨，谁不恨您？说句不好听的话，人们巴不得您早点死呢！您还不早为自己准备退路，反而被左右小人谄谀逢迎，沾沾自喜，自比五羊皮大夫，我真为您担忧哪！”
面对当头棒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商鞅竟感到不可理解：“我为秦国尽心尽力，人们怎么都怨恨我？”赵良将他“霸道”的血淋淋的实质揭示给他听：“您推行新法有两大毛病。一是只说服了国君，只得到了他一个人的支持，而没有别的人来帮助您，您是一意孤行；二是您虽然是替老百姓打算，但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强制推行，不许百姓替他们自己打算，老百姓就是得到了好处，也照样恨您。自古以来，没有一位圣贤只凭自己的威力而违反百姓的意志取得成功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百姓就是天，违反了百姓意愿，就是违背天意，没有不失败的。您要想有个好结局，摆在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您快点推荐一个替代您执政的人，自己赶快隐居起来，安分守己地耕种几亩田地，或许还能保全您的性命。”
可惜商鞅舍不得锦绣富贵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炙手可热的权势，错过了功成身退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孝公忽然得了一场重病，竟遽然而逝。据《战国策》载，临终前，孝公曾想将君位传给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又错过了一个保命的机会。所以，等待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的，只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他的师傅和那一群反对变法的顽固派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谋叛的罪名，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仓皇失措，如丧家之犬，扮成百姓模样，想逃往魏国。到了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南)，天黑了，他便投店住宿，而店主人非要凭证不可：“商君命令谁敢不遵？我要留您住下，我的脑袋就没了。”他只好连夜奔逃出关，到了魏国。
魏国人恨死他了。这要从他夺西河那一仗说起。他带领秦兵围住西河，魏国大夫公子印对魏惠王说：“我与商鞅是旧交，让我带兵，或许能与他讲和。”于是，公子印带五万大军救援西河。刚到吴城，他就接到商鞅的一封信：“我与公子像亲兄弟，哪能对阵？但国君给我下命令，我总得有个交代。这样吧，您我退兵，到玉泉山订盟约，既避免了百姓战乱之苦，又成全了咱俩的交情。”第三天，两人在玉泉山会面。正在饮酒之际，商鞅背信弃义，叫手下拿住了公子印，押送到了秦国，又叫手下人化装成公子印的模样，骗开魏军营门，奇袭了吴城，逼得魏国只好以让出西河求和。今天，商鞅落难至此，魏人怎肯收留他？
于是，商鞅只好回到他的封地商于。秦惠文王发兵围住商于，将其逮捕，用最残酷的刑罚将他处死，并杀尽他的全家。有的说，他是被五牛分尸的；有的说，他是被五马分尸的；有的说，他是被车裂而死的……
周亚夫：不懂中庸终丧命
做官由不得自己的性子——周亚夫不懂中庸而亡。在朝廷事君，稍有不慎，轻则丧命，重则丧家，甚至有族诛之祸。所以历史上一些能臣，不懂中庸之法，虽然他一心为皇上效力，但由于事君乏术，最后只落得悲惨的下场。
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
周亚夫为人耿直，不懂变通，虽不致使皇帝厌恶，却也并不讨人喜欢。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营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