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拉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灞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建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急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只知谋国，不知谋身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其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王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巧，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高祖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好发火，只能“默然而沮”。
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但还有一个问题，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知道此事后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碴，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犟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晁错：血溅东市的“智囊”
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晁错兼习儒、法和文学，分析问题目光敏锐，见解精辟，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由农家子弟一跃成为太子家中的总管
晁错大约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出生于古城颍川郡，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少年时就曾只身一人饱受风餐露宿之苦，步行几百里到轵县拜著名法学家张恢生为师，随他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后来又研读词章，学习文学。十几年的苦读生涯，不仅培养了他坚强正直、无所畏惧的性格，也使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像申不害、商鞅那样以严刑峻罚来安邦治国，建功立业。后来，他以贤良文学被推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的属官，负责保存文物典籍，研究国家典章制度，记录国家重大事件。就这样，晁错来到都城长安，走上了西汉前期那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
文帝时，由于经历了秦末的大战乱，研习《尚书》的人已经很少。当时只有齐地秦朝遗老伏生通晓《尚书》，他是原来秦朝的博士，这时已经90多岁了，不可能再请他到长安来了。于是晁错就以太常掌故的身份被派往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晁错凭着自己坚实的基础，经过两年苦读，基本掌握了伏生的学说。回朝后，他向文帝上书汇报自己的学习结果，获得文帝赞赏而被升为太子舍人，后又升做门大夫，均是太子属官。不久又升任博士。
大约是在任博士期间，晁错上书给文帝，提出皇太子要通晓“术数”，即治国方略。他说：“君主之所以地位尊贵显耀，可以名扬后世，原因就在于懂得治国方略。君主懂得如何驾驭臣下，群臣就会畏服；懂得如何听取大臣汇报奏事，就不会被欺骗和蒙蔽；懂得如何使万民生活安定并获得实际利益，就可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懂得如何使臣子以忠孝之礼侍奉君父，可以让他们的品行更加完美。以上四点，我认为都应是皇太子抓紧学习的。”文帝阅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就提升他为太子家令，把辅佐太子的重任交给了他。太子家令是太子府中最重要的属官之一，掌管府中庶务，实际上就是太子家中的总管。晁错凭借自己清醒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及广博的学识，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多次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深受文帝和太子的喜爱和信任，称赞他为“智囊”。
向皇帝进言抗击匈奴的策略
文帝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比较谦虚，鼓励进谏。在这种情况下，晁错除了辅佐好太子外，还多次上书，对当时的军国大事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
当时匈奴势力强大，多次骚扰汉朝北方边境，掠夺人口和财产，这种威胁直到文帝时也未因实行和亲而解除。每念及此，文帝总是忧心忡忡，曾经多次让大臣在朝堂上公议，但都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法。晁错认真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西汉前期的实际情况，向文帝进呈了《言兵事疏》，论述了自己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认识到了在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重点论述了地形、士卒训练程度、武器装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武器装备不精良，就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如果士兵未经严格训练，不会打仗，就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如果将领不会用兵，就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如果君主不能知人善任、选拔优秀的将领，那就要葬送整个国家。以上四点都是用兵的关键问题。晁错还分析了匈奴军队与汉朝军队的长处和短处，主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并提出联合其他归顺的少数民族，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与汉军配合抗击匈奴。
文帝对其建议十分赞赏，特地下诏给予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策略，即由政府采取减免赋税、帮助建造房屋、提供农具和种子等优惠政策，招募内地人民移居边疆，选派德才兼备的官员进行管理，实行农耕战守合一，匈奴来犯时，可以组织边民与其作战，匈奴退走，边民即可耕种。他还建议让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的爵位来赎罪。晁错提出的这一系列建议迅速被文帝采纳，对于防止匈奴进犯起了很大作用。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诏令全国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文帝就“直言极谏”等问题提出征询，在参加对策的100多人当中，晁错回答得最好。晁错在对策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矛头直指文帝，他指出：文帝即位已经16年了，可是百姓仍然没有富起来，盗贼没有减少，边境也不安宁，原因就在于皇帝没有能够亲自听取群臣的意见。对此文帝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提升晁错为中大夫，掌谏议顾问。
诸侯王日渐强大，独霸一方，对中央虎视眈眈。晁错为削藩不遗余力，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提出削夺诸侯王封地抑制其势力发展
西汉诸侯王问题由来已久。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以后，又错误地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没有分封子弟为诸侯的缘故。于是，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希望这些同姓诸侯王能够像群星拱卫太阳一样捍卫皇室，保持刘氏江山万古永存。诸侯王拥有很大权力，可以在封国内自行征发兵役徭役、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员。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和近2/3的人口，形成了弱干强枝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