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当空，月光如水。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在一起，饮酒欢歌。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怎会有今天？因此，我对你们感恩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那么好做的，还不如节度使快乐些，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缘由，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天子的位置，谁不想坐？”诸位将领听后大惊失色，慌忙地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不对，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的部下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难道还容许你说不做吗？”将领们听罢，一起跪倒顿首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指示一条明路。”赵匡胤说：“人生就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这样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众将领听罢，明白了皇帝的意图。第二天，他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提请上交兵权。赵匡胤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高兴，立即应允，对他们假作安慰一番，又送给他们每人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只有石守信还暂时兼着侍卫都指挥使，但已没有什么实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军职被解除之后，赵匡胤意识到如果不从军事机构上加以调整，还会有新的军事实力派产生。因此，他着手改组军事机构。北宋初年的禁兵，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军事将领。赵匡胤夺得帝位，就是利用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在众将领提出辞职之后，一些重要的军职也随之撤消了。
到第二年石守信请解军职，赵匡胤又撤消了侍卫都指挥使这一职务。这样，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制度。“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改变了过去一人统领三军的局面。三衙权柄虽重，但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而却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可命令两院，执掌全部兵权。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太祖自任主帅。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两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从制度上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强干弱枝”，是宋太祖治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强干是在兵力部署上，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弱枝”，就是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为了加强禁军的力量，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他亲自检阅军队，骁勇的挑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编制，主要用来容纳那些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老弱禁军，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去其冗弱”之后，禁军需要大量补充，宋太祖命各州长吏从当地挑选骁勇兵卒送到京城来，补充缺额。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车轴身，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挑选一些“样兵”分送各州，后来又改用木棒，拿长短来分别等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
禁军除了在京师宿卫外，还要轮流外出戍守，即所谓“更戍法”。这样做一方面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南北番戍，以劳苦其身，远离其子，使习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就是在一个城中驻扎的部队，宋太祖也十分注意“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驻扎在城东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西仓库去取军粮；驻扎城西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东仓库去领取军粮，城南城北也是这样。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往往要走几十里路。通过这样的长期训练，禁军士兵个个身强体壮。
在全国军队的布防上，宋太祖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时全部兵士有22万，有10多万驻扎京师，10多万分驻扎各道。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外道，防止外道发生兵变。而各道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又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这样“内外相维”，互相牵制。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力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的来源是向民间招募，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由于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采取了以上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骄兵悍将对皇权的颠覆活动。大宋王朝历时几百年，与宋太祖采取的这一套治军方略是分不开的。
“射死我，皇位也轮不到你”
宋太祖刚登基时，随行的仪仗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是皇帝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的公卿百官大多是后周旧臣，他们原本与现在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僚，但现在却跟在他的步辇之后做臣民，心中多少会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有些杂乱。
一次，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有人放冷箭，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折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来射呀。”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也是讲给步辇下面的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听的。
宋太祖捷足先登夺得皇位，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隐患，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罚。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稳定了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了他们对新王朝的逆反心理，使他们能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
这一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后，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减轻了很多，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一段时间他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但他及时克制了自己。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变得清醒起来。
公元961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人听到消息后告诉她，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杜氏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咽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给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
在太后逝世的第二年七月，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命，因为在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经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宋太祖贯彻太后临终遗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他的大臣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后周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削弱相权，频繁调动官员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在对如何驾驭群臣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以巩固皇权。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太祖赵匡胤在削弱相权方面有自己的高招，他设置副宰相削弱宰相职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或商谈国事，太祖都要赐座献茶。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进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使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使主持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在剥夺了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之后，又运用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策略，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专权之事，不可不防。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堵塞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奏言可以直接传达中央。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以示权重于知州。后来有人告诉宋太祖，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太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中，在五代时期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屯兵县里，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意见，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缉拿盗贼、阻止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致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使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官员在一地任职过久，很容易产生官吏利用职权盘踞专擅的弊端。对此，宋太祖采取了“任若不久”的用官原则，规定州县一级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官吏，一律任期三年。限期一满，立即另调他职，不得连任。特别是对于那些执掌司法大权的刑部、大理寺官员，任期要求更严，“期满日便与转官”。这是为防止司法官久任，出现受贿作歹、草菅人命的现象。
宋太祖这一用官原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措施。
以严谨制度巩固统治
赵匡胤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常密派亲信分赴各地，巡缉窥伺各地官吏，制治于未乱之时。赵匡胤是依靠阴谋手段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十分惧怕反对势力也像他一样，秘密积蓄力量，推翻他的统治。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些军人实力派蠢蠢欲动，阴谋颠覆赵宋。为了防患于未然，宋太祖从登基之初，就大量派遣亲信军校，分赴全国各地，窥探有关各地官吏的情报。这种特务活动，曾使得众多官吏胆战心惊。例如驻真定的节度使郭崇，听说赵匡胤做了皇帝，非常愤懑，以致悲伤痛哭，被察探窥知，立即报与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查处，使郭崇未敢轻举妄动。驻在蒲州的杨承信，暗中准备武装暴动，太祖以送生日礼品的名义，派密使前去侦察。杨承信惧怕暴露，未敢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