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在《嘉庆湖贵征苗记》极为赞赏傅鼐的这一见解：同知傅鼐有文武材，知苗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苗弱民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防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其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于终也……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
在这一王朝与苗民的力量博弈中，显然“苗”与“民”成了一组对立面。这正如在《乾隆湖贵征苗记》中魏源所转述的傅鼐平苗之策中言明的话语：“鼐有复总督百龄书，曰：‘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惟剿、抚两端，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催其锋，驾驭以伸其信，雕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穴，扼其吭，夺其恃，歼其强。良莠渐除，良善乃康。’”
从此，这条绵延380里的边墙又重立于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湘西苗民最终被切割包围在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280平方公里范围内。
每至夜间，“数百里柝声相闻”。昔有廪生刘官诩《边墙夜柝》记录了边墙对苗民的震慑作用：“叹边防严密，关墙筑削！迨迨长夜更更柝，敲入苗寨，梦里肝胆都落。……风寒山径，几点篝火闪烁，听声声度岭穿壑。天曙也，报关人方去，眠着，正关外鸡鸣腷膊。”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的描述让我们仿佛见到二十世纪初的边墙：筑城的汉人还把镇筸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筑了许多小的城堡、屯、碉堡、营汛。堡有泥土或石块堆成的围墙，一条贯通全堡的街道，两头都开着堡门，比较大的堡中间有十字街道，有三扇或四扇大门。屯建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只有一百英尺宽，三百英尺长，能住几十个士兵，加上一些牲口、粮草。屯也有石头砖块筑成的五英尺高的墙，上面开有雉堞、枪眼。更小的防御工事按固定距离筑在小山顶和大路上，只有一般房子大，但是周围兴起给驻军居住的村子，直到二十世纪还保持在原地……
除了修筑碉卡将“生苗”隔离外，清政府还在苗区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屯防”制度，在湘西苗族地区建堡、均田、屯丁，藉以统治苗族，削弱其力量。
为了养活八千练勇，或说借练勇为名，广纳军粮充实国库，进而达到削弱苗疆势力的目的，傅鼐趁苗民起义失败之机，广占苗民良田，归屯兵所有，史称“屯田”。傅鼐“屯田”的具体措施，就是把原苗民起义的大小头目和积极参加过苗民起义的苗族农民的田地（含有少量支持或参加过起义的汉族、土家族农民，即“土民”的田地），统统划为“叛田”；
将起义时苗民夺回的满汉地主、商贾曾侵占原苗疆田亩划为“占田”；将因苗民起义杀毙或逃亡的汉族地主侵占的、然后又租佃给苗民耕种的田亩划为“官赎田”；将苗汉相争、业主不明的“插花地”之田亩划为“官垦田”；同时，还“劝说”苗族中叛变投降的地主献出田亩，叫“苗献田”。傅鼐把以上各种田一律没收为“公”，统称“均田”，共一十三万千零六十四亩六分。
其中，将一部分作为补充地方官员俸禄和公务支用，叫“官府田”；其余全部留为供养专伺职业屯兵的军费开支，叫做“屯田”。如此可为国库“省帑项以钜万计”，同时，傅鼐还“收恤流民十万余户”，每户以四人口、每人以田一亩计算，又侵占苗疆田土四十余万亩。湘西地区的“屯租”一项，自此后延续了140多年，直到1936年“苗民革屯抗日”之后才终止。
苗民的中坚力量一直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试图坚守被中央王朝纳入版图前“既不纳粮当差，也不输赋供役，在内部有贫富无贵贱，有强弱无贵贱，有众寡无贵贱”的“有尊严的”生活状态，拒不接受王朝的“规训”，不认可其“王化”。大清帝国体系因此不把湘西苗民当成“子民”，使用的策略一直是“征剿”与“蚕食”，二者之间的压迫与反抗导致冲突迭起。湘西苗民由此处于大清帝国体系和“客民”的对立面，对他们的戒备与敌视占据了主流。焦虑与恐惧以无法估量的规模和速度占据了苗民的生存空间，导致了其典型的精神特质——偏执性惧感的产生。
沈从文在其《苗民问题》一文中，沉重地分析道：我们应当知道，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被歧视也极自然，它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统掐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一是缺少认识，负责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既从不作过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从不作过历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凭一群毫无知识诈伪贪污的小官小吏来到湘西所得的印象，决定所谓应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认识既差，结果是政策一时小有成功。地方几乎整个糜烂。这件事现在说来，业已成为过去了。未来呢，湘西必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领导者又乐于将责任与湘西优秀分子共同担负，且更希望外来知识分子帮忙，把这个地方弄得更好一点，方能够有个转机。
对整个问题，虽千头万绪，无从谈起；对苗民问题，来到这十三县做官的，不问外来人或本地人，必须放弃两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
教育、经济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在可能情形下，应奖励客苗互通婚姻。能够这样，湘西苗民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至于当前的安定，一个想到湘西来的人，除了做汉奸，贩毒品，以及还怀着荒唐妄想，预备来湘西搜刮剥削的无赖汉，这三种人不受欢迎，此外战区逃来的临时寄居者，拟来投资的任何正当商人，分发到后方的一切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孺，来到湘西，都必然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帮助，不至于发生不应当有的困难。湘西人欢喜朋友，知道尊重知识，需要人来开发地面，征服地面，与组织大众，教育群众。凡是来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点时间先认识湘西，了解湘西，对于湘西的一切，就会用另外看法，不至于是先入为主感觉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痒者惟以湘西为匪区，作匪又认为苗人最多，最残忍，这即或不是一种有意诬蔑，还是一种误解。殊不知一省削治若领导得人，当权者稍有知识和良心，不至于过分勒索苛刻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
四、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
历史的齿轮滑过苦难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苗区之外，“国民”取代了“子民”，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情况反倒更为恶劣了。
1912年，湘西光复运动在略有反复之后，革命最终成功，清朝统治者被赶走。然而湘西地区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化：田地租税，官兵饷粮，依旧按照清朝惯例收发；直至1936年上半年“苗民革屯”以前，屯田军官的官衔依旧沿用清朝颁授。清末改制，废除绿营军另组新军的改革还未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推翻，于是清朝镇守镇筸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早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后来参加过南京起义的苗族田应诏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兼任“辰沅道尹”，治理湘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镇筸镇守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依照半新半旧的政治模式治理苗疆一切事务。其后相继崛起的田应诏、张学济、陈渠珍等地方军政势力，直接影响到湘西社会后来30年的兴衰荣枯。
然而这一切政治烟云，对于地处腊尔山台地的山江苗族来说，要么是与己无关，要么是再一次伤心裂肺的被追赶、捉拿与剿杀。辛亥革命后不久，凤凰初次发起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苗民遭受了一如既往的“非子民”待遇。在清朝官吏们的眼里，湘西光复运动只是“苗人造反”——苗族不服王化的历史延续。沈从文在他的《从文自传》里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录：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妥要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三十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方渐渐减少下来……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
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得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即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四乡的农民，即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就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该死的自己向左走去，应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该死的谁都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腊尔山台地苗族在舔吸自己受创的伤口之余，除了一如既往地与艰难的地理条件抗争、辛勤劳作负担屯租以求生存外，还将自己隐藏得更深，更加注重自保，对外界和政府更为惧怕，对外族人也更为疑惧和不信任。
20世纪30年代，湘西的苗族被迫于内焦外困和生活的重压，重新举起了义旗。1934年，湘西连续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由于近两年湘西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诈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采取软硬兼施，被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所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几方凑合，大家有了一席长谈。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9月至10月，新六军两个师（即龙云飞的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响应上级布置，驻守湘潭、株州，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协助取得长沙会战（始称“湘北大捷”）的胜利。
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独霸一方的军阀“湘西王”陈渠珍不许。
1936年初，凤凰苗族头领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与花垣苗族一起发动苗民起义，要求“废屯归民”，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相继围攻永绥（今花垣）、凤凰、保靖等县。“七·七”事变后，运动又同抗日结合起来，组成“湘黔川苗民革屯抗日救国军”，提出“革屯抗日”等口号。
起义伊始，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控的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从而一箭双雕。
1936年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了打击陈渠珍的势力，也派六十二师旅长张悫忠驻凤凰，以“清匪”、“挤枪”为名，滥杀无辜，陈渠珍的旧部多被株连。1936年8月，在龙云飞的周密部署下，苗族起义军攻陷乾城。蒋介石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同年11月，撤销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湘西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状态。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渠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从此后湘西结束了自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