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段文本，折射出弱势民族面对强权和强势民族时自我认同的两难处境和认同危机。在代表“汉人文明”的“官府”与“民籍”突兀地逼近“苗人”面前并让其无法回避时，“苗人”必须确定他们在这个不能回避的场景中的不同立场：要么继续忍受压迫、辗转逃避、躲藏，偶尔加之以反抗并付出诸如“生命”一类的沉重代价；要么出于改善生存状况的策略和对汉文化（优势文化）的仰慕，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产生自卑感直至完全放弃，转入“民籍”。被称之为“苗奸”的这后一部分人，往往生活在“苗”、“汉”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改变得了身份却改不了自己的出身，为了牟利或者取悦于“官府”，会一马当先地充当打手，侵占苗族村寨和苗民的利益。“入了民籍”或者说“归化”了的苗人，比汉人更瞧不起自己的民族同胞，同时也受到唾弃。他们的后代，几世过后就会完全忘记自己的苗族身份，其民族身份认同完全改变。
以上叙述中还体现出山江苗族对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两层认同，与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是不相矛盾的，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中国共产党对山江苗族的切身利益的帮助（比如：每家分到了田产）；民族平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正契合了费孝通先生所开创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
不可否认，在苗民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刻刻都有着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安定时期，“苗人”和“客民”是彼此相安的，虽然内心彼此都很明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所导致的、隐忍着的“客民”对“苗人”的歧视情感、“苗人”对“客民”的抵触情绪。但是一旦矛盾激化，如上述“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修筑军事碉堡，采用“筑墙固边”围困封锁的方式将“苗”、“民”隔离，并禁令苗汉通婚与交往时，苗民的民族意识毫无疑问被大大加强了。在“求同”与“辨异”的过程中，其民族认同也更为固化。“苗”与“民”的对立使腊尔山台地的苗族产生了一种更强的“群体归属感”和排外情绪。
一位在基层政府任职的苗族知识分子，曾有一回深有感慨地对我说：其实我们苗族这个群体，从来就处在分化的过程中。在过去，一部分稍微有点能力有点门路的苗族人，一有机会，马上会设法脱离这个苗人身份，变成汉人。一部分人总是处于反抗中，竭力想通过武力去抗争，所以也敢于成匪。这两种人都只占少数。而大多数的苗族人都十分本分老实，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对待不公正的事情总是采用躲和逃的策略，终日处于恐惧之中。
现在的情形其实也是这样：一部分人读书有了出息，到大城市里找了份工作安了家，总是对自己的苗族身份躲躲藏藏的，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苗族人；一部分人赤手空拳、腹内空空跑到城市里去打工，生活不下去了就去偷、去抢，在外面结成匪帮谋生。这两年法制严些了，这种状况才少了些。
更多的苗族人都非常聪明，任劳任怨又能吃苦，他们现在需要社会给予他们一些机会去发展自己。
这位苗族知识分子在此提出了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1）汉民族的构成和发展吸纳了各种民族成分，正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在认识上，人们倾向于将“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分为二，如所叙述文本中的苗人/汉人二元的转化区分。这种做法与表述方式，可能与人类认识深层的“两元对立”的意识结构有关。这不仅反映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上，同时也成为被国人社会心理乐于接受的“话语”和“集体意识”。
（3）中国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具有其特殊性，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于各族群各有其文化，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只能在特定的文化中习得其认识方式，而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因而有其局限性。
当文化作为彼此认知的媒介时，势必会造成双向的误解。权力纬度的进入使得这种曲解加剧。对于一部分苗族而言，因为认同了出于强势地位的汉文化的逻辑和评判标准，少数族裔的身份就变成了避之不及的一种耻辱，因而一旦有任何机会，便会设法与这一身份划清界限。
山江苗族过去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对外界的隔膜，在一位退休在家的72岁老人的话语中也深有体现：我退休前在腊尔山当过副书记，后来还在（山江）区委做书记工作。我们这里解放，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属虎那一年的五月（我马上让老人家停下来换算了一下，指的是1950年）。解放时，我们根本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国民党造谣说，谁家有姑娘的得赶快放（指“嫁出去”），小伙子要赶快娶。老人家都会被活埋掉，搞得我们人心惶惶的。有天早上我们在家里听到有三处枪声，那是捉我们这里的那个大土匪的。解放军一围剿，土匪没有做任何抵抗就弃阵逃跑了。我们也很害怕解放军，也赶快跑。当时解放军误伤了一个和土匪一起逃跑的老百姓。解放军赶走土匪后，在逃跑了的老百姓家里做了饭菜，吃完后收拾干净还留下了大洋，之后当天就回去了。
当时我们实在是穷。没有鞋子穿，一年到头吃不饱饭。
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根本就不敢有什么理想。第二天共产党通知我去一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坏事情，嘀咕了大半天还是去了。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吃饭，也喊我吃，说吃完以后再谈工作。那顿饭有点肉菜，还是白米饭！那时候我想，到底吃不吃呢？哎，还是吃饱了再说，万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哪怕是作个饱死鬼，也比作个饿死鬼强啊。吃了那顿饭，他们又给了我一双鞋子。后来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被封锁和征剿以及与外界隔离的岁月里，山江苗族社区内部产生并固化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应对艰难生活和外界侵犯的文化样式。首先，人们拥有了一套独特的民族传统生存技能和教育方式。人们通过“拜师傅”、“学堂子”，从艺人那里学会武功、巫术、草药以及手工业。习武对于山江苗族的生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苗乡谚语有云：“养儿不读书，犁耙工夫就是字；养儿不学武，一辈子受欺负。”农业知识、气象、天文、历法知识的获得则来自于父母和村寨的长老。苗歌、理辞、故事、行为法规的教习多得益于村寨社会活动。其次，社区内部以村寨或几个寨子的联合体为单位，依靠“合款”所制定的款规来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秩序。这些习惯法规有“草标封山”、“合款护秋收”、“理师调解”、“饮血息讼”等等。
有形的边墙在新的时代里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南方长城”，然而边墙的影子和它所负载的记忆却已经内化到了山江苗族的文化和心理中，并从他们自尊然而清贫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所居寨子的修建、对巫蛊的特别崇奉和性格上对外界的敏感和惧感中表现出来。
基于民族和地域区分产生的民众关系十分微妙。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城里人”对“乡下人”（这里指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下的苗族）的歧视在潜意识里还依然存在，苗族人自然也有回报他们所受侮辱的方式，过去用拳头，现在改用民族语言暗地里辱骂或“使坏”，因为大部分他族人不懂得苗语，语言的障蔽作用使得这种行为格外让他们得到满足。另外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住在乡下的苗族人进凤凰城中拒绝使用属西南官话的凤凰方言，他们使用苗语。当言语不通无法进行沟通时，年轻人会马上改用十分标准的普通话与对方进行交流；老年人则更乐于参加四乡苗寨的赶场。
在日常交流时，强势民族会有意无意中带出“苗子”、“苗婆”等侮辱和伤害弱小民族情感的词语来。据说“苗子”、“苗婆”这两个词语几乎是所有还没有完全汉化、残留了哪怕是一丁点儿民族情感的苗族人最听不下的、认为是最具污辱性的称呼，过去为了这些词语有人付出生命和一生自由的代价——骂“苗子”的人被打死，打人的人被政府判刑坐了牢。无意识的语言也能影响思维，这是萨皮尔－沃尔夫（Sapir-Whorf）假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何况说者或许无意，听者未必无心。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偶尔听到有他族人带出“苗子”、“苗婆”的字眼来，我心中总是胆战心惊，怕又会出什么事情。奇怪的是，没有人动拳头。“随他们去。”——我的访谈者一边这么回答，脸上却明白地写着伤心二字。这种不被言明的歧视气氛使得一些苗族人一旦进城工作就马上不再让儿女填报苗族身份，虽然这一点或许也和苗族个体的感受敏感度有关，但多少也体现出一种自卑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