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文化在等级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以一种貌似平等的选择方式生产与再生产着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学校已演变成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场域。布迪厄指出，文化再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文凭的授予，即学校通过颁发各种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的方式来维护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权阶级的继承人既不能援引血统权利，也不能援引天生的权利，更无法援引用来证明自己业绩说明自己成就的艰苦奋斗美德，因此必须求助于既可证明他们的天资又可证明他们的成绩的文凭。而另一方面，学校则将由家庭出身所决定的、绝非平等的各种才能视为一种“天赋”，并通过授予自称公平的各种资格证书将这种实际的不平等转换成一种法律上的不平等，将经济和社会的差距转换成实质性差异并使文化遗产（精英的惯习）的继承得以正当化。以揭示教育不平等为主旨的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议，但同时也以一种最富启发性的方式对国内外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也有更多的学者并不在布迪厄的意义上运用“文化再生产”概念，而是使用“再生产”的原初形式即“最初的要素在体系运行中的持久性”，同时结合文化变迁中人的主体性特点，指涉文化的拥有者将文化转化成一种资源，对之主动加以改造以适应环境。麻国庆指出：现代社会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常常被来自国家和民间权威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
也有学者认为，布迪厄提出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指的是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因此，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现象，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在本项研究中，我将沿用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再生产”概念，分析解读旅游切入社区后，山江苗族对巫蛊等惧感文化进行抽离处置的过程。
（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核心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以往社会学研究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首先，它在认识论上拒斥二元对立，进而提倡关系主义的方法论，观念上实现了从超验的科学理性观念到历史主义的科学理性观的转变；其次，思维方式的更新表现为概念如从结构到场域、从规范与规则到策略与惯习、从利益和理性到幻想和实践感、从语言与文化到符号权力等。
布迪厄所说的实践具有几个重要特征，即紧迫性、经济必须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体性。惯习则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
惯习和场域，“肉体构成的历史和物构成的历史”一起，构成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克服唯智主义弊端的核心概念，相对于场域的“内在性的外在化”，惯习则是“外在性的内在化”。惯习作为主观的结构，布迪厄强调其生成性和历史性，这个结构首先通过我们的原初经验，然后通过社会生活建构起来。
惯习与场域解释了社会结构生成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正是通过资本作为媒介而得以完成的，因此资本也是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资本的概念继承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资本概念，但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之拓展与类型化。布迪厄首先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基本形式。后来他又增加了“符号资本”这一类型，并认为“符号资本”体现了前三类资本的认同，是资本竞争与争夺的最终形式。
经济资本是经济学通常理解的资本类型，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
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所体现的经济理性（经济利益）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适原则，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理性的惯习也必须借助一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才能够形成。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的学术研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文化资本就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且这种转化可以借助教育体制，例如毕业证书、资格证书等，而予以制度化。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顽固，并且存在三种形态：身体化形态、客体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和附着于此关系网络上的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该资源为此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集体拥有，成为大家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多少既取决于关系网络中人数的多少，也取决于个人占有资本的数量和性质。因此，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就意味着人们不断地交往和交换，促成资本的积累以维持或者改变自己在特定空间中的位置。他们的交往行动并不一定由经济理性的支配，而是受场域中所在位置条件的约束，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生成的惯习所决定的。
在分化的社会中，各种资本在不同的场域中被投入、交换和竞争，这样，社会空间的表象就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经济资本那样，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元维度的。社会空间由多元的自治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规定着自己的特殊支配模式。而资本争夺的最终场所则是权力的场域，在这个权力场域中，符号资本（或象征资本）才是资本的最高形式。
符号资本的提出，开拓了社会秩序的象征维度。
（三）人类学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旅游所引起的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其中70年代的研究以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意识到复杂的社会情况，摈弃了这种以单一思维方式进行的简单价值判断，同时越来越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影响，并把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动。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由于目的地社会的文化变迁与价值观念有关，定性和主观的成分居多，所以旅游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比经济影响更难以判断。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个体的交往无法在短时期内使目的地文化“濡化”。尽管拥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种族、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观光、参与和体验“异文化”，在与当地社会和民众的接触、交流和互动中，会使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到目的地人民的原有观念。同时由于旅游场景中经济链引起的连锁反应，当地居民的消费心理、消费模式甚至消费结构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但是只有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受到影响的人群大到一定程度时，当地社会群体的社会文化变迁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即便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某一旅游社区确实发生，我们也难以辨别旅游是否是这种变迁的主导因素。如何分辨现代化和旅游业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曾经是旅游人类学家们所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后续的研究对旅游与现代化两者造成文化涵化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评判，普遍认为“旅游业不是导致大多数社会的文化发生变迁的主要因素”。
“文化变迁以现代化的形式，大大损害了贫穷、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这种情况不但正在发生，而且正在加速。”
因此，我们不可以高估了旅游业对东道主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旅游业只是为现代化的实践、物质化和发明的实践这一经济和社会的活动提供了机遇，它只是目的地社会的一种发展形式，是目的地文化涵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到底是好还是坏，人们往往难以一言以蔽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对旅游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如：游客的到来刺激了当地传统艺术、手工艺品等的复兴；旅游的收益可以改善当地自然环境、生活设施、交通条件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旅游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增强东道主地区对自己地方文化知识的自我认同程度，进而“创造和再造出地方感、历史、文化和所有权”。还有学者提出，旅游业可能会有“选择性地强化地方传统和社会”。总的来说，学界大致形成了以下普遍观点：旅游应该可以与保护互相作用、共同得益，它们是互相依赖的，双方都能从紧密、有效的合作中得益。
但旅游人类学“影响研究”的大多数早期成果在其描述性的记述中倾向于认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是负面的。他们认为，“作为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业”使当地经济严重依赖外来投资者，收入也大部分流入他们手中，因而外来人员对当地的控制权越来越大；旅游使东道主地区环境恶化；提高当地特权人物的地位，强化了陈规、使内部分化加剧；
目的地人们的公众生活受到破坏；在“游客、东道主”关系的互动中，“被太阳晒黑的文化破坏者”搜刮着决心为其提供新式娱乐的土地，满足于在相对匮乏者面前大手大脚地消费；
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可乐化”现象，促成独特文化的加速消失与全球文化的同一化；许多民族旅游地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会丧失其吸引游客的“独特性”而与周围的主流文化趋同；由于当地人学会了“在牲口栏边”出售自己的文化，并将他们自己变成风俗离奇的怪异的异乡人，因而当地的生活方式也“玩意儿化了”。
依据科恩、加法里等学者的区分和梳理，旅游业可能会给目的地社会带来如下的社会文化变迁：示范作用，社会分层和社会化，自豪感，文化复兴，排外情绪等。
为了阐明旅游如何带来了文化变迁，人类学者使用了许多概念如“示范影响”，“文化的商品化”，“文化涵化”、“内化”、“社会冲突”、“文化适应”、“碎片化”、“文化复兴”等应用于旅游影响研究。
这些概念中，对“文化的商品化”这一议题讨论得最多，并由此引发出文化本真性的探讨。“文化的商品化”是指由于旅游使目的地社会关系深受市场交换规则的影响，目的地一切吸引游客的文化事项都可以被标上价格，在市场上买卖。为了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满足其期望，当地政府和人们会对地方文化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使其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商品，文化因此也失去其内涵。一方面，旅行者被认为只是期望从当地文化发现“舞台上的真实”；
另一方面，旅行者“从远方来感受变化”，却发现那里已经被改造得适合家乡的口味。
然而，在以关注文化接触和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为业的人类学工作者看来，人类社会内部的文化变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任何社会没有构想新观念，并改变现存外围方式的能力，它就不能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