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方案，所追求的目标，都说明他是一个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总统。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逆者”，对苏维埃制度、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任，以快速建立新制度的法统为选择。在实践上他所仿效的是西方发展模式，为此竭力培植私有者阶层，巩固新生的“民主派”政权。这种激进的选择一方面加剧了社会政治斗争，使他深陷党派斗争的旋涡，从而模糊了作为总统的全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彻底否定过去的选择最终使他保住了权力，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对苏联时期的停滞和危机记忆犹新。从这一点来看，与所有政治领袖人物一样，叶利钦的错误和正确是并存的，他的目标符合社会主流意识，但也正是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彻底否定过去的极端性质，把他推向以政治为中心的激进变革道路，成为为社会一部分人利益服务的总统。
（2）从所选择的改革方式和手段上看，叶利钦是一个“革命式”的总统。由于叶利钦事实上的党派总统身份，以及他的政治思维的极端性质，使得他所坚持的“改革”战略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激烈冲突，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方式推进“改革”方针。但是，这种“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式不能不加剧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大分化，以致他在随后的进程中往往得不到多数党派和议会多数的支持，这使得他越来越多地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激进的方式迅速贯彻各项改革政策，并通过不断改组政府来“校正”
方向，使之不偏离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
（3）从领导和统治方式上看，叶利钦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叶利钦虽然是俄罗斯“民主派”的领袖，但在国家政治决策甚至管理方面并没有被“民主”束缚住手脚。新俄罗斯初期，当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对总统、政府形成掣肘时，他感觉到当初夺取政权时的民主口号无助于高层决策和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依靠他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依靠他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于1993年10月一举摧毁了残存的苏维埃制度，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总统集权体制，为他后来的政治作为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后来的执政年月里，叶利钦致力于加强国家最高权力，以政权的力量统一全民意志，尽管有时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会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无损于他统治的大局。
叶利钦所以能够屹立于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巅峰长达八年而不倒，下列因素的综合效应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看，叶利钦时代正是俄罗斯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探索时期，“叶利钦现象”实际反映了民族发展探索期中所固有的彷徨。经过了70多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之后，俄罗斯开始重新寻找民族振兴的道路，但道路何在呢？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的回答。俄罗斯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一夜间告别了过去，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他们向往西方，却不知道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作为这一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必然要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和设计来建设未来，全盘仿效西方模式是他的选择。尽管叶利钦在政策选择上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在是继续前进或是向后倒退的问题上，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仍然选择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利钦的悲剧实质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对于一个处于探索期的民族来说，产生叶利钦这样一位充满错误和矛盾的领袖人物，恰好表现出身处探索期的民族的不成熟性。
第二，从民意的角度看，有利于叶利钦的社会主流意识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取得对苏共的胜利，所依赖的不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主要靠的是社会主流意识的支持。随着转轨代价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这条发展道路产生怀疑，社会主流意识开始分化。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政治逆转，叶利钦始终能够处于主动地位并控制着全局，一方面是1993年俄罗斯宪法起到了保持政权结构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使多数人转变立场、引至革命的程度。
第三，从政治力量对比的层面看，除左派共产党人外，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叶利钦。激进社会变革使社会分化，进而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社会集团，大批陷入贫困的居民集合在了左派共产党人周围，使俄共成为惟一能够对叶利钦发起挑战的政治力量。但是，俄共并没有提出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是缅怀过去，力图恢复传统制度。其他政治力量则因种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他们对叶利钦的改革政策虽有非议，但不足以构成对他的挑战。当着大选来临叶利钦同俄共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拼杀的时候，即当着俄罗斯社会仅仅面临着是继续建立新制度还是恢复旧制度这两种选择的时候，这些政治力量以及社会多数人被迫团结在了叶利钦周围，从而保证了叶利钦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左派共产党人为叶利钦“帮了大忙”，它使社会多数人除了叶利钦外别无选择。因此，在没有一种新的为社会多数人普遍认同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叶利钦的条件下，“叶利钦现象”的发生和延续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看，新生的既得利益者阶层为叶利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与俄共的斗争中，叶利钦在国内得到了国家行政系统、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和各类社会团体的支持，在国外得到了西方的援助。其中，最有力的支持来自新生的私有者阶层。“金融巨头们一个个来到我们的竞选班子。他们也‘投身其中’，分别从组织上、精神上或财力上给予支持”。正是靠金融巨头们的支持，叶利钦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工具。“无条件支持叶利钦的传媒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对久加诺夫竞选的内容以及叶利钦健康情况等潜在的危机情况作了彻头彻尾的歪曲”。俄罗斯的私有者阶层从整体上看自私、贪婪和狭隘，尚不足以凝聚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却拥有在民主制条件下赢得选举所必备的“助产”手段——金钱，可以藉此推举自己的政治代表。靠着“金融寡头”
的金钱，靠着在激进改革过程中捞取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支持，靠着惧怕社会倒退的民意，叶利钦最终取得了对俄共的胜利。
“叶利钦现象”既然是俄罗斯民族一定发展阶段必然的产物，那么，它所代表的种种问题和错误也就是俄罗斯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四、社会发展与历史继承
普京把新俄罗斯过去的十年概括为“革命的十年”。叶利钦时代不是建设的时代，而是用“革命”手段完成新旧制度转换的时代，因此说他执政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叶利钦的“革命”以否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共主义”为指导，是要在彻底砸烂旧制度的基础上迅速建立新制度，并确立其法统。由于这一“革命”对历史的态度不是扬弃，而是全盘否定，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就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新制度建设与其母体的关系
新制度毫无疑问应当来源于对旧制度的否定，这种否定首先应当是客观的否定。新制度所以会产生（不论是以暴力的方式产生或是以和平的方式产生），根本的原因在于旧制度已容纳不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进而引起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性改造。换句话说，新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因素首先需要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这构成了历史的衔接。例如，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否定，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发育成熟，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第三等级”已日渐壮大，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又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已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在客观上产生了社会从整体上对社会化大生产进行调控的需要。
俄罗斯的社会转轨走的却是一条特殊道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导致了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由于缺乏先例，他们没有意识到，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外，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这种全盘否定由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被固定化，进而引发他们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复归。从一个方面看，俄罗斯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生产方式的否定，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对另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否定。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复归的运动——“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却是在市场经济因素尚不存在（更不用说已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这一复归运动从一开始便脱离了历史给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脱离了国情。俄罗斯道路的全部特殊性即在于此，它走的是先政治、后经济的发展道路，因而是一条超出社会发展自然法则的特殊道路。历史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早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人便仿效西方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却不存在这种西方式宪政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产生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非一致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解读俄罗斯的变化时特别强调社会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面对依然强大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新的上层建筑结构尤其是政权结构是不稳定的。苏联解体后，执政的“民主派”迅即推行“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试图一举打碎社会传统结构，实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快速过渡，同时借以弥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概言之，俄罗斯是靠上层建筑的力量（政权的力量）来构建原本不存在的经济基础。这是一种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颠倒，政治权力因素在整个社会转轨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也是我们把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界定为“以政治为中心的激进变革道路”的主要依据。后来的事实证明，砸烂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并没有也不可能迅速形成市场经济因素和要素，后者的发育与成熟仍需要较长的时间。正因为旧结构的砸烂不等于新结构的建立，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只能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崩溃和长期衰退。与经济退步成正比，或者说与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时间成正比，俄罗斯社会同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权力纷争。
我们的看法是：俄罗斯的社会转轨以对其历史的全盘否定为出发点，由于新制度的经济因素并没有在旧制度的母体中孕育成熟，这种否定不能不与它所继承的国情发生巨大冲突；俄罗斯走的是一条非自然的、超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所暴露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割断历史、违反国情这一点上找到根源。
（二）“相对集权”与“赶超经济”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并不能纠正对社会主义的扭曲，只能是否定社会主义合理的精髓，如社会公正、平等、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人对国有资产的共同占有和监督权，等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去一一列举，这里仅以“反对极权”为例。“反对极权”是俄罗斯“民主派”反对社会主义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蛊惑人心的口号。在1996年大选叶利钦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激烈竞争的时刻，“民主派”把这一竞争说成是“民主”与“极权”的较量并大肆宣扬，最终所谓“民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后遗症仍然对俄共的命运有着严重影响。苏联模式的权主义对民主和人权的压制、对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排斥、对特权阶层的形成以致对社会公正的影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心理惧怕，这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进而再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人性得到解放、民主逐渐发扬的过程。因此，民主相对于极权无疑是一种进步。苏联式极权主义显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这一进步趋势。
但是，民主的发展是需要条件的，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不具备条件的民主制反而会对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去谈。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是可以因条件而相互转化的。但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发展的利益显然高于民主的利益，相对于前者民主只能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因此民主是手段。同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政治集权也是手段。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要实现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一定的集权尤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