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问题正在于此。激进变革的失败使社会陷入混乱，经济的大滑坡使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其中有近5000万人口沦入贫困，社会绝大多数人尝到的只是变革所带来的苦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很难形成对这种制度变革的普遍认同，其结果就是社会意识分化和社会对抗加剧。由此便产生了社会制度变革超前、社会意识滞后的问题。
社会各阶层和各集团强调和捍卫自身的利益是民主制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民主制只能在此基础上寻求利益的平衡，它不以改造社会意识为己任，社会意识的改变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民主制条件下大多数人的意志主要通过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全民公决的方式进行表达，政治家为了赢得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取悦于选民，尊重选民意志的反面是同时要迎合甚至利用某些落后的或者是社会集团的狭隘意识。这些都会加重社会意识的滞后。在俄罗斯条件下，激进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意识滞后问题从两个方面对社会发生着影响。一是对社会政治斗争的影响。激进变革的失败和相当多的人口沦入贫困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的怀旧情绪，这是俄共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恢复元气、迅速崛起、成为社会举足轻重政治力量的根本原因。正是凭借贫困人口的支持，在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中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向叶利钦政权发起强有力挑战。直到今天俄共仍是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其社会支持率始终稳定在35％左右。这种社会分裂和对抗是激进变革失败、社会变革与社会意识相互脱节的必然结果，其进一步后果就是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动荡。
二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在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些落后的民族意识经常被政客用作煽动民众的武器，这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是排外心理、就是对外国投资的惧怕、就是经济的封闭导致技术和经济的整体性落后。又如，尽管已经搞了十年的市场经济，但时至今日俄罗斯人的制度规则、工作方式和效率、服务意识、对政府的依赖、吃社会福利“大锅饭”的思想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俄罗斯民主制条件下，民意所反映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的激进变革发展道路，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制于社会意识；激进变革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意识滞后现象；当着社会意识大大落后于社会变革时，这种变革就会因社会意识分化和社会对抗加剧而发生混乱。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不是社会意识决定论者，俄罗斯的“反共主义”
社会主流意识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危机，同样，俄罗斯社会意识的滞后产生于激进变革的失败，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我们的看法是：社会变革应与社会意识的变化相一致，而社会意识的变化又必须与人们的物质利益相统一；俄罗斯的实例证明，激进变革的失败必然引起社会性的怀旧情绪和社会意识的滞后；社会制度性变革与社会意识滞后的矛盾是造成俄罗斯社会政治动荡和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主流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
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革命性社会变革都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属于社会先进阶层，它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的思想代表；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是无产阶级革命，若要取得胜利，都必须在知识阶层中寻找自己的思想代表和领袖人物，并需要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知识分子阶层的先进性由其特性所决定：其一，知识分子因其拥有知识而富有想像力和思想创造力，他们善于批判，具有强烈的探索进取精神；其二，思想成果（不论是意识形态的或是科学技术的）被知识分子视为自身最大的价值实现，其意义高于金钱和其他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其三，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对真理的追求导致其天然地倾向于民主，拒绝接受特别是思想束缚，任何禁锢思想的极权主义统治都与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格格不入。
知识分子阶层也有其固有的弱点：其一，批判、探索和民主天性决定了这个阶层的松散性质，它因思想争鸣而缺乏内部凝聚力，因而难以独自承担社会革命的重任，总是要附属于社会的某一或某些阶级才能发挥其推动社会革命性变革的作用；其二，脱离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脱离体力劳动者阶层，使许多知识分子怀有歧视体力劳动、歧视体力劳动者的心理；三，因此，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清高、傲慢和自负，很容易脱离群众，他们的许多思想往往不切实际。知识阶层的思想一旦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需要，不仅不会推动社会进步，反而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当着知识阶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陷入混乱和迷茫时，社会发展也就失去了思想指引，也会同时陷入混乱和迷茫。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具探索精神和叛逆精神的知识队伍之一，这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受极权主义统治、缺少民主有很大关系。“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个性的第一次历史性昭彰，它充分说明了这个阶层特立独行、自我牺牲的精神。俄罗斯知识阶层富有探索进取精神，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孟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都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生动、极其浓重的一笔，其中的列宁主义直到今天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统治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性受到扼杀，其民主天性受到抑制，其思想火花被淹灭，但是这个阶层的探索、叛逆和牺牲精神仍旧顽强地表现出来，形成了其他同类型社会所罕见的队伍日渐庞大的“持不同政见者”。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苦的，一方面他们身受欧洲先进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支，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又是俄国落后的国情，农民和文盲占大多数导致俄罗斯文化的整体性落后。只是到了苏联时期，随着全民教育和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知识阶层的影响力才日渐强大。当苏联改革来临时，“公开性”和“民主化”使知识分子民主天性得以释放。
而这种天性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冲破一二百年的历史压抑，猛烈地爆发出来，形成对历史上各种极权主义的总清算。
由于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的孤立群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论在苏联剧变或是在俄罗斯十年的发展进程中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与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抗争中，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出于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从西方的民主制中汲取养料，提出了对苏联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种种方案，而他们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造方案则显苍白，只是到了1985年后的改革时期才提出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苏联知识分子这种重政治、轻经济的传统有关。在苏联知识界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高层改革家看来，只要引进“公开性”和“民主化”，就会激活整个社会，解决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障碍机制”、人民与政权相脱离等问题。但是，在“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之后，首先唤醒的是社会先进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民主天性，他们长期被压抑的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反叛情绪如火山般爆发。他们先是填补“历史空白点”，实际上是发起了对苏共70年“罪行”进行清算的运动；接着是要求社会民主，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接着就是用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知识阶层成为“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把反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向群众进行灌输，迅速形成了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在“反极权、要民主”口号的鼓动下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沸腾。最终，在民众的支持下，以知识分子为基本力量的俄罗斯“民主派”夺取了政权。紧接着，“民主派”凭借政权的力量，把社会迅速引向激进变革的发展道路。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十年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是叶利钦政权错误政策的牺牲者，他们中的多数人沦入贫困，对政权的不满使“民主派”发生分化，知识分子阶层也四分五裂。
但是，当俄共再度崛起并向政权发起强大挑战时，与体力劳动者阶层不同的是，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又迅速集合在“民主”的旗号下，利用占据的文化和舆论工作岗位倾全力支持叶利钦。不论在反苏共的斗争中或是后来反俄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阶层及其所引导的社会主流意识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得到充分展露。
作为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强烈反动，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民主的都是对的，凡是与极权有关的都是错的。因此，在反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同时，他们也割断了历史，排斥了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一切合理性。在“民主至上”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推倒过去的一切，在历史的废墟上重新建设“民主家园”。“推倒重建”成为俄罗斯知识界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成了他们的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含义是：砸烂苏联模式极权主义及其有关的一切和确立民主制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利益，即高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
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俄罗斯知识分子陷入了混乱：他们憧憬美好的“民主家园”，但不知道如何建设，以为砸烂了苏联模式极权主义，民主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他们割断历史，促使社会走上激进变革之路，从而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排斥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崇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而脱离了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实际上与民主背道而驰。
这种混乱的发生，不仅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与他们因长期遭受高压统治从而形成对苏联模式极权主义的强烈反对有关，而且还与他们脱离体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者阶层、重政治轻经济的传统有很大关系。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大多是苏维埃时期培养出来的。苏联奉行的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赎买”政策：一方面压制他们的民主要求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用高薪和荣誉把他们豢养起来，他们的利益仅与工资的等级和学位相联系，而与社会具体生产活动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相脱节。但是，这种生存方式除了进一步加重知识分子脱离体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者阶层、养尊处优、傲慢、自负的恶习外，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与苏联模式极权制度相对立的问题。改革时期奉行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松动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边享受着党和国家的高薪待遇，一边攻击党和苏维埃制度，他们成了社会造反的一群。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自食恶果，一旦党失去控制，不受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便失去了约束，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民主价值取向行动。
由于除了计划经济外他们不懂得其他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他们对制度的批判集中在政治领域，而提不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由于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者阶层，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很少考虑广大体力劳动者的利益。由于长期思想禁锢以致缺乏理论准备，他们只得求助于西方经验，照搬西方模式。在“打倒共产党”之后，社会走上了他们设计或支持的发展道路，同时他们也开始尝到民主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崩塌的苦果。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阶级斗争，他们惧怕走回头路，惧怕极权主义卷土重来，只能沿着所谓“民主”
的道路走下去，从而成为民主的“殉道士”。
我们的看法是：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思想代表对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知识分子的民主天性决定了他们进步的一面，但是这种民主天性也会导致“民主至上”，产生不顾客观实际的破坏性行动；自身生存与社会具体经济活动有某种脱节，是苏联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民主天性的破坏性一面失去约束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