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此次对车臣的军事行动在动员、宣传和组织上做得比较充分，为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在此次军事行动期间，俄军在车臣和印古什边界地区建立难民接收点，疏散、安置车臣难民，1999年10月5日联邦政府还成立了解决车臣问题的社会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难民的工作；停止对车臣的资金调拨和燃料供应，限制电力供应，俄罗斯政府还考虑另外修建一条从巴库流经俄罗斯的输油管道，彻底封闭车臣境内的输油管道；通过新闻机构和外交渠道，揭露恐怖分子的犯罪事实，以赢得国内国际上的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势力。
3.政治解决车臣危机的努力
车臣境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车臣非法武装在俄军控制地区的骚扰活动依然十分猖獗，近来在俄罗斯境内的各种恐怖活动也接连不断。因而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对普京军事行动的成效产生怀疑，呼吁同车臣人寻求政治解决，但普京已经多次表示坚决不同马斯哈多夫等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因而政治解决因无谈判对手，双方又无让步意图，变得几乎不可能。
普京一直坚持由总统全权代表直接管理车臣。但随着战争期限的拉长，车臣境内的形势日趋复杂，尤其是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越来越强烈的相互敌视与互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全权代表职能的发挥。普京开始考虑通过任命可信赖的受联邦中央控制的车臣人来管理车臣事务，逐渐实现车臣地位的政治解决。
2000年6月8日普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车臣建立临时执行权力机关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将在车臣成立车臣共和国政府，政府的行政长官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免，该行政长官必须直接向联邦总统和联邦政府汇报工作并接受监督；撤消联邦政府驻车臣代表处；建立车臣共和国、区、居民点三级临时行政权力机关；联邦政府向车臣临时行政权力机关提供财政等保证；车臣共和国政府接受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北高加索地区全权代表的监督。同年6月12日，普京再次签署总统令，宣布建立车臣共和国政府，并任命车臣宗教领袖卡德罗夫为车臣临时政府主席。紧接着，7月11日普京又任命另一位车臣人甘塔米洛夫为车臣临时政府第一副主席。
普京的以上命令被很多人视为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先兆。
然而，目前看来，普京的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好的实际效果，相反却引起了许多矛盾。在联邦政权内部，因车臣地方临时政府的成立，联邦政府给车臣的民政拨款将不再由驻车臣的联邦军队负责，而直接划拨到临时政府名下，这引起了军队方面的不满。俄罗斯军方早就倾向于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并由车臣驻军司令做为总统代表对车臣实行总统直接治理。国家杜马中也有人反对任命卡德罗夫，“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涅姆佐夫就公开表示，如果总统需要任命地方官，就应该挑选一位俄罗斯将军，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举行车臣地方官的直接选举。如今，虽然车臣临时政府已经开展工作多年，但由于权力有限，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近一时期以来，车臣非法武装的行动主要以杀害临时政府成员为目标，目前已有多名临时政府成员被害或被伤，非法武装的恐怖活动也限制了车臣临时政府工作的开展。
（第三节）“9·11”事件与车臣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开始找到了新的契合点。为使俄罗斯加入国际反恐联盟，壮大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的声势，美国与西方国家首先在车臣问题上向俄罗斯作出了让步，拖延两年之久的车臣战争开始出现实质性转折，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正在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一、“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车臣问题态度的转变
“反分裂、反恐怖”是普京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最主要的两个行动口号，也是此次车臣战争得到俄罗斯国内民众普遍支持的原因之一。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以他们的“双重人权标准”极力否认车臣战争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性质，并在各种外交场合向俄罗斯施压，多次试图对车臣问题进行“人道主义干预”。“9·11”事件之前，车臣战争一直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矛盾的一个焦点。2001年3月，美国外交官不顾俄罗斯的强烈抗议，公然接见了到访的前车臣政府特使。欧盟也在公开场合敦促俄罗斯尽快结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与车臣非法武装进行政治对话。与西方国家的干预相呼应，车臣非法武装残余在俄罗斯境内不断进行各种恐怖活动，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社会安定与人民的财产安全。尽管普京政府在车臣问题上始终坚持强硬路线，呼吁国内各政治力量团结一致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但是车臣战争的无限期拖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逐渐加大。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9·11”事件发生后，普京是最先与布什总统取得电话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普京向美国表明了俄罗斯对这一恐怖行径的谴责态度，并支持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的任何军事打击行动。9月24日，普京在针对“9·11”事件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又进一步表示，俄罗斯愿意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等方面的协助。次日，普京在对德国进行访问时，再次向西方社会重申了支持美国反恐怖行动的立场。与此同时，俄罗斯情报部门主动向美方通报俄方掌握的有关参与制造“9·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情况，并透露个别犯罪嫌疑人与车臣非法武装有牵连的可靠证据。
作为对俄罗斯友好姿态的回应，美国开始在车臣问题上改变了调门。9月26日，布什表示：应对车臣内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的人予以坚决打击，并呼吁切断对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外部经济援助。布什的讲话说明，美国已经承认了俄罗斯对车臣军事行动的反恐性质，目的是将俄罗斯也拉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怖主义阵营。对美国在车臣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俄罗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欢迎。普京特别强调指出：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与布什政府发动的对国际恐怖主义战争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同属于世界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一部分。10月8日，美国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后，普京表示坚决支持。作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阿富汗境内建有车臣非法武装的训练营地，美国追捕的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也与车臣非法武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与美国的态度相一致，其他西方国家也改变了对车臣问题的一贯立场。德国总理施罗德非常明确地表示，西方应该重新评价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10月3日，第八届欧盟—俄罗斯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双方要在最广泛的联盟范围内加强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二、“9·11”事件后俄罗斯政府启动政治解决车臣问题进程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两年多中，车臣非法武装残余主要依靠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援助才得以隐藏在南部山区与联邦军队展开游击战，并在俄罗斯境内外大肆进行各种恐怖破坏活动。
据俄方称，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中很多都是直接从伊斯兰国家招募来的外国雇佣军，他们往往是以参加“圣战”的名义潜入车臣境内与俄罗斯联邦军队作战。“9·11”事件后，由美国发起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将会削弱以致断绝车臣非法武装与这些恐怖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失去与联邦军队作战所必须的经济与军事资助。
“9·11”事件后，车臣非法武装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马斯哈多夫等派别一再表示与塔利班和本·拉登没有任何联系，并尽量同其他与国际恐怖组织有牵连的非法武装保持距离。车臣非法武装内部的这种状况为联邦军队采用分化瓦解手段对他们实行各个击破提供了战略上的可能。
俄罗斯国内各政治力量围绕着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俄罗斯国家杜马“右翼力量联盟”议会党团领导人涅姆佐夫积极建议与车臣前总统马斯哈多夫举行谈判，各界对此褒贬不一。在这种形势下，普京政府改变了以前提出的“坚决不与恐怖主义者谈判”的原则，表示可以与包括马斯哈多夫在内的任何人举行谈判，但前提条件是：第一，车臣非法武装必须承认俄罗斯宪法；第二，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和罪大恶极的车臣匪徒。由于这两个条件很难被车臣非法武装所接受，谈判最终没能实现。
“9·11”事件后俄罗斯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决定采取主动措施，强迫车臣非法武装接受联邦政府的条件，加快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步伐。9月24日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向车臣非法武装发出最后通牒：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必须立即停止与国际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的所有联系，并在72小时内向政府缴械投降，主动缴械者将免予追究刑事责任。普京还任命南部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卡赞采夫专门负责有关武器的收缴工作，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普京的这一声明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布什立即表示欢迎俄罗斯为恢复同车臣非法武装之间的谈判所作的努力。另外。俄罗斯官方也透露，72小时后俄罗斯也不会发动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显然，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希望通过这一最后通牒迫使所有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立即放下武器，与联邦政府谈判。但在目前世界反恐怖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联邦政府却可以用这种方式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士气，起到威慑与分化瓦解他们的作用。
9月28日车臣前总统马斯哈多夫对普京的声明作出了回应，他表示不预设任何条件与联邦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但希望“谈判能产生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马斯哈多夫还任命了自己的全权特使——扎卡耶夫与联邦政府官员商议具体的谈判事宜。然而，由于车臣非法武装内部派系林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早已不服从马斯哈多夫的命令，所以联邦中央与马斯哈多夫的谈判将很难取得实质性结果。尽管如此，“9·11”
事件后，俄罗斯政府在解决车臣问题上显然已经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军事行动与和平谈判并举的方式使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朝着有利于联邦政府的方向发展。
三、车臣问题政治解决的制约因素
“9·11”事件后虽然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第一次有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但其彻底解决车臣问题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经济因素
此次车臣战争夺去了2万多人的生命，包括格罗兹尼在内的车臣境内7座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70％的村庄遭到严重破坏。据西方专家估计，车臣战后的恢复大约需要5～7年的时间和80亿～100亿美元的资金。尽管普京当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连年增长趋势，但以目前俄罗斯财政的状况仍难承受如此巨大的经济负担。这种状况势必延长车臣战后的恢复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如果车臣境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得不到改善，犯罪等影响社会秩序的现象就会再生，车臣人中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增多，车臣境内混乱和军事冲突的可能也就仍将存在。
2.民族因素
自车臣问题产生以来，在车臣独立问题上车臣人和联邦政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既希望相互妥协又互不信任、既希望和平又不放弃战争、既希望合作又彼此失望的心理状态。两次车臣战争，大批车臣平民被夺去生命，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的创伤更加深了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隔阂。车臣特殊的历史和车臣人独特的民族性格，以及始终难以消除的车臣族人和俄罗斯族人之间的仇视，都为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车臣民族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处在战争和颠沛流离之中，这对其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民族特性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著名车臣作家阿布扎尔·艾达米洛夫曾对车臣人和车臣社会做过深刻剖析：“车臣人长期缺乏教育，对科学和宗教的知识贫乏，社会的整体意识差。在社会的教育水平、人民的健康状况、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处于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北高加索其他民族。车臣人易于接受煽动，也易于被利用，缺乏内聚力。他们既不接受权威，也不崇拜领袖，只强调个人意识与勇气；既没有国家概念，也没有民族思想。尤其是最近十年来，战争和车臣境内的无秩序完全破坏了车臣社会的教育体系，车臣人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文盲与半文盲，这种状况完全可以同斯大林时期车臣人遭流放相提并论。”因此，不了解与不重视车臣人的特殊性就不可能实现车臣问题的真正解决。近年来，俄罗斯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车臣危机进行反思，试图寻找出解决车臣问题的有效方法。俄罗斯联邦前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在分析车臣追求独立的社会根源时认为：“早在苏联时期，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就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就业问题。在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后，这一地区生产下降的速度是整个俄罗斯的三倍以上。车臣人口中的失业率达到了80％，年轻人几乎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车臣非法武装的鼓动，参加他们的队伍，与联邦军队作战。”
3.国际因素
尽管“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了俄罗斯对车臣军事行动的反恐性质，表示在车臣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立场，但是打击俄罗斯、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历来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约俄罗斯的主要手段。一旦世界反恐斗争告一段落，西方国家就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利益，在车臣问题上继续对俄罗斯的内政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实际上，在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后，2002年1月10日美国政界人士即以“反人权”为借口对俄罗斯在车臣新的军事行动加以指责。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官员再次接见“车臣外长”。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是在反恐问题上继续实行双重标准。在此期间，车臣领导人马斯哈多夫也公开呼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进行干预。
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仍将面临诸多困难，车臣问题的最终解决也难以在近期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