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旧”官员的大换班。
然而，俄罗斯的政治实践表明，原苏联时期的“政治精英”，包括苏共党的“精英”并没有消失，甚至也不可能消失，只不过是分解、分化了而已。在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由苏维埃时期政治精英转变而来的“新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仍然具有比其他任何阶层、集团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潜力。不言而喻，这些“精英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党、党派斗争更强有力地左右着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政治精英的形成与发展
卢梭说过：“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显然，为了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最现实的只能是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由此，便出现了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以及后来的精英概念，“精英理论的基本公设，乃是政治关系的绝对化。政权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其中最具意义的是统治与从属关系。例如，在欧洲国家，精英理论历史地集中围绕着‘权力精英’、‘政治精英’概念，首先把精英的定义与政治管理职能联系在一起。”借用所谓“精英理论”来探讨俄罗斯当前的政治问题实属必然。对于俄罗斯来说，“权力精英”、“政治精英”无非就是指国家的统治阶层、政治管理阶层：沙俄时期的官僚体制、苏维埃时期苏共的干部政策——常常被攻击为“官僚主义体制”的那种管理方式，以及新俄罗斯时期总统集权体制下的官员体制。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精英政治无非就是“权力精英们”、“政治精英们”对国家进行统治、治理、管理的方式。然而，与苏联时期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多党制、宪政制度的确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政党特别是反对党对国家政治发展和上层决策的影响有限，但作为现行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各党派，包括俄共在内的反对党毕竟通过选举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作，其代表人物成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议会中的议员，因而也构成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尽管是“分量”极其有限的部分。
一、俄罗斯的“精英”及其特点
按照一般说法，统治阶层由三类精英所构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意识形态）精英。“通常，在各类精英相互作用（和对抗）的体系中，政治精英起‘领袖’作用，经济精英起‘首领’作用。文化（意识形态）精英则为上述两种精英服务，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是通过基层机构、技术‘机关’连同反对党创造一种环境，以便在精英界人士定期调动的情况下能吸收新的政治家干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及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中，俄罗斯的精英阶层、精英集团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不断更新的变化过程，而且目前仍在演化过程中。
在苏联时期，统治阶层是由苏共中央批准、任命并加以监督控制的所谓的“权贵阶层”（“номенкратура”），“这是个铁板一块的集团，它的所有成员都是经苏共中央批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的全体精英都是党的精英，也就是政治精英。上级指定任命的工作人员分两大类：党僚（专职的党、团干部）和技术官僚（经济领导人、部长、厂长、经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包括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国家结构也发生了巨变。然而，苏联时期的精英就整体而言并没有丧失其政治影响。他们的绝大部分在新政权和新的体制中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就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本人也是出身于苏共高级干部。
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82.3％的地方精英、61％的商业精英来自苏联时期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经过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在当今俄罗斯政治精英中原苏联时期苏共上级任命的干部仍然占据着很大比例。其实，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这种出身不足为怪，这说明苏联时期苏共的干部政策虽然有许多问题和严重缺陷，但它毕竟还是集合了苏联社会的“优秀分子”——社会精英。尽管一般来说权力的转移必然伴随着精英的变换，而且在俄罗斯的确也发生了这种变换，然而更主要的是表现为精英阶层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的变换。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优秀分子”立场、态度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为他们开辟了摆脱苏共意识形态束缚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新天地。不言而喻，国家的治理需要有知识、有经验的专业管理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时期“权贵阶层”、各类精英的“复活”、“再生”，实践表明国家管理不可能不依靠这些精英：统治阶层依然居于统治地位。
尽管如此，仍处于演化、发展过程中的俄罗斯“精英政治”
无论是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还是就其对政治进程的影响程度而言都有别于沙俄时期的官僚制度、苏维埃时期的苏共干部制度。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更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最为变幻莫测的当数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对社会整体而言，这一过程较之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变要来得缓慢。然而，这一过程在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这一特殊的群体当中则表现为“超前”的趋势。也正是因此，精英们得以始终保持或争得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价值观念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新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既缺乏对君主的效忠，更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与金钱、财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掌握着亿万财富的金融工业巨头通过支持叶利钦及其政策而获得特殊的地位，开始对国家政治进程施加影响，并且有些巨头进入政府成为政治精英，一时间“寡头政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寡头政治是统治权由少数特权阶级分子所掌握的政府形式。它类似富豪政治，其政府为富人、财阀所控制。亚里士多德把寡头政治看成是趋向腐败或暴虐的政治。”第二，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新的“游戏规则”及各种政治运行机制处在重新设立和磨合过程中。在此情况下，精英影响政治进程、影响决策的机制，更多的是以个人、个人关系为基础，这集中表现为“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人治”及各种人为因素在政治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1993年俄罗斯宪法通过、生效以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政治发展、政治运行的主要进程始终是围绕着最高权力——总统的权力来实现的。与此同时，以地方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州长）为首的地方精英成为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角，而对当地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党政治仍然不成熟，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党体制，致使在多党制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和党派也是以其“精英”——党的领袖为核心而开展政治斗争、影响选民的。
第三，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与整个俄罗斯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况相同，俄罗斯的精英和精英集团实际上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这里，不仅各种类型的精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在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过程中，尽管各派政治力量有联合的趋势，但最终总是有为数众多的政党、竞选联盟参加竞选，不论是左派共产党人，还是中派、中左派、中右派、右派都未能以某种统一政治组织的形式参加议会选举。其中，尽管左派共产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合，但仍然有一些弱小的左派政党独自参加议会选举或者抵制议会选举。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叶利钦总统以其“高超的”政治技巧对这部分政治精英进行统一的调配和使用，由此实现了俄罗斯掌权的政治精英的“对立统一”。
第四，腐败、以权谋私更集中地反映在精英阶层。处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腐败现象更为突出，而政治精英，包括地方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以自己所占据的地位和拥有的权力为自己及自己所属阶层、利益集团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可能性。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所谓“地方精英”。由于俄罗斯联邦构成方面的特点——联邦主体为数众多、并且分为不同的几种类型，从而使“地方精英”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复杂局面。有关俄罗斯联邦制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我们已在有关章节中进行了分析、探讨。“地方精英”除具有政治精英的一般特点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对维护联邦国家的统一举足轻重。他们试图摆脱中央控制、自行其是的趋势在特别是1992～1993年俄罗斯两大权力机关对抗过程中以及叶利钦执政后期表现得十分突出。“地方精英”的活动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在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导致“地方精英”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愿，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在普京进行联邦制改革之前，在俄罗斯政治实践中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形成了一种惯例，地方行政长官作为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地方议会领导人作为地方立法权力机关的代表自然进入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这不仅有悖于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而且也使得“地方大员”获得了“双重保险”：他们既是地方民选官员，又是上院成员。这样，即使他们违背俄罗斯联邦宪法、违抗中央政府的政令，通过所谓地方的宪法、法规并按其行事，甚至把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搞得一塌糊涂，俄罗斯总统和联邦中央也无权撤换他们。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对联邦制构成了威胁。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必须实行“法律专政”，对垂直政权系统进行整顿，加强联邦制，使“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倾向受到了遏制。
二、“精英政治”——政治运行机制
在俄罗斯转轨进程中，由于政党制度处在发展过程中、政党体制发育不成熟，就政治实践而言俄罗斯实际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党政治，不如说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寡头政治”。毫无疑问，真正主宰俄罗斯的是“精英”、官僚，以及后来作用日益突出的金融寡头，而叶利钦总统作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形成过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过去由苏共党的系统负责选拔、培养和安置干部不同，俄罗斯的各级领导人——“政治精英”的主体部分在形式上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而最关键的政府职务则是由民选总统提名任命的。按照宪政制度的一般规律，民主被看成是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然而，俄罗斯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尽管是以民主程序形成的，却未必能够使其总是对人民、国家和社会负责任，更无法使“政治精英”不首先为自己特殊的集团利益考虑。
尽管叶利钦清楚地认识到，旧的思维方式在所有人身上都表现了出来，并且以为他自己“十分沉痛地摆脱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然而他却依然继承了以往苏共上层任用干部的基本方式，甚至为了推行其“改革”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君主制”所特有的独断专行的风格。简言之，经过新俄罗斯初期执行权力机关与立法权力机关之间的激烈斗争，俄罗斯最终确立了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体系，根本改变了苏共党管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决定一切重大人事变动的状况，而代之以主要是总统个人决定政府要员的任免，原先围绕着苏共党的系统、党的中央政治局形成的国家权力系统被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系统所取代。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种统治方式虽然不断遭到议会特别是国家杜马和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但终能延续下去，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这种统治方式尽管是不民主的，也未必是有益的，但却是“有效”的——便于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在这个系统中，总统处于统帅地位，其他各种机构，无论是经选举产生的，还是各种办事机构，以及各种“政治精英”，无非是总统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工具。
对叶利钦权力地位真正构成挑战的一直是左派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