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选择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用高压办法，压制对政权挑战最烈的政治势力。为此，普京在国内政治领域先后打了“三大战役”，取得重大战果，其权力地位得到极大加强。
第一个战役：建立七个联邦区，实现全国政令统一。2000年5月13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将全国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派驻总统全权代表。此举之目的在于约束地方，打击各联邦主体的分离倾向。叶利钦时期出于政治斗争寻求支持的需要，加之经济混乱，曾赋予各联邦主体较大的自主权，以致各地政令不一，自行其是，分离倾向愈演愈烈。因此，普京上台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实现全国政治和经济空间的统一。联邦区的设立对联邦主体形成取代之势，这有效地警告了地方，体现了联邦总统的权威。此后，除车臣共和国外，各联邦主体的分离主义迅速收敛，与联邦中央的分歧多集中在权限划分和财政划分等事务领域。
第二个战役：打击寡头势力，解决寡头干政问题。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权势极度膨胀，严重干扰了社会政治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两方面做法：一是表明立场，2000年6月28日普京接见21名最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时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保障，但不能容许他们干涉国家政治；二是杀一儆百，以涉嫌侵吞国家财产为由逮捕了寡头之一的“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鉴于古辛斯基“不思悔改”，利用所把持的“独立”电视台继续在车臣等国内外政治问题上与政府唱反调，2001年4月，有政府背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独立”电视台拖欠债务为由，运用法律程序，强行对它进行重组。同时政府再度逮捕了古辛斯基，并再度因证据不足加以释放，迫使他逃往国外。此后，政府又把矛头对准曾任叶利钦总统顾问、独联体秘书的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逼迫后者逃亡。经此一役，寡头势力受到重创，寡头干政问题得到解决。普京在谈到对待寡头的策略时说：“他们积累资本后，不仅利用过国家，而且现在仍想保持这种形势以至永远。
当然，他们不想从已占据的位子上离去……我们手里握有被称之为槌的大棒，用它敲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个战役：实现中派联合，建立议会多数，压制俄共。
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结果，俄共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控制了从议长到议会主要委员会领导职位。2001年初，俄共反对政府预算草案，在议会发起倒阁活动。俄共坚决反对通过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新《土地法典》，成为普京经济改革战略的最大阻力。普京与俄共取得谅解和合作的希望破灭。
2001年末，在普京政权的授意下，两个中派党“团结”和“祖国—俄罗斯运动”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以138个议席压倒俄共113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俄罗斯十年历史中议会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2002年3月，“团结—祖国运动党”提出按政党议员比例重新划分议会各委员会领导权的议案，迫使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从议会一些重要委员会的领导岗位退出，同时导致俄共的分裂。俄共丧失了对议会的控制，其地位被大大削弱。
经过这三个战役，普京的权力地位得到空前加强：削弱了对中央政权的三个主要威胁——地方势力、寡头势力和俄共。
议会与政府势成水火的局面成为过去，普京除得到行政和司法系统的支持外，现又在议会中得到强有力支持。
（二）普京所建立的“强有力国家政权体系”所加强的是以总统为核心的执行权力。
按照普京的思维，建立“强有力国家政权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二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然而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如上所述，普京为尽快结束国内政治混乱局面，不得不采用政治高压手段，这就产生了建立“有行为能力的国家”与建立“民主法制国家”之间的矛盾。政治高压手段有其副作用，例如：他采取建立联邦区等行动压服地方势力，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监督；他压制俄共等反对派，同时也抑制了民主机制的发展；他重组“独立”电视台的目的是打击寡头，同时也限制了反政府舆论，影响了舆论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不仅如此，为了完成车臣战争、应对恐怖主义和确保社会安全，为了使国家政令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普京越来越依赖国家强力部门和中央及地方行政系统。普京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有行为能力的国家”，但却是以弱化民主制为代价。其结果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失衡，所谓强大的国家就是执行权力进一步膨胀，立法和司法的制衡能力被削弱，舆论监督作用下降。这正像普京自己所说的：“对人权和自由以及整个民主来说，主要危险基本上来自执行权力机关。”这一结果与他的初衷相违背，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国情的现实需要相符合，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决定了普京的选择。
其次，国家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权力制衡机制的削弱不可避免地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这方面的问题是：（1）行政机构和人员膨胀，国家并没有像普京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仅仅成为“社会生活的调节者”，而是保持着传统职能。行政干预过多与普京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相互冲突，阻碍了后者的实现。（2）行政权力过大加重了社会腐败问题。俄罗斯社会腐败问题严重，其中以官员腐败问题最为突出。普京指出：“国家机构的工作组织方式导致贪污和营私舞弊成风……任何一道行政门槛都要靠行贿来打通，门槛越高，贿赂官员的钱就越多。”（3）行政改革步履维艰。普京执政以来多次谈到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反腐败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还着重谈到加强法制以惩治腐败、整饬吏治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所加强的是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执行权力。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确立总统制，叶利钦虽然大权在握，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执行权力仍受到议会的强大制约，同时也受到舆论的强有力监督。普京上台后，随着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的弱化，总统权力更加突出。凭借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普京的总统权势已凌驾于各类权力机构之上。同时，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压制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建立议会多数、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整顿社会秩序，所依靠的是国家强力部门和官僚力量。乱世用重典，而重典的推行带动了执行权力的膨胀。
（三）俄罗斯经济有明显好转，但经济深层问题未能改变，距离建立“有效的经济”目标尚远。
与政治领域不同，经济工作不是靠行政命令所能做好的，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经济工作难度最大。普京执政以来已取得明显经济成绩，但仍面临着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