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东扩严重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稳定，是当时俄罗斯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直至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正式签署相互关系基本文件，这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俄罗斯外交承袭了过去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同时提出建立欧洲安全的新模式，试图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发挥中心作用以抵消北约的作用。俄罗斯的立场遭到北约的冷漠。
第二阶段从1996年9月底起，俄罗斯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俄国人意识到北约东扩已势在必然，因此改变策略，退而求其次，以默认波、匈、捷三国加入北约为条件，换取北约同意签署使双方关系得以稳定的条约。外界形容俄罗斯的立场是想达成新的“雅尔塔协议”，即重新划定欧洲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底牌是北约无论如何不能扩及原苏联地区国家，同时力争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参与决定的权利。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进入了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的轨道。
1997年5月底，《俄罗斯和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在巴黎正式签署。该文件要点是：
——俄罗斯和北约互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将努力消除过去对抗的残余，加强信任与合作；
——双方继续裁减军备，北约将沿着扩大政治和维和职能的方向进行改造；
——双方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用武力相威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设立俄罗斯和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建立紧急事态磋商和各级别定期会商机制；双方不享有以任何方式否决另一方行动的权利，这样既不损害和不限制各方独立自主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权利，也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双方合作范围包括：保持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以外交手段防止冲突，共同进行维和行动，俄罗斯参加欧洲—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以及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交流关于军事学说、战略计划和国防预算的信息，对武器进行监控，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促进国防企业转产，同恐怖主义和走私作斗争，等等；
——北约没有计划在其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或存放核武器；北约将主要采取组织协作、一体化和为可能接受额外的力量建立前进基地的做法，而不是采取增加自己的新成员国境内驻军的做法，来实施在北约范围内进行集体防御的措施；
——根据已变化的形势，双方将与其他缔约国一道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修改应符合1996年12月在里斯本商定的关于范围和参数文件的目标和原则；规定了常规力量限额的这一条约应在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基础上签订，并在2001年重新审议，以后每五年修改一次。
基本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俄罗斯围绕北约东扩问题与北约的斗争暂告一段落，并被视为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成果”。实际上，在这一斗争回合中俄罗斯有得有失，失大于得。
其所得：就欧洲安全问题建立了与北约磋商机制；北约不在新成员国部署和存放核武器，不驻军；美国同意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七国集团”变为“八国集团”；俄罗斯得以参加“巴黎俱乐部”的工作；西方许诺向俄罗斯提供经援，美国同时答应让俄罗斯于1998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基本文件的签署缓和了与西方的关系，改善了氛围。
其所失：俄国人默认北约东扩，这是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基本文件对今后的发展缺少实际约束力，俄罗斯没有拿到事关欧洲安全的“否决权”；北约不在新成员国部署和存放核武器，不驻军，只是说“不打算、没有计划、也没有必要”，并不是永久性承诺；北约还明确拒绝了俄罗斯反对原苏联地区国家加入北约的立场。西方所给予俄罗斯的更多的是心理安慰。
在签署基本文件前夕，普里马科夫宣称这一文件具有“约束性质”。在他看来，该文件的作用就是标定了一条双方都必须遵守的“界限”。然而西方并不买账。1997年7月8日北约首脑会议发表的马德里宣言，重申“北约仍向新成员敞开大门”。7月13日，正在立陶宛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外长保证说：“北约扩大的进程在马德里最高级会晤后还将继续进行，北约的大门对要求加入的所有国家都是敞开的。”西方是在明确告诉俄国人，基本文件的签署不会束缚北约的手脚。这为以后的争斗埋下伏笔。
三、普里马科夫外交的成功与失败
（一）多极化外交实践
普里马科夫上台后俄罗斯开展了积极外交活动。
——谋求与法国、德国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俄国领导人与法、德领导人频繁互访，签署了一系列密切双边关系的政治、经济文件。1997年10月叶利钦在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期间提出欧洲人自己管理欧洲的“大欧洲”思想，并建议俄、法、德三国领导人建立年度会商机制，得到法、德赞同。俄国人的目的是要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利用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利益差异，撕开一道缝隙，加强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削弱美国的影响。用叶利钦的话讲就是“必须与美国的进逼相对抗，以某种合作的意向、欧洲独立的意志与之对抗”。——支持南斯拉夫。1996年初俄罗斯退出了对波黑塞族的制裁，5月俄南外长会谈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南制裁，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取消了对南制裁决议。1998年科索沃问题凸显，俄罗斯站在南斯拉夫一边。3月普里马科夫访南时提出解决科索沃危机三原则，即：维护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给科索沃最大程度的自治权，和平解决危机。对后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科索沃问题对南斯拉夫发出的武力威胁和侵略性打击，俄罗斯持坚决反对态度。
——重返中东。1996年10月至11月普里马科夫访问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此后巴、以、黎、埃领导人对俄罗斯进行了回访。普里马科夫表示：俄罗斯作为中东和会主席国之一，愿同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并为解决该地区争端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还力主国际社会松动和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
——活跃亚太外交。俄中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两国边界问题基本解决，并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印政治关系和军事合作有了新发展。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俄，两国首脑推出“叶利钦—桥本计划”即联合开发远东经济项目合作计划，并建立外长定期磋商机制，两国关系的氛围有较大改善。1996年俄罗斯副总理访问朝鲜，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俄越政府首脑、部长和议会领导人多次互访，先后就经济合作、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俄罗斯继续租借金兰湾基地达成多项协议。1997年11月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普里马科夫还提出建立“俄、中、印三角战略联盟”构想。
——加强了对中东欧国家的工作。通过双边互访加强了联系，政治上减少波、匈、捷加入北约的负面影响，经济上恢复合作关系。
——开展拉美外交。拉美长期是俄罗斯外交的死角。1997年11月至12月普里马科夫访问拉美7国并在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会晤多个国家外长。
这一时期俄罗斯外交的特点是：全面开花，展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外交；体现了俄罗斯和平外交基调；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采取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具有重返国际舞台性质，如对中东、越南、蒙古、朝鲜、拉美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修复关系。
但是，由于受到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不仅如此，在1996年大选、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至1999年政府危机导致政府首脑不断更迭期间，俄罗斯外交活动都大大减少，甚至出现停摆。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使俄罗斯外交缺乏持续下去的后劲。除某些方向外，俄罗斯外交更多地停留在意向和道义层面，缺少实质性内容。
（二）“标定界限外交”的失败
俄罗斯外交在其他方向上取得进展的同时，在其主要方向上——与西方的关系却陷入严重危机。1999年3月至6月北约对科索沃和整个南联盟的狂轰滥炸，急剧恶化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性打击充分暴露出“北约新战略”
的霸权主义实质。西方大国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和警告，不顾与俄罗斯达成的协议，在事关欧洲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把俄罗斯完全撇在了一边。这一事件说明普里马科夫对西方的“标定界限外交”归于失败：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与北约签订的“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被西方国家撕毁，其努力付之东流；俄国人通过与北约协议的形式以为确定了双方不可逾越的界限，到头来不过是一厢情愿；俄罗斯和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即“19+1”机制最初被论坛化和空泛化，继而被束之高阁，不起任何作用；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科尔与叶利钦讨论所谓“大欧洲”构想及为此描绘的美好前景，不过是迎合叶利钦急于重返欧洲的心态，给他吃带有强烈幻觉的定心丸，平息俄国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激动。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性打击同时给了俄国人当头一棒，俄国人感觉受到莫大的羞辱，因此反应极为强烈。
“标定界限外交”的失败说明，俄罗斯缺少制约北约的手段。
不仅如此，这一事件还暴露出普里马科夫外交思想的缺陷。
首先，和平伙伴关系不足以取代力量关系。普里马科夫认为，在向多极世界的过渡期内，“和平伙伴关系体系已取代了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均势体系”。实际上，力量对比关系仍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
其次，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
普里马科夫断言：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解决不了。但在科索沃和南联盟这一俄罗斯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北约就完全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悍然行事，而俄罗斯却无力还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上，对当事国来说，有无俄罗斯的参与都无关紧要。
第三，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但却是跛足大国。普里马科夫把俄罗斯定位为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但俄罗斯却没有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除军事潜力外，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俄国人所要求的大国地位。在内乱不止、经济深陷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所能向外投放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
第四，“积极参与”很可能适得其反。普里马科夫认为：
越是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越是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保持俄罗斯在世界“第一排”的位置，以此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但是，保持这种“第一排”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稍有不慎就会招致一大堆麻烦，而俄罗斯的境况要求卷入外部事务的程度越低越好。
说到底，普里马科夫外交的根本问题是定位不准、目标过高，而能力不足，即目标与手段之间失衡。俄罗斯参与过多过深，但由于能力不足，当事态激化时，为避免与西方对抗，只能从原有的立场后退，忍欺受辱。
在外交主要方向上——对西方政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使俄罗斯外交在其他方向所取得的成绩变得微不足道，俄罗斯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改善。如果说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没能阻止西方形成对俄罗斯地缘挤压战略的话，那么普里马科夫的“标定界限外交”也未能束缚住北约的手脚，俄罗斯面临外部世界更加严峻的挑战。
外部环境的恶化反映了俄罗斯衰败导致其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客观进程。这一进程不是主观上的努力所能阻止的，但是，如果主观努力恰当，应能减轻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对国家利益判定的失误，普里马科夫“多极化外交”目标过高而手段不足的失当，却使俄罗斯外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尽管普里马科夫外交存在上述问题，但他对俄罗斯外交的贡献是明显的。他从根本上修正了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把俄罗斯的利益与西方的利益区别开来，提出并推动了俄罗斯的独立自主外交；他指出“出现了形成多极世界和一国或一个国际集团在世界事务中建立优势地位的相互排斥的趋势”，明确俄罗斯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普里马科夫的这些思想为其后任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