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发展与西方关系的背景和基本条件如下：
——弱势地位。俄罗斯在极度弱势的基础上开始重建它与西方的关系，这表现为苏联的失败导致原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通过政治军事条约在第三世界编织的势力范围网络土崩瓦解，与独立出去的原苏联共和国的复杂关系亟待整合，内部和外部的经济联系被彻底打乱，俄罗斯因改革政策失当而陷入长期而全面的危机。
——地缘政治理念的差异。俄国人有着强烈大国意识和传统扩张意识，他们仍然视原苏联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习惯于参与周边地区尤其是欧洲事务。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庞然大国重新崛起，不论其走向如何，都将再度导致欧洲地缘政治的失衡。
——讨价还价的手段。俄罗斯作为大国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及其对国际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横跨欧亚大陆的辽阔幅员，在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及势力影响。就目前而言，在这些基本条件中，只有现实和潜在的军事实力能够构成它与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手段。
——利益一致性。俄罗斯与西方有利益一致的方面，即市场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西方式民主化，以及执政集团意识形态中的“反共”主义。
上述情况决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错综复杂的性质。
（第一节）政治关系概述
1992年至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3年所谓“蜜月期”。俄罗斯立国之初，新上台的执政集团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民主派”开始执掌大权，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共同的价值观念”将使它们成为“天然伙伴和最终盟友”。以这种判断为基础，俄罗斯外交提出三大中心任务：争取西方援助，推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以满足俄罗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消除原苏联遗留下来的与西方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清除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和结盟的障碍；“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即融入西方。
为实现上述目标，俄罗斯在具体问题上尽可能对西方作出让步，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表现为：1）按照西方的意图，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造；2）消除西方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如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致力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等；3）关于地区性问题，俄罗斯保证尽快或提前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在利比亚、伊拉克、南斯拉夫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尾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
这种卑躬屈节的政策并没有赢得西方的“新马歇尔计划”，反倒被斥之为“乞丐外交”，同时在国内也受到猛烈抨击。从1992年底起，俄罗斯转行“尊严外交”，不再对西方一味说“是”，在南斯拉夫等地区问题、原苏联地区内部问题、以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开始用“另一种声音”说话，并要求西方解除对俄罗斯贸易限制，但俄罗斯与西方结盟的战略目标没有变。
1992年和1993年西方都曾提出过大规模援俄计划，但实际落实的远不如所宣布的多，同时西方也没有取消对俄贸易歧视。为阻止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低温火箭发动机，美国甚至对俄罗斯进行贸易制裁。美国还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俄罗斯加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改变俄罗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从1992年至1993年10月，俄罗斯出现“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鹿死谁手一时难以判断，但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1993年下半年，西方国家开始制定北约东扩计划，其实质是：通过北约东扩来设置所谓“防疫线”，从地缘政治上进一步削弱俄罗斯，防备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东山再起。但在策略上，为了不惹怒俄罗斯，不影响它从东德和波罗的海撤军，美国人于10月提出北约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暂时搁置了北约东扩问题。实际上，从北约东扩计划酝酿之日起，西方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层矛盾已开始浮现。
第二阶段：1994～1995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时期。
1993年4月俄美首脑会晤《温哥华宣言》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1月俄美最高级会晤《莫斯科宣言》宣布两国关系已“进入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克林顿宣称支持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但是，就在俄美《莫斯科宣言》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北约在未同俄罗斯打招呼的情况下发出将对波黑塞族武装进行空中打击的最后通牒，这招致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称，俄罗斯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事后才被告知要动用武力这种重要决定的“小伙伴角色”。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不无哀怨地说：“事先甚至没有征求叶利钦总统的意见，没有给我们一些时间来考虑问题并向我们的舆论做交代，便向塞族人发出了撤走武器的最后通牒。”他质问：“这算是什么伙伴关系？”3月11日科济列夫发表文章，宣告“俄罗斯同西方的蜜月已经结束”。4月中旬科济列夫拒绝前往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紧接着他开出与北约建立“特殊关系”的条件。5月下旬北约回复同意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前提是俄罗斯先与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西方还同意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政治会议，使之成为“七个半集团”。
俄国人遂于6月正式签署该协定。次年7月北约16个成员国与俄罗斯举行了首届“16+1”会谈。
1994年7月26日俄罗斯与爱沙尼亚签署了8月底前俄罗斯军队撤离爱沙尼亚条约。叶利钦承认他受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德国总理科尔的压力，他们曾写信敦促俄罗斯撤军。当俄罗斯完成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撤军后，12月1日北约正式作出东扩决定，北约东扩进程开始启动。
进入1995年后，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北约东扩问题的斗争逐渐加剧，在欧洲安全、南斯拉夫、俄罗斯向利比亚和印度出售武器、向伊朗出口核技术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在事关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车臣问题上立场严重对立。“和平伙伴关系”协定对北约没有约束力，实际成了一纸空文。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不仅未实现其预想目标，反而陷入了死胡同。
第三阶段：1996～1998年俄罗斯与北约关系重新界定时期。
1996年大选后俄罗斯对西方政策进入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轨道。北约东扩构成了对俄罗斯最大威胁，严重危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最初坚持反对北约东扩，但在意识到北约东扩难以阻挡后，俄国人以默认波、匈、捷三国加入北约为让步，换取与北约签署协定，藉以阻止北约进一步东扩，稳定与西方的关系。
10月普里马科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同北约签署协定并非目标本身。我们想制定一种文件，使它能反映出我们的担忧，能建立保障我们安全的体系，并能反映出我们对北约所作决定的实际影响力。”他说：“因为不是北约成员国，所以我们不谋求掌握所有问题并参与解决。但是，有一些直接涉及我们的问题，应该在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并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解决。”俄国人要的是安全利益的保障，以及在事关俄罗斯问题上的“否决权”。对此北约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要求，但只能“在某些决策过程中给予俄罗斯有限的发言权”。1997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与德国外长金克尔会谈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俄罗斯与北约的协议应当是“有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并以此为依据的文件。”3月初北约作出回应：可仿照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先例，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这份文件无须提交各国议会批准，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提交北约16个成员国和俄罗斯议会批准，文件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俄国人表示“愿意接受这一立场”。在多次谈判之后，问题最终提交到3月20日至2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俄美最高级会晤。叶利钦认为这次会晤“将是两国间从未有过的艰难会晤”。会晤以发表五项联合声明宣告结束，双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达成妥协。5月底“俄罗斯—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正式签署。俄美首脑赫尔辛基会晤五项联合声明和“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被视为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重新界定。
作为对俄罗斯默认北约东扩的回报，在1997年6月丹佛会议上俄罗斯被“七国集团”所接纳，并于1998年5月伯明翰会议上成为“八国集团”正式成员。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暂时稳定，俄罗斯外交重心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实质是反对美国单极统治的“多极化外交”，并曾活跃一时。但从1998年3月起，俄罗斯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政局剧烈动荡，政府数次更迭，俄罗斯外交陷入停摆状态，已无大的作为。
第四阶段：1999年俄与西方关系恶化时期。
1999年3月24日，北约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利用科索沃危机悍然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打击，狂轰滥炸一直持续到6月10日。这一事关欧洲安全的重大事件说明“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同样对北约没有约束力，标志着普里马科夫“标定界限外交”失败。俄罗斯最初的反应极为强烈，它与西方的关系几乎到了对抗边缘，但最后仍不得不委曲求全，寻求与西方妥协。北约侵略南斯拉夫的硝烟尚未散尽，西方又就车臣问题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由于车臣局势再度恶化，8月俄罗斯当局被迫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捍卫俄罗斯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但西方却以“捍卫人权”为名，对俄罗斯横加指责，干涉其内政。1999年1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有54个国家参加的欧洲安全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就车臣事件集体向俄罗斯发难，令叶利钦激愤不已，他发言说“你们无权在车臣问题上批评俄罗斯”，之后拂袖而去，提前归国。
西方的行为带有欺辱俄罗斯的性质，严重危及后者的利益，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
（第二节）俄罗斯与西方的债务经济关系
1992至1999年俄罗斯经济下降了40％∽50％，其对外经济关系亦呈萎缩态势，但相对下降幅度较小，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据2000年初的统计，俄罗斯1999年进出口总额约1100亿美元，其中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占50％，顺差占70％。总体来讲：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前期萎缩，后期恢复，尚无大的发展；贸易结构未见改观，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还有所增加；由于经济环境差，截至1999年底“外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为115亿美元略多一点”，而每年流出的资金据估计有150亿∽200亿美元；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是重点，虽有一定的市场依赖，但基本是互有所需关系；对中、美、日等国的经贸联系处于停滞状态；俄罗斯对外贸易关系对对外政治关系既无明显的促进，也无大的妨碍。
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债务问题。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欠西方800多亿美元的外债，到2000年初，外债总额升至1600多亿美元，净增800亿，扣除伦敦俱乐部（由商业银行债权人组成）减免的106亿美元，实际外债总额1500多亿美元。1999年俄罗斯GDP约合2300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65％。这里有一个1998年金融危机导致卢布贬值问题，并不完全反映实际经济规模。据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数字，1997年俄罗斯GDP约合4400亿美元，1998年俄罗斯经济下降4.5％，1999年增长3％，可见1999年俄罗斯实际经济规模与1997年基本相当。如按1997年的汇率计算，2000年初俄罗斯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35％，即便如此，也远远超出了警戒线。外债重负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压得俄国人喘不过气来。俄罗斯年年都需要与西方谈判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问题，这成了俄罗斯外交例行的重要任务，而同意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反倒成了西方对俄援助的一部分。1996年俄罗斯与巴黎俱乐部（由西方债权国组成）达成协议，同意俄罗斯在2001年之前只偿还原苏联债务的利息部分，在以后的25年内还清全部债务。2000年俄罗斯又与伦敦俱乐部达成协议：减免俄罗斯106亿美元债务；部分债务转换为欧洲债券，可在2030年之前分批还清；部分债务转换成偿还期20年和30年的国家有价证券进行债务重组。
西方利用手中的援助和债权杠杆，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实质是受援与施援关系，是一种借债与还债的债务经济关系。
西方援助俄罗斯具有以下特点。
1.“雷声大、雨点小”。
1992年，西方制定了总数为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实际兑现150亿美元。1993年“七国集团”又提出一项430亿美元的新援俄计划，除其中150亿美元用于重新安排债务外，实际到位资金只有50亿美元。199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贷款102亿美元，至1997年末执行完毕。199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日本联合提出226亿美元的联合对俄贷款计划，但是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打击行动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使这一援助计划陷于停滞。普京上台初期鉴于其对西方政策不明朗，西方中止了对俄援助，因此1998年7月提出的援俄计划已不可能得到执行。除去这最后一笔226亿美元的贷款外，据法国报纸统计，1992年至1998年底俄罗斯得到外国贷款共376亿美元。估计到1999年底，俄罗斯借款应在4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不足西方许诺的一半。
俄罗斯新增的800亿美元债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本息滚动造成的。俄罗斯国际银行开发与投资和信贷合作中心主任索科洛夫1994年的一篇文章说道：“俄罗斯外债偿还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