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进入夏季以来，洪水的迹象就已经逐步显现。７月中旬四川各地暴雨不断，许多地方山洪骤涨，在成都、重庆等府，由于山势陡峭，洪水顺势冲入长江，在当地并没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但是在接近湖北省的万县、奉节、巫山等县，因地势较低，本地大雨使河水上涨，上游来水又势不可挡，一时间无处宣泄，部分地区河水漫溢。幸运的是，四川因长江两岸皆山，沿岸居民较少，因而在洪水中损失并不严重，浩浩长江水挟带着各处山洪的威力冲向中下游地区。
湖北省是长江进入中游的第一个省份，在这里长江急速穿过西北部的山区，进入了开阔的江汉平原，湍急的水势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大水冲破堤岸，江陵、石首、监利、公安等县变成了汪洋大海。江陵位于长江北岸，是荆州府的府城，同时也是清政府在当地的一个军事要地，驻扎有满军八旗的部分军队。由于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这里的堤防建设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着名的万城大堤屹立在长江北岸，是扞卫江陵城的重要防线。尽管如此，江陵城在历史上仍多次受到长江洪水的威胁，甚至是冲击。有时为了保护江陵，当地政府甚至不惜舍弃长江南岸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江陵城所受防护之严密。尽管如此，在１７８８年的特大洪水中，江陵仍然是受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这年７月２３日，长江大水直抵江陵城下，水势迅速与堤岸持平，加上当地连日大雨，堤内积水甚深，大堤在洪水的内外夹攻之下，终于力不能支，许多地方出现溃口，大水逼近江陵城防，城内文武官员将各处城门闸门堵紧，严防死守，希望能保全满、汉两城。由于水势过大，大水在冲开堤坝之后又迅速冲入江陵的西、北两门，城内的官衙、房屋以及监狱、仓库都沦入水底。汉城因地势低洼，在这次洪水中受损最重，城中低洼处水深六七尺不等，高处水深也有二三尺，城内居民四散奔逃，躲避不及的大多死于洪水。满城地势较高，且与汉城有一墙之隔，情况略好于汉城，但也免不了房倒屋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据统计，江陵城内共有１３６３人淹死，城中倒塌房屋四万多间，无数失去了房屋甚至是亲人的灾民聚集在城墙上，等待着水势消退和官府的救济。
除了江陵之外，湖北其他滨江地区的受灾情况也十分严重。一直以来公安县都是长江洪水的一个重要受害者，这次洪水也没有例外，长江大水自上游而来，周围湖泊又因连日暴雨而水位猛涨，二者夹击，本来就不甚坚固的城墙坍塌达７０多丈，城中所有房屋几乎倒塌殆尽，居民有一万余人被迫搬到高处搭棚暂居，附近广大地区的农田更是无处寻觅，四顾茫茫，只剩下滔滔大水。监利县滨江临湖，一直苦于水患，其受灾之严重程度仅次于江陵。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湖北沿江各地频频遭受长江洪水的袭击时，汉水的雨季也提前到来，几乎整个流域内都普降暴雨，自钟祥以下，奔腾的河水没有了山势的阻隔，一泄千里，四处泛滥，潜江、天门、云梦等地受灾严重，许多地区夏粮颗粒无收，一些地区积涝情况十分严重，垸内积水长期无法排出，以至于影响以后的农业生产。
就在湖北省四面楚歌之时，一湖之隔的湖南省也面临着百年罕遇的特大洪水。持续的暴雨使许多地方山洪暴发，酿成房倒屋塌、人畜伤亡的惨剧。溆浦县位于湖南西部山区，濒临溆江，６月中下旬山洪突发，县城虽然不是处于山洪的必经之地，亦受到严重影响，官衙厅署大多坍塌，农田庐舍受灾非浅，且山水最终汇集在附近的河流中，因水量过多而来不及宣泄，以至于四处漫溢，为害乡里。据后来的统计，该县共有近５００人死于山洪和随后而至的河流漫溢，近万间房屋倒塌，上万名居民亟待救援。至７月中旬湖南上游山区的大水经各条河流最终汇入洞庭湖，同时长江与汉水的洪水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洞庭湖，在南北夹攻之下，洞庭湖根本无力蓄积如此众多的来水，湖水四散漫溢，冲毁了周围许多州县的堤垸。据当时的记载，在７月２２～２５日，洞庭湖当地阴雨不断，而长江、汉水二水并发，建瓴直下，冲入洞庭湖，一时间湖水陡长二丈多高，借助风势，摧毁了３２处官垸的堤坝，垸内所有田禾沦入水底。幸运的是，洞庭湖周边地区对于这场洪水早有准备，虽堤垸被冲毁，但垸内居民已经躲避到高处，因而人员伤亡并不严重。
江西省的大雨也是从６月底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整个７月上旬，鄱阳湖地区湖水泛滥，淹没了周围地区，所幸的是这里居民较少，农田中的早稻也已经收割，当地居民不至于陷入完全无助的境地。但是因长江之水久涨不消，鄱阳湖的出入口被水顶阻，大水无从疏泄，因而许多被淹地区积水从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很长时间都没有消退，影响了秋粮补种。江西省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南昌、饶州、南康、九江等地，一些山区因山洪暴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甚至连棺木都被大水从坟中冲出，据称，仅祁门一地就截捞棺木１０７５具，可见水势之迅猛。安徽省的灾情与上述几省十分相似，也是从６月初开始，先是山洪暴发，继而雨水不断，河水泛滥，淮河暴涨，沿江低洼地区多有被淹，大多数受灾地区虽水深不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积水难消，补种无望。
这场洪水从６月初开始，一直到８月初才渐渐消退，前后共持续了近两个月，其间大水或四散漫溢，或冲毁堤坝，官堤民垸四处决口，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大部分受灾地区虽然早稻得以收获，但中晚稻几乎全部绝收，数以百万计的当地灾民的生活陷入困顿不堪的境地。以湖北省为例，全省有五十多个州县受灾，除了西北部一些山地幸免于难（仍有一些地方遭到山洪的袭击）之外，几乎全省沦入水底。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损失虽略轻于湖北，但受灾地区尤其是江河湖泊周围的地区，到处一片房倒屋塌，粮食绝收，灾民们四散流离的惨景。进入８月，洪水逐渐消退，但它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在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洪水过后的第三年，湖广总督毕沅仍在上书建议扩大这场洪水的蠲免范围，以纾民困。至于灾区许多城市的重建工作更是一直延续到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江陵城做为满军八旗驻扎的重要地区，其重建工作格外引人注目，中央政府前后拨款达１００多万两白银，才使整个江陵城焕然一新。与江陵县相比，铜陵县的命运就悲惨得多了，直到洪水过后四年这里仍是内外城墙坍塌，当地官员只能一再上报，希望可拨款重修。
洪水发生之后，清政府十分震惊，年年加高培厚的长江干流和各支流的堤防竟如此不堪一击，据受灾地区的官员上奏，除了１７８８年降雨量大大高于往年这一原因外，各种人为原因也是导致这场特大洪水的重要因素。首先是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流失渐趋严重，大片的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许多坡度很高的地区都被开垦成梯田，失去了植被保护的山区一遇暴雨，泥沙就顺水而下，最终淤积在中下游的河道和湖泊中。这不仅使中下游河道的行洪能力大大下降、湖泊容量减少，而且为中游地区围垦沙洲、修建垸田提供了便利条件。垸田是长江中游沿江滨湖地区根据当地自然地理状况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农田形式，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与垸田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随着垸田的肆意扩张，它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低洼地区筑堤成田，甚至对河道、湖泊蚕食鲸吞，这不仅使水无可泄之所，而且阻挡了洪水下泄的通道，一旦洪水来临，大小围垸首当其冲，人为加大了洪水的破坏能力。而且垸田的无序增加也使当地的渍涝灾害日趋严重，其破坏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了洪水本身。
事实上，无论是上游地区山区的掠夺性开发，还是中游地区垸田的肆意扩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迫使人们在许多不适宜农耕的地区强行垦殖，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三亿大关，为解决粮食问题，政府三番五次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粮食生产，一时间全国上下展开了开垦荒地的高潮，沼泽、山坡、乃至山头地角都种上各种作物。当人们正在为粮食产量的增加而欢欣鼓舞时，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水灾害，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心头大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也对这场洪水产生了负面影响。长江中游地区从明代中期以来一直是洪水高发地区，因而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里的堤防建设，每年都有固定的经费用于长江干流和各主要支流堤防的维修和加固，大灾之年还会另外拨专款修建堤防；官修之外，民间也有一些岁修堤防的措施。但是对于许多并不以百姓安危为己任的官员和当地士绅来说，修堤成了他们发财的最佳手段。贪污堤防费用、偷工减料，甚至贪污赈灾款项的都大有人在，可想而知，这样修建起来的堤防怎能承担保护一方百姓的重任呢？
１７８８年特大洪水随着历史的脚步越走越远了，以如此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似乎也被人们遗忘了，长江上游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中下游围湖造田、填河盖楼的悲剧依然在上演着。二百多年来当我们为自己的进步而欢呼时，却在伤害大自然、伤害人类自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不知何时我们才会真正地觉醒，真正学会与自然和平共处。
三、１８４１～１８４３年中国黄河连续三年大洪水
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它全长五千多公里，跨越了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最终奔向汹涌澎湃的渤海，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然而这条母亲河也是一条灾难之河，从汉朝起治黄就成为历朝历代的重点工程，汉武帝曾亲自到黄河岸边督促堵塞决口的工程，他还命令一些养尊处优的官员在大堤上背原料堵塞决口，即使这样，黄河水也并没有安澜多少年。到了明清时期，黄河洪水更是成为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心头大患，虽然专设机构和官员进行治理黄河的工作，但是由于方案不恰当、地方协作不力、官员腐败以及黄河洪水的积重难返等各种原因使得大多努力都付之东流。
１８４０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黑暗的年代，鸦片战争为中国充满动荡、战乱与屈辱的近代史拉开了序幕。然而鸦片战争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所有的苦难，从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４３年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使中国北方的广大地方陷入了更悲惨的深渊。这三次决口分别发生在河南祥符、江苏桃源和河南中牟，受害地区集中在河南、安徽、江苏等省，邻近省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１８４１年进入夏季以来，黄河流域普降暴雨，各河段水势不断上涨，险情不断。８月２日黄河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大水冲刷，年久失修的大坝终于支撑不住了，滔滔黄河水从祥符县三十一堡的决口处直冲向当时河南的省城开封。决口处距开封不足八公里，呼啸而出的大水掀起满天尘雾，在第二日凌晨就冲破了开封的护城大堤，将开封城团团围住，这座古都名城成为浮在水面的一座孤岛。开封城外只见惊涛骇浪，一望无垠，中牟、通许、郑州、内黄、孟津等十三个州县被水淹没，大水所过之处，一些村庄在转眼之间被吞没，大部分村民根本没有时间逃走就被淹溺而死。许多人躲在树梢或是残存的屋顶哀号求救，但由于风大浪急，波涛汹涌，救人的小船无法逆水冲到被淹的村庄救人，就这样许多人虽躲过第一道大浪，终难逃过被水冲走的悲惨命运。
城外昔日的良田变成了大水兴风作浪的场所，而城内虽有城墙的保护，但四处坍塌漏水，西南方的一些城墙很快就被冲出许多裂缝，大水渗入城中，一些民房浸泡在水中，情况万分紧急。在洪水初围开封城时，城中官员采取全城封闭的方法，但是面对滔滔洪水，这种方法显然很难奏效。当时正在三十一堡决口处视察水势的河南巡抚牛鉴乘小船绕道回开封，亲自指挥各级官员和军民一起保卫开封。从８月３日至８日是保卫开封的第一阶段，南门、宋门、曹门等地势低洼处的大水始终在一丈以上，在城墙出现裂缝的地方赶制了十余道柴土坝。宋门旁有一处地方，大水不断从中涌出，眼看有冲垮城墙，大水入城的危险，最后只得用无数棉絮包上砖石填在其中，才保住了这段城墙。但是开封仍然时刻都有全城覆没的危险，城外水位远远高于城中地面高度，难怪当时城中官员哀叹，开封城“形如釜底”。
８月８日，开封城的情况再度恶化，这天河水一再猛涨，大水从决口处直冲城北护城堤。巡抚牛鉴坚持认为保卫省城乃是当时第一要务，对于其他受灾地区置之不理，将所有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用于保卫开封。他一面用重金收购民间砖石，或将民间破屋、旧庙拆毁，运往城上，一面在情况危急处赶筑堤坝和砖垛。但是由于水势太猛，城处的物资难以运到开封城中，仅凭城中力量不足以应付大水，何况许多为保护城角而投入水中的砖石，旋投旋被水冲走，根本无济于事。最后迫不得已，牛鉴下令将城墙的垛墙和城中教场、贡院等公所拆毁一部分，所得砖石以备急需。据当时开封知府邹鸣鹤的记载，到８月底，大水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反而有愈来愈大之势，城中大街小巷早已变成河渠，只因城墙还在，才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但随着形势日渐危急，砖石等物难以抵挡水势，只得从民间搜买二千多块磨石和大石块抛入水中，护住城角。同时，命人冒险到城外，传令周围各县采买巨石，以备省城应急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