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着名地理学家乔治·珀金斯·马什（ＧｅｏｒｇｅＰｅｒｋｉｎｓＭａｒｓｈ）在其里程碑式的着作《人与自然》一书中，极具说服力地阐述了人类肆意破坏森林的严重后果：“巨大的森林已经从山坡和山脊上消失；树下腐叶和枯枝堆积形成的植物质土壤，在树林边缘形成的锯齿形高山带草原土壤以及高地四周已被冲刷无遗；由于为古运河供水的水槽和水库已遭破坏，或是因为出水的泉眼干涸，曾因灌溉而致肥沃的草地被废弃而荒芜；历史上和歌谣里有名的河流变成了涓涓细流；装点和保护小水道堤岸的柳树业已消失，小溪不再终年有水，因为流入老河道的涓细水流在进入低地之前不是由于夏天的干旱而蒸发得精光就是被干裂的土地吸收殆尽；小河的河床变成了宽宽的卵石和砾石滩，因而不必涉水而过，冬季里则是急流咆哮；通航江河的入口受阻于沙滩，往日商务繁忙的河口港湾被河流挟带的泥沙淤积变浅；港湾底部上升，致使流入它的河流的水流速度变慢，把千里浅海和肥沃的低地变成了不能耕种的瘴气重重的沼泽。”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广泛、深入的应用，使得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极其贪婪、粗暴和野蛮地掠夺自然资源，使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
对此，前苏联着名地理学家格拉西莫夫的论述极为精辟：“人类社会通过从周围环境取得能量和物质并以变换过的（工业的、家庭的和其他的）形式予以归还时，干预了自然过程的动力平衡循环。然而，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大自然已具备了恢复被破坏的自然过程的能力这样，从整体上说，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顶得住人为干扰的能力，虽然也发生过局部的不可逆转变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总强度已经超出地球表面许多大面积地区的恢复能力，导致了不但是局部而且是区域性的不可逆转变。”
目前世界上大规模砍伐森林的事态之一发生于潮湿热带地区。据对拥有这种森林的占世界总面积１８％的１３个国家进行的详细调查表明，热带雨林的年退化率超过２００万公顷（或相当于这些国家热带潮湿森林面积的１.２％）。如果对这些数字加以外推的话，则世界热带雨林的年退化率大约是１１００万公顷（即每分钟２０.９公顷）。这种情况在非洲和南亚最为严重，西部非洲已经丧失其潮湿森林面积的７２％，南亚则损失了６３.５％。
近年来我国长江流域洪灾的发生十分频繁，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游森林严重破坏的结果。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人口增长引起对土地、木材、柴薪的需求剧增，因而导致过度采伐、毁林开荒愈演愈烈，致使上游山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失去了森林植被的拦截，一旦爆发大的降雨，很容易形成巨大的洪峰，水土流失，严重的水土流失又导致下游河道淤积，泄洪能力急剧下降，再加上中下游人们与水争地，因此洪水的发生日趋严重和频繁。对此，前人很早已予以关注，到明清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已经相当系统。道光年间，魏源在其《湖广水利论》中曾论及上游山区毁林开荒与中下游围湖造田、洪涝灾害加剧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指出：“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扞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人为因素在自然灾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过度放牧使草原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再加上干旱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使土地侵蚀和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席卷整个美国的“黑风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此外，前苏联、中国都有类似问题发生。而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海岸侵蚀、动植物物种灭绝等自然灾害的日趋频繁与加剧，亦无一不与人类盲目、违背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有关。
至于工业革命以来新生的自然灾害，则更是深深地打上了人类行为的烙印。工业革命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剧增，使地球出现“温室效应”，从而使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煤和石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排入大气中，与水蒸气结合形成酸雨，又会使河流和湖泊受到严重污染。而在车辆很多的城市里，由于大量燃烧汽油，则很容易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这样的灾例，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举不胜举，如众所周知的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汞中毒的“水俣事件”和富山县镉中毒的“骨痛病”，以及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亦步发达国家之后尘，致使类似灾害比比皆是，已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
四、防灾减灾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令人类防不胜防，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让人类忧心忡忡，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使人类焦头烂额。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人类只能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准则来预防和减轻，因此防灾减灾已成为了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人类社会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人类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人为破坏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的关键。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历程，批判不适合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永久发展的错误思路。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就开始审视和反思工业化时代普遍盛行的“不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出了保护生态、防止破坏环境的呼声。１９６８年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邀请３０名知名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开始对人类长远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认为地球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经济的增长也必须是有限的，否则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悲剧性结局。这份报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此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开始孕育产生，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思想的主题。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观不同，它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双重目的，通过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实现资源的综合和持续利用，从而“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当今人类的防灾和减灾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处理减灾与发展的关系，以减少各种灾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保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加强减灾立法，建立集中统一的减灾管理体制
将防灾减灾纳入法制化轨道是工业化以来人类防灾减灾行动的一个重大对策。发达国家由于进入工业化时代较早，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无论是综合性灾害防治法规，还是单项灾害防治法规，包括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法规，都已经较为成熟。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防灾减灾的立法工作还比较落后，但依法减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且近几年来更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
建立集中、统一的减灾管理体制是增强人类防灾、减灾和救灾能力的重要举措。工业化以来，世界各国在长期防灾、抗灾、救灾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灾害管理体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灾害管理体制，并在减灾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方面尤其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表现最为突出。在中国，适合中国国情的灾害管理体制也在建立过程中。
（三）加强灾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利剑，它一方面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引发了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为人类抵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防灾减灾行动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减灾科学研究就是从灾害学的角度，以减灾为基本目的，对灾害的测、防、抗、救、援的综合研究，重点是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防御技术的研究。日本是减灾综合研究开始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灾害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较好。我国的减灾科学研究刚刚起步，但进展十分迅速，在减灾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国际交往的日趋紧密，灾害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减灾事业的发展。
减灾技术在人类减灾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工业化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灾害科学的开展，人类在减灾技术的开发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巨大进步，例如人造卫星、遥感技术、电脑分析等高科技手段已广泛地运用于对各种自然灾害的监测，卫星电视、光纤技术、无线通讯等现代化的信息传递手段及时发布灾害的预警、预报，形成了以高科技手段为主体的监测、预报技术体系。至于各种救灾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更为迅捷，已经形成了由直升飞机、救生船、救生艇及各种汽车构成的立体救灾运输体系。这些现代化的减灾技术设备与先进的减灾技术手段，大大地增强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四）普及灾害知识，提高公民自救能力
防灾、减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单纯的政府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参与防灾、减灾的义务，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和有关防灾、减灾的规章制度，自觉地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考虑自然灾害的时间、空间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防灾、减灾对策。同时，每一个公民都要加强有关自然灾害及其防灾、减灾知识的学习，接受减灾、救灾基本技能的训练，逐渐形成一种人人正视灾害、重视减灾而且能够减灾的社会环境。
所谓人人能够减灾、救灾，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每位社会成员都明确自己肩负有减灾救灾的责任，能够积极有效地参加防灾、减灾或者救助他人的公共活动；二是个人在遭遇灾害之时能够正确应对，有效自救。要想做到这两点，每位公民都必须了解、掌握基本的灾害知识，以便在灾害来临之前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防患未然。这实际上又提出了减灾、防灾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肯定，这类教育在中国还相当薄弱。广大民众的灾害知识极度贫乏，是制约减灾、救灾实效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作为国民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减灾知识的教育亟待加强。
有关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减灾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关于防御地震灾害，我国云南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有参考意义的谚语：“震前动物有前兆，密切监视最重要。骡马牛羊不进圈，老鼠成群往外逃。鸡飞上树猪乱拱，鸭不下水狗狂叫。冬眠麻蛇早出洞，燕雀家鸽不回巢。兔子竖耳蹦又撞，游鱼惊慌水面跳。家家户户细观察，综合异常作预报。”由于动物对自然变异有着比人类更为敏感的察觉功能，因此，对于地震等突发性、剧变性自然灾害往往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况存在，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观察、总结，以便在临灾时及时采取防护对策。
除了及时预防以外，每位公民都必须了解一些自救和互救的方法，以便面对灾祸时保持冷静，正确应对。例如面临火灾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闭电源，迅速报警，切忌慌张乃至不顾一切越窗、跳楼；然后选择正确的脱险办法，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墙猫腰并夺捷径外逃等。这类自救能力必须在平时就有所积累，必要时可以参加一些救灾演习，而政府也应该多组织一些这类活动，以提高公民的防灾救灾能力。
我们相信，只要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再加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广泛运用，在未来社会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人类必将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