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即王安石酝酿变法之初，在京东路登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据《宋史·许遵传》记载，登州有一妇女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对这起因不幸婚姻而导致的谋杀已伤案如何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的激烈争论，在朝臣中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营垒。这两个营垒对后来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两派的形成亦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就这场论争的始末、是非、实质及其因源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对王安石变法中尖锐复杂斗争的理解和认识。
一、阿云之狱论争的始末
阿云之狱发生之后，登州首先进行了初审，知州许遵以阿云作案之时“许嫁未行”，提出“应以凡人论”；又以阿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按律得免所因之罪，提出合从减等断遣。登州将案件及初审意见上奏朝廷之后，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审刑院、大理寺以谋杀已伤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而宋神宗则“敕贷阿云死”。
如果按审刑、大理所断，不仅阿云从绞，而且许遵也要以误用刑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许遵对审刑院、大理寺的判决提出了异议。他在奏章中说：按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阿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他认为，阿云之罪“当论如敕律”。因此，宋神宗诏送刑部复审。而刑部公然对抗神宗“敕贷阿云死”的终裁，以许遵用刑妄法支持审刑、大理的判决。于是宋神宗在熙宁元年（1068）七月癸酉降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 意在使犯者“纳于自新之地”。实际上也是对许遵意见的支持。
许遵因“累典刑狱，强敏明恕”，在决断阿云狱之后，宋神宗便任用许遵判大理寺事。但是御史台却置神宗敕令于不顾，以议法不当弹劾许遵。御史里行钱颉奏请“罢遵大理”。他说：“许遵议谋杀案问刑名未定而人判大理，颉以为一人偏词不可以汩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看来钱颉等人并没有把神宗的谋杀已伤自首减等的敕令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仍称谋杀案问刑名未定，用议法不当弹劾许遵。许遵对御史台的弹劾进行了驳斥，他说：“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请求将阿云案下两制共议。于是，宋神宗又诏翰林学士王安石、司马光同议。
但二人同议而意见不一，王安石议主许遵之见，司马光议从刑部所断。二人只好各自上奏。
司马光在上章中说：“窃详律文，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律所称得免所因之罪，皆是别因有犯，如盗窃、劫囚、略卖人之类，本无杀伤之意而致杀伤人者。
此类犯罪所因虽然可以首原，但杀伤不在首例。如“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也”。由此可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因此他认为，“谋不得为伤之因。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阿云之狱“大理寺所定已得允当”。
王安石在上章中对法司、刑部提出的谋不为伤因，谋杀已伤不得首原的理由进行了驳斥。他说：“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而律文“但言因犯，不言别因”。按律规定，“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法司、刑部之所以“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不许首免者”，是把律疏中的“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并且“止谓因盗杀伤之类”。可见法司失律意甚明。王安石说：“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因此王安石认为，“谋得为伤之因，谋杀已伤，伤不得首，所因得首，合从原减”。
王安石、司马光上章之后，宋神宗诏从安石所议。
但众论不服，“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御史中丞滕甫、御史里行钱颉皆言“许遵所争戾法意”。请求再选官定议。所以宋神宗又诏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
吕公著等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论争进行了共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在上神宗的《议谋杀法状》中说：“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当者，有重禁以绝恶者，有原首以开善者。盖损伤于人，有惨痛轻重之差，故刀伤者坐以徒，他物拳手伤者坐以杖，其义足以相偿而止，是量情而取当者也；畜谋伺便致人于死，非重绝之则相仇者不禁，故谋杀已伤者从绞，是重禁以绝恶者也；苟杀人末至于死，于物尚可以偿，于事犹可以自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三者虽制法各殊，其于使人远罪而迁善，其义一也。议者见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便谓谋杀不通原首，是未尽圣人制法之意，而于律文有所不达也。”眇‘今于损伤尚有刑可以相当，而必令不得首其可悔之谋罪，而即偿以死，恐不尽圣人好生之心，而以开愚民改恶之路。”何况“今律所不备，别以后敕从事者甚众，何独泥此也”。他们认为，“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法以正其本，议以尽其类，则何谓而不可也”。“宜如王安石所议便”。
宋神宗以诏令形式肯定了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但审刑院、大理寺的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劾奏吕公著“所议为不当”。因此宋神宗又诏王安石与法官集议。
经反复论难，法官益坚其说。于是宋神宗又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庚子再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这更激起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不满。自此，他们不仅反对谋杀自首之法，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判刑部刘述、丁讽首先发难，他们以“庚子诏书未尽，封还中书”，拒不执行。御史中丞吕诲及诸御史也称：“谋杀不当论首。”参知政事唐介亦声称谋杀自首之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因此，宋神宗复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但刘述等人仍然以神宗诏书不当再请中书、枢密合议。他们在上疏中说：“安石执政以来，未腧数月，中外人情嚣然胥动。盖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无忌惮之心故也……去年因许遵文过饰非，妄议自首按问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孙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以乱国纪。从刘述等人的上疏中可以看出，他们顽固地反对谋杀自首之法的真实目的，在于坚守祖制，守耳百勿失。他们之所以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是因为王安石自执政以来，对祖宗所立法度，欲加变革更张。难怪他们对王安石的谋杀自首新议如此忿懑，甚至置神宗的诏敕于不顾，顽固坚持谋杀已伤不可首的立场。
对刘述等人提出的交由二府再议的要求，宋神宗认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但曾公亮等人”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坚持再交中书，枢密同议。
在二府同议中，文彦博、吕公弼等人认为，“杀伤于律不可首”，并要求“自今已杀伤依律”断遣；宰相富弼亦“从众议”；而韩绛、陈升之议与安石同。虽经二府再议，仍然是议而不合。于是宋神宗又于熙宁二年（1069）八月乙未再次降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至此，争论了一年之久的谋杀自首之法才确定下来，神宗的按问首原敕令成为全国通行的法律。
这场围绕阿云之狱展开的谋杀自首刑名之争，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法司、台谏的顽固守旧分子先后受到贬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司马光在熙宁二年（1069）八月五日的《上体要疏》中说：“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因此他提出对刘述等人，应“还其本资、以靖群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奏称：“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他们试图打着天下人心的旗号挽救和保存守旧势力，继续阻挠变法改革的进行。这场论争结束了，但在论争中形成的两大派，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与深入，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也愈加尖锐激烈。
二、论争中的几个是非问题
在围绕阿云之狱展开的谋杀刑名的论争中，究竟谁是谁非？有几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只有弄清了关键的问题，才能辨别这场论争中的是非曲直。
（一）关于阿云所犯当以妻杀夫论，还是应以凡人论？这是确定阿云之罪能否首原的关键问题。在阿云之狱的审理中，许遵首先提出“应以凡人论”，而法司及司马光等人一直强调是妻杀其夫。如果按许遵所言，以凡人论阿云之罪，依律可从首原减免断遣，如果依司马光等人所说，阿云是“谋杀其夫”，依律则应按“常赦不免，决不待时”的恶逆罪论绞，自然无首原之说。所以搞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从阿云之狱的案情来看，阿云是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的，但“许嫁未行”。
按《宋刑统》恶逆条问答中解释：“夫者，依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阿云犯罪之时，虽已纳彩行聘，但并未嫁娶，亦无庙见，所以她与韦阿大属于定婚之夫，并非律文规定的实际上的夫妻关系。因此说，许遵提出的“应以凡人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司马光等人强调以“谋杀其夫”论死，是与法律规定大相径庭的。审刑院、大理寺“用违律为婚奏裁”，更是妄自非法。按《宋刑统》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阿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并未嫁娶，何由用违律为婚而奏裁呢？况且律文中有“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的规定。由此可见审刑、大理的曲法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