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黥刺
黥刺是古代黥刑的复活。在宋代，黥刺的方法以“烧炙涂药”而成。宋朝的黥刺，有刺面者，有刺额者，亦有刺于其他部位者，并有刺字和刺其他标记符号的区别。刺字和刺其他标记，则根据其罪情的轻重而定大小。
北宋前期，刺面并无定制，犯人当刺面者，皆刺满面大字，毁形颇甚。因此，真宗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降诏：“应配人除奉宣大刺面外，余并依招军例小刺。诸处已刺指挥字者，止添所配处。”从宋真宗的这道诏令中可知，北宋前期刺字，不仅有大刺和小刺之分，而且要把配所的名称刺在罪犯的脸上。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二月，开封府又提出：“贼情重凶恶者，乞字样稍大，仍于两面分刺。”仁宗诏定：“如委实凶恶巨蠹，只一面刺稍大字样。”可见在北宋中前期，刺字的大与（1085）十二月癸酉的诏令中，始对盗贼罪刺字的部位、形状、大小作了明确的规定。诏中称：“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这是北宋犯盗罪至徒流杖当刺者最具体的行刺规定。
南宋时，由于社会秩序紊乱，道路梗塞，合刺罪人，多“配州府屯驻军下收管，重役使唤”。所以“各以所配州屯驻军重役刺字”。至宋孝宗时，因为盗贼充斥的缘故，在淳熙八年（1181）五月十六日又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脸。
若额上曾经刺字者，即元系贷命之人，不须更行追会。”在强盗额上刺“强盗”字样，是从孝宗时开始的。
宋宁宗庆元立法时，又根据罪犯情状的轻重，对刺字的大小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诸军移配而名额不同，或降配者，所刺字不得过二分（仍不刺配字），逃亡及配本城四分，牢城五分，远恶及沙门岛七分。即旧字不明及出除遮改者，官司验认添刺，不可添刺者别刺。”又“诸强盗贷命配军，于额上添刺强盗字，仍差将校部送”。从刺字来看，南宋比北宋也加重了。在宋代，也有当刺而不刺者和改配免刺者，这种情况多是统治者为解决急需用人处的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亦有对命官及主客名分的照顾而免刺者。
刺字既是肉刑，也是一种污辱刑。宋朝统治者施行刺字的目的，“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但是犯者“虽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其亡去为盗，挺起为乱，又何怪哉！”
（三）解送
北宋之初，凡当刺配者，不分罪情轻重，皆先将罪犯及其亲属并械系送京师，经皇帝决断之后，再由禁兵将校押赴配所。这种转徙远役，对罪犯及其同行家属都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宋朝刺配法中的长送远役，不仅使罪犯本身遭受穿锁传送，“乞丐于市”，“得活者十无一二”；而且使其一房老小流离道路，“缘路非理而死者，十常五六”。
虽然屡有臣僚奏请“只遣正身”，亦屡次下诏：“父母、妻子不愿随者亦听。”但在北宋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押送也给监押禁兵带来了远驱之劳。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诸州军“每遇他郡罪人押到，则以往配却之。甚至一二千里之遥，竟以牒回。
其间严寒极暑，疾患所侵，毙于非命者不一。况已配之人，又复押还，不知州军置之何所”。这就给刺配之人和监押军士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宋代解送罪人，规定了严格的递配交割手续和监押将校的责任。按编敕规定：“配送罪人，须分明置历管系，候到配处，画时具交割月日，回报元配之处。若经时未报，即移文根问；若在路走失者，随处根逐，元监送人紧行捕捉。”即是说，凡配流之人应部送者，原断官司要备录案卷，注明所配地里日数及配所管辖，随押送军士带去，待到配所，办理了移交手续，取了交领公文，回原断官司报告。如果计程应至配所而未报到交收者，则要即时移文沿路州县会问。如果罪犯在路逃亡，要严责原监送人追捕。特别是对刺配沙门岛及广南远恶州军的重犯的押送，更强调要“选有行止衙校前去”，并“差兵防护”。即押送重犯，必须选忠实能干的衙前充任，且要记押送日志，待完成押送任务后，向原断官司报告。
如果押送官兵受贿纵释罪犯，则要从重处罚。刺配重犯，还要求“元断官司限次月略具犯状、刑名、遣行月日，申尚=陪刑部。罪人至所配州受讫，限五日申本部”，并要“每年终具数闻奏”。以加强解送重罪犯人的监督和检察。南宋时，押送罪人沿途逃亡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要求对“应贷命配军罪人，令沿路选差军兵牢固管押传递，取各州交管公文回照，不得容令管押人受嘱作弊，如有走透，知通兵官各坐以罪”。“仍令通判常切觉察，每月本州交传过人数，有无截留、走失，申本路帅司检察”。无论统治者怎样加强押送途中的防范和检察，南宋“配隶之人中路多逸”已是一个既普遍又严重的问题。，况且因“衣食之路日蹙”，“州郡惮于赡养，往往故纵不捕。此徒虽幸脱免，而其身实无所容于天地间，饥寒切身，若非群众贩卖私商，即是聚为强盗”。他们“既无所归，聚集为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宋代之所以盗贼窃发，不能说与其重行刺配法无关，只能说这是重行刺配法给宋代统治带来的一个社会后果。
（四）配役
宋代刺配法中的“配即流”，其役即徒。配地的确定，“皆以本犯情罪轻重立定地分远近”。北宋初，因诸方割据，仍沿五代之制，罪人多配隶西北沿边地区服军役，死罪特贷者，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而“罪人配西北边者，然多亡投塞外，诱羌戎为寇”。随着江南的统一，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五月诏令“罪人皆流南方”。自宋太宗改变配地之后，北宋按罪情轻重确定的配地远近大致分十等，即沙门岛、远恶地、广南、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五百里、邻州、本州、本城。从有关刺配诏令和案例中可以看出，凡强劫盗合死贷命及伤人者，刺配沙门岛；当死遇赦改配者，配远恶地；罪合流者，配广南；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强劫盗不伤人者，配千里外；犯徒者，配五百里外；窃盗三犯杖者，配五百里或邻州；不流者，配本州或本城。但广南人犯罪，也有配岭北和河北屯田者。
南宋初，敕令所曾说：“犯罪之人，情状轻重不一，本罪刑名，自有等差，决配之法，不得不异。”但由于南宋版图缩小，“盗贼”塞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盗贷命之人，“止配诸军重役使唤”，“其所配之地，自高宗以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刑部、大理寺在讨论改革配法的奏章中说：“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比北宋的等次还多。但从其拟配行的远近等次确立的役年中看，不移不放，北宋已有，当配沙门岛者改为海外，同时南宋厢军中，也没有本城的记载，“按宋法，不文面而流者，谓之编管”。所以说南宋的十四等与北宋相比，没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