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刑罚制度，在因袭封建五刑的同时，又创制了独立于五刑之外的编配法。宋代的编配法有刺面与不刺面之分，凡杖脊、刺面、配役者，谓之刺配，以贷杂犯死罪之命；不文面而流者，谓之编管，多用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及“诸罪缘坐家属应编管者”。不论刺配还是编管，皆根据罪之重轻，情之深浅有地里远近之别。
宋代的编管法，是一种编录名籍，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监督管束的方法。在行用中，又与除名、勒停等行政处罚结合并用，成为宋代一个立法详备、行用广泛的新刑种，表现了宋代“自立一王之法”的独具特色。
一、编管法的适用范围
宋代编管法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既适用于命官犯罪，亦适用于“诸罪缘坐家属应编管者”，也适用于某些杂犯轻罪，是宋代广泛行用的一个独立刑种。
（一）命官犯罪者编管
宋初，“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多于外州编管，或隶牙校”。即对命官犯罪以编管代配隶，行降等处罚。宋代命官犯罪执行编管者有以下几种情况。
1．坐赃贷死者编管。宋初官吏犯赃当死者，多行杖杀、弃市之刑，并无宽贷之文。宋真宗时，始有“品官犯赃情理乖当，但千钱以上，皆配隶衙前”的规定。其后命官犯赃的惩罚愈来愈轻，不仅多以决配贷死，而且不刺面编管者愈来愈多。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监翰林司河＿]副使郭承祜，盗金银杂物计赃141匹，“监主自盗，合实极典”，仁宗仍下诏宽贷，免决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景祜四年（1037），真定府路总管夏守恩，“受军民钱物枉法赃62匹，合处死，特贷命，除名，配连州编管”。自此之后，命官犯赃当死而贷命者，多行编管之法。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当绞，援前比贷，当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以命官有罪刑为徒隶，“恐污辱衣冠”，请免杖黥之刑，“自是命官无杖黥法”。宋哲宗时，又立“三免法”，即命官犯赃不死、不杖、不黥。至此命官在法律上的特权突出地表现出来，即使坐赃当死，亦仅除名、勒停、编管而已。编管成为宋代惩罚命官贪赃枉法罪的最高刑。
2．因政治原因遭编管。自北宋中期之后，因党争或其他政治原因遭编管的命官非常多。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所列元祜党人中，就有七十余人被贬谪到岭南等地编管。其他被编管者亦不少见。如大观元年（1107），李景直等四人，“以上书观望罪，并编管岭南”；崇宁二年（1103），“任伯雨等八人，均除名、勒停、编管”。宣和四年（1122），朝散郎朱昭因上书谏北伐，亦遭“除名、勒停、广南编管”。南宋权臣当政时，凡“窃议时政”，“谤讪朝政”者，皆以莫须有的罪名遭编管。
如建炎二年（1128），“内侍邵成章坐辄言大臣除名，南雄州编管”；绍兴八年（¨38），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因上书直谏议和，被“除名，昭州编管”；九年（1139），“韩训坐上书论讲和非计，送循州编管”。在宋代，命官因政治原因遭编管的事例非常多，直至终宋，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3．断案失人死罪者编管。宋代对官员在断案中的失刑问题十分重视，特别对失人死罪，制定了严格的处罪条款。如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编敕中规定：“今后官员失人死罪一人者，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的更详细。其规定：失入死罪一名，为首当职官勒停，吏人千里编管；二名者，为首当职官追一官勒停，吏人二千里编管；三名者，为首当职官追二官勒停，吏人配千里。如“诸主守不觉失死囚者，五百里编管”。此规定对当职官的处罚显然轻于熙宁编敕。
另外，边臣失守或误军期重者，亦除名、编管；保举不当应连坐者，亦用编管之法。
从编管法对命官犯罪的使用看，由于它与行政处罚相结合，使编管又分为勒停编管、除名编管、除名勒停编管、除名勒停编管真决、除名勒停编管永不收叙几个等级。所以在对命官的编管中，既有地里远近之分，亦有除名不除名、真决不真决、收叙不收叙之别。如此详密的等级划分，既可“详酌事体，原轻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亦可使犯罪者各当其罚。
（二）因罪缘坐家属者编管
宋代缘坐家属的犯罪并不多，主要在“谋危社稷”的谋反重罪中执行此制。凡因罪当坐的家属，皆行编管之法。如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制定的“贼盗重法”中规定，凡获强劫罪应死者，“本房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如遇赦降及罪犯能案问欲举自首者减罪，“本房骨肉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编管者遇赦毋还”。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的“贼盗重法”中亦规定：劫掠盗罪当死者，“妻子编置千里”，“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
由于宋代始终是“盗贼充斥，所在窃发”的朝代，所以宋代统治者始终把缘坐无罪、编管家属作为重典惩治“盗贼”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激烈地反抗斗争与秘密宗教的结合，宋廷又将编管法扩展到缘坐“妖教”徒党之中。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规定，凡信奉吃菜事魔的妇人，皆“千里编管”，崇信幻术的妇人，“五百里编管”。南宋宁宗时又规定：凡自称道民不四散著业者，“徒党编管”。编管法在秘密宗教广大徒众中适用，使其行用范围更加广泛。
（三）杂犯罪亦行编管法
宋代编管法在杂犯罪中行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如宋仁宗时，单州民刘玉为父复仇杀人，“帝义之，决杖编管”。亦有百姓因上书而遭编管者，如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布衣朱梦说上书论宦侍权太重，被“编管池州”。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汾州智浃因上书颂岳飞，“诏决杖编管袁州”。以上是杂犯罪行用编管法的具体事例。而推行编管法的诏令亦不少。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曾诏：凡假托神鬼以妖言惑众之人，“送邻州编管”幽；南宋绍兴六年（1136）亦诏：凡“结集立愿断绝饮酒为首人，徒二年，邻州编管”。《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的更详备具体：凡私自雕印“律令格式”、“刑统”、“续降条制”者，“各杖一百”，如增添事件贬卖者准此，“仍千里编管”；“诸强卖买、质借、投托之类取人财物，杖一百，邻州编管”；僧道辄娶妻者，“送五百里编管”；“诸老疾应赎人充庄宅牙人者，杖一百，许人告，仍五百里编管”；如“凭恃老疾应赎而故有违犯，情不可恕者，邻州编管”。此外，还有因犯禁榷法而受编管者，因情涉外界而被编管者。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出编管法适用范围的广泛性，适用层次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