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编管法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刑种，不仅适用范围广泛，而且有地里远近之分，轻重等级之别。从其行用来看，在缘坐家属中，它是一个独立使用的刑种；在命官犯罪的行用中，它又与行政处罚相结合；在杂犯罪的行用中，它又与决杖、徒役结合并用。因此编管法更能适应不同犯罪对象，不同犯罪类型，不同罪情的处罚需要，使被罚者当其罪。
二、编管人的解送
宋代编管法规定，凡应编管者，无论除名不除名，决杖不决杖，皆属有罪之人，都要“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即应编管人都要由官府派人押解到被编管的地方，但不得以刑具相加。为确保被编管人顺利押解到应编管之地，对此亦作了详细的规定。
（一）编管人的解送，一般是由所过州军的院虞侯等官轮替交接完成的，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接手续。如果编管人罪情严重或系武官，则要增差将校兵级护送。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刘汜在瓜州战斗中不战而逃，按军法当斩，特贷死“送英州编管”。并诏令“镇江府日下差使臣一员，兵级十人管押送去，内兵级逐州交替”。王权亦因过淮作战不力，“特贷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琼州编管”。“令临安府差得力使臣二员，军兵二十名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时刻住滞，具起发申三省枢密院”。可见对有身份背景的编管人的押送是非常重视的，一般编管人的解押送，不用如此兴师动众。
（二）在押送编管人的行程中，如果所过州军不能及时差人接替，致使押送者超越规定的里程，“知、通各徒一年，兵职官加一等”处罚。由此看来，押送中的交接规定是相当严格的。
（三）在押送中，如“有纵失者，准其亡罪，论如纵失囚法”，轻者杖一百，重者徒二年，并准许人告。凡能告获故纵已决罪人者，杖罪赏钱五贯，徒罪赏钱十贯，流罪赏钱二十贯。
（四）在部送罪人中官兵私自不行，或令罪人负担物色，或不走正驿路者，各杖一百。而非理凌虐罪人者，“杖一百，邻州编管”。以限制押送官兵随意虐待被押送的罪人。
（五）宋法规定，凡有罪之人应编管者，“听家属随行”。罪人及其随行家属在部送中，“皆给沿路口券，所过仓驿，即时勘支”。如因他故住程者亦给，以保证被押送人路途中的口食问题。但在解送过程中，罪人及其同行家属，往往是流离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
（六）编管人在道闻知祖父母、父母丧，随行家属有疾或死等，可“申所在官司量事给住程假”。如果编管罪人“有疮病或孕未决者”，可缓行。以此表示统治者的“仁政”。
三、编管人的管理制度
宋代编管法是以限制有罪者的人身自由为特征，所以对编管人在编管地的衣食住行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一）编管人的活动限制。编管人被解送到编管地之后，一般都住在编管地官府的厢房之内，无官房可住者，也可租借私人房舍居住，但都有厢兵巡逻监视，以防亡失。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诏：责降编管人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切觉察，不得放出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1153）年亦诏：“诸州编管、羁管人，遵旧法长吏月一验视，不许囚禁”。《庆元条法事类》中亦规定，编管人所在州，要“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至走失，仍每季具姓名申尚书省”。但是编管人如有人作保，还是准许在城内从事教书或与人交往的。如南宋初高澄被编管容州后，则“授徒以给”。但与人交往不可过密，否则会加重其罪。如南宋初胡铨因反对议和被编管新州后，因其“不自省循”，筵宴无时，朝夕与州县官往来唱和而遭论劾，因此被改送“吉阳军编管”。编管人如无人保任其身，则“锁闭厢房”不许随便出入，甚至“囚禁锁闭，甚于配隶”。
（二）编管人的“呈身之法”。为了使地方官府对编管人进行有效的管理，及时向中央汇报编管人的情况，规定编管人“每旬赴长吏厅呈身”。即编管人每十天向当地长官汇报一次自己的情况，北宋称“旬呈”，南宋时改为每月呈身一次。如果编管人系品官，或是有官品封号的妇人，可以不亲自去地方长官府呈身，由“所居厢兵具见管状申”即可。各州军长官通过编管人的定期“呈身”或“状申”，经常了解编管人的情况，按规定向尚书省报告。
（三）编管人的衣食来源。受编管的品官，多系除名勒停无俸禄收入的人员，所以编管人的衣食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看，编管人衣食的解决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提倡自给，即编管人通过请人作保，以“聚徒授业”，达到衣食自给。此类情况只有编管官员才能做的到。二是不能自给者，依“乞丐人法”由地方官府定量配给。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赦令中规定：“自今编管、羁管人无保识者，本州日支米二升、钱二十文赡养。”《庆元条法事类》中亦规定：编管人“贫乏不能自存者，地分人保明申州审察，不限时月，依乞丐人法于常平仓给以口食，男子非老疾者减半”。从其配给的规定看，是提倡编管人自给的。由于宋代编管配隶罪人太多，地方官府难以负担，因此无保识人不能自给者，往往是“锁闭厢房，别无衣食”，因“饥饿疾病死亡”者屡有发生。
（四）编管人的上书权。宋代编管人在一定条件下尚有上书言朝政得失的权利。宋法规定：“诸上书言朝政阙失、公私利害者，本州附奏；责降散官及安置、编配之类言事者，所属审详；可采不兼他事听收接，不得实封及遣人进状。，”即编管人上书言事，必须经所属地方官审查，如果所言可取，不兼杂其他内容，可以由所属地方官附奏，但不准编管人实封上书，或遣人直接进状。实际上对编管人的言事权是有严格限制的。
（五）编管人逃亡者加重处罚。宋法规定：“诸编管、移乡人逃亡，第一度杖六十，每度递加一等，第五度不刺面，配编管乡处本城。”称本城者，系指厢军中的一般杂役兵营。如系缘坐编管之人“已附籍而逃至不许往州县者，依移乡人逃亡法”论罪。
（六）擅放编管人自便者受罚。按宋代编管法规定，对编管人不得擅自提前放释或令其自便，有违者受罚。
如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知潮州龚宽，因“不依期限，徇私曲法，擅放编置人王文献令自便”，受到“降三官，永不得与堂除差遣”的处罚。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权知台州黄然，亦因所辖编管人擅离本州而被“降二官放罢”。以此强化对编管人的管理。
（七）缘坐编管人附籍及放便。宋法规定：诸缘坐编管人永不放还者，在编管处及六年，即“给公凭，从户口例附籍”。如有编管人愿到他州附籍者，许牒送，并责厢耆邻人常知所在，官司不得追扰。但附籍不得去本贯厢邻及近边州军。遇恩亦不得移放，缘坐人亡殁之后，家属即听从便。
（八）编管人应放免者给公凭。宋代编管法还规定：凡因缘坐于法应编管而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人，如家中祖父母、父母老疾而无期亲成丁者，并免。“若已编管而应免者，亦放”。凡“编管人应放者，给公凭”。
宋代的编管法，是宋代“自立一王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管法的完备，使宋代的刑罚制度更具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