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庄园主对佃客剥削和奴役的加重，广大客户逃亡日益加剧。富豪之家为了保证自己所需求的劳动力，在豪富地主之问出现了争地客、诱客户的斗争，甚至偷搬地客举室迁徙。在边缘地区，有的以暴力来扩充自己的地客。为了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由于争夺客户而引起的矛盾，保证官私庄田上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南宋孝宗淳熙年问，曾两次下达指挥，将《皇祜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忠、万、归、浃、澧等州。并规定：凡在三年以前移徙他乡的客户，不愿归还者，即听从便；凡逃移不到三年者，本人及其家属一并追归旧主；今后被搬移之家，不拘三年之限，官司并与追还；豪富违法强搬佃客者，“从略人条法比类断罪”。从淳熙年问两次立法补充的内容看，对《皇祜法》的改动不大，只是加重了对强搬地客者的法律制裁。企图用法律的强制手段缓和大地主之问争夺地客的矛盾，进一步加强对佃客的控制。
淳熙时对强搬客户之家“比附略人法”的规定，使法律更加紊乱，在司法实践中，“致有轻重不同”。所以在二十年之后，即宁宗开禧元年（1205），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再次校定了《皇祜法》：“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从范荪校定后的法条来看，对地主任意役使客户的权力有了一定的限制，对客户的人身权利予以维护。但从另一面却说明了当时夔州路的豪强地主，不仅可以役使客户本人，连其家属也被强迫向地主提供无偿劳动；地主买卖田宅，还强迫客户就租充佃，有的强勒欠债之家充为地客；更有甚者，客户死后，其妻女的婚嫁，“主户常行拦挡，要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这说明，这个地区的客户到南宋中期，仍然处在没有人身自由权的农奴地位。
范荪再次校定《皇祜法》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不至为强有力者之所欺”。
用以缓和客户的反抗斗争，继续把客户控制在地主的土地上。所以范荪要求把校定后的《皇祜法》作为夔州的“一路专法，严切遵守”。虽然宋宁宗批准了范荪的建议，但在南宋客户法律地位逐步下降的形势下，范荪校定的《皇祜法》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
六、南宋客户法律地位的逆转
南宋时，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高利贷剥削的加重，客户的法律地位不断下降，到南宋中期以后，客户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保障，法律地位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南宋初，几经兵火之后，佃客流移甚众，造成了劳动力缺乏，地主控制劳动人手的要求更为迫切。所以一些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多次建议，加强对客户的人身控制。淮南东路滁州通判王之道提出：“当艰难相收，逮平定辄无故逃窜者，听其主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胡宏也讲：“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岂可听客户自便，使主户不得系属之哉！”所以他主张，凡是客户欲脱离主户而去的，只要“主户讼于官，当为之痛治，不可听从其便”。宋孝宗淳熙时，朱熹也曾向朝廷建议：“如今来招佃客，将来衷私搬走还乡，即许原赡养税户经所属陈理。官为差人前去追取押回，断罪交还。”并要求朝廷“明降指挥行下，庶几州县有所遵守”。这些建议虽然并未见诸实际，但它说明地主对客户加强人身控制的要求更强烈了。所以在孝宗时出现了客户随主转移，随田让渡的“随主佃客”和“随田佃客”。这正是地主对客户人身控制加强的表现。
随着租佃经济的发展，高利贷剥削的加重，客户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南宋时的佃农，除了按契约规定向地主交租之外，地主还用任意增大斗面、征收耗米等办法加大剥削量；用增租划佃“勒令离业”的办法抬高租额；采用拒绝或拖欠赋税的办法，将二税转嫁到佃客身上。《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倘若地主到期违欠赋税，官府可追求佃户补偿。这条立法，公开鼓励地主不纳二税，所以在南宋中后期，佃客被迫代地主纳税已成为普遍现象。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南郊赦文》中也承认：“佃户租种田亩，而豪宗巨室逋负税赋，不肯以时供输，守令催科，纵容胥吏，追逮耕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使佃客成为官府赋税的直接承担者。
客户在地主多种名目的剥削下，“全仰主家借贷应付”。在高利贷“三倍之息”的盘剥下，往往收成不足以偿债，而被地主强“夺其屋，使不得居，夺其田，使不得食”，而“流离饿困”。到宁宗时，在江淮地区出现了“小民之无田，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的境况。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利用高利贷的重息盘剥，使客户长期贫困化，无力起移，而长期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供地主世代役使。地主通过租佃契约和借贷关系，把经济力量转化为超经济的强制力量，加强对客户的超经济奴役。所以在南宋后期，地主的“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甚至“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这种情况与庄园农奴制下的农奴已无两样，很显然，这是客户人身地位恶化的反映。
南宋时，客户法律地位下降的更突出表现，是客户的生命权失去了法律保障。南宋中期以后，封建官府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利用法律手段，公开为地主向佃户催租逼债，残害小民。黄震讲：“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后，正月三十日前，皆知县受理田主词诉，取索佃户欠租之日。”《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这就是地主通过官府向佃客索租逼债的法律依据。所以在南宋中后期，官府代地主催租逼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恩格斯说：封建“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事实正是这样。南宋中期以后，各级官吏在处理地主的词讼时，利用司法权迫害佃农的事例更为普遍。宋理宗时，只要地主一人诉催私租，州县巡尉就会亲自率弓手“五七十人为群以追之”。往往为一户理索私租，动追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有的“每一户被迫，则一保被劫，生生之计，悉为一空”。而被追押之人多“饥饿杀之”。所以“且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特别是有力之家与奸胥猾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遇有诉租词讼，县道“不问理之曲直，惟视钱之多寡”，致使“富者重费而得胜，贫者御（卸）冤而被罚”，而贫弱之民，“枉被追乎，监系篁楚，无所告诉”，只能“吞声饮气”哪，枉受冤屈。当时的官僚们也说：“近年强宗大姓，武断尤甚，以小利而渔夺细民，以强词而妄兴狱讼，持厚赂以变理之曲直。”甚至“官府刑人于市，或枭首以徇犯者”，“借之立威，以惧来者”。这就是南宋官府为地主催租逼债，借用刑罚手段残害佃户的惨状。
在官府的直接迫害下，很多无辜的佃客死于非命，得以幸存者，亦过着农奴式的生活。
南宋时，不仅官府对佃客恣意进行迫害，而且地主私置狱具残害佃户的现象也很普遍。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大礼赦文》中说：“勘会豪右兼并之家，多因民户欠负私债，或挟怨嫌，恣行耕缚，至于缫闭类，若刑狱，动涉旬月。”乾道八年（1172）二月，浙东提点刑狱公事程大昌也说：“访闻近日形势之家，仍前私置手缫、枷杖之属，残害善良，欲行不法。”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南郊赦文》中也讲：“访闻形势之家，违法私置狱具，僻截隐僻屋！宇。或因一时喜怒，或因争讼财产之类，辄将贫弱无辜之人，关锁饥饿，任情捶拷，以致死于非命。虽偶不死，亦成残废之疾。被苦之家，不敢申诉。”而在荆湖僻地，“豪富之家率多不法，私置牢狱，擅用威刑，习已成风”。所以南宋后期，出现了“人命寝轻，富人敢于专杀”的普遍状况。南宋官府和地主对佃客的欠租负债，采用残酷的刑罚手段任意惨害，显然是轻视人身权利的表现。但象南宋中后期这样的残酷，这样的普遍的残害佃农，却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在南宋时，以佃客为主的抗租拒扑斗争连绵不断，层出不穷，甚至发展成为武装起义。至南宋末，在全国出现了“不独田主租户交相敌仇，而官司人户亦交相敌仇”的境况，整个社会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南宋王朝的灭亡，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