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亦渗入到阶级关系之中，使原来长期存在的私家主仆关系以雇佣形式表现出来。在雇佣契约关系中，“奴婢”之名被人力、女使所代替。这一新的法定名称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反映了宋人对“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这一观念的转变，反映了雇佣关系下婢仆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是宋代阶级结构的一个突出变化，也是宋代社会关系的一个重大进步。
一、私家人力、女使的来源
宋代的人力，是指受雇于私家的男性仆役；女使，则是受雇于私家的女仆。他们主要从事非生产性家内劳动。人力主要在私家从事家内杂役，但也有从事生产性劳动者；僧道寺院、商店、州役中，亦有雇佣人力者。如开封城内“食店”中的“行菜者”，“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㈢。这是受雇于商人的人力。在雇仆中，又有短期或临时性的受雇者，如官员士大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雇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女使按其在家内服役的职责，有祗侯人、贴身人、供过人、针线人、拆洗人、堂前人、剧杂人、厨娘、乳媪、绣工、琴童、棋童等名类。人力、女使是雇主家家内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宋代的人力、女使，无论是长期的、短期的，还是临时性的，都是因家“贫无所养，而有男女僦佣于人”的良家子女。虽然有时仍把人力、女使与奴婢通称，但宋代凡因犯罪或缘坐而被“没官为奴婢”或“许人请为奴婢”者，从不称之为人力、女使。这说明宋代雇佣关系下的人力、女使与唐代的“奴婢贱人”之间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有了严格的区别。南宋末年的方回说：“近代无从坐没人官为奴婢之法。”葛洪亦讲：“今之所谓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乞类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于兵荒，陷身于此。”罗原也讲：“臣窃以古称良贱，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南宋时，一些中下人户为生活计，不重生男，每生女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由此可见，宋代的人力、女使并非出身贱籍，而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良家子女。连朝廷也说：“今之童使，本佣雇良民。”所以说宋代人力、女使皆出自良家是无疑问的。
宋代人力、女使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是通过行老、牙人作媒介，订立雇佣契约，确定雇期，支付雇值实现的。即“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宋真宗时规定：“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这是宋代雇佣人力、女使的主要途径。在以契约形式确立的雇佣关系中，“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即是说人力、女使与雇主是一种同居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人力、女使只有在被雇佣、被主人役使时，才与主人有主仆名分关系，一旦雇契期满离主之后，这种主仆名分就不存在了，其地位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宋代人力、女使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这是宋代主仆关系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使宋代的人力、女使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禁止非法强雇良人为婢仆
宋代人力、女使的雇佣，并非全是两相情愿的和雇。
非法强雇、抑勒、掠卖、转卖良人为奴仆者屡见不鲜。对此，宋代法律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以维护贫穷良人的合法权益。
（一）对强雇的限制。在宋代雇佣人力、女使中，强雇的情况屡有发生。一种是官吏利用职权强雇部民为婢仆。如北宋颖昌府阴翟知县赵仁恕，“前后强雇部民女使”多达数十人；发运使吕温卿，“雇部内人充女使，以二十岁者作绣工，以十六七岁室女作乳媪”。此类事例实不少见。另一种是债主强勒负债之家男女为婢仆，这种情况在宋代更为普遍。如广西路“邕州僚户缘逋负没妇女为佣者一千余人”。南宋孝宗时，“湖南人户少欠客人盐钱，辄取折人男女充奴婢”。这些被强制充奴婢者，虽非是无偿役使，但不是法定的雇佣关系，所以宋代官府对此一直是严加限制的。宋初，“岭南民有逋赋者，县吏或为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宋太祖“诏所在严禁之”。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又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元以偿，没人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宋真宗时，驸马都尉石保吉，“染家贷钱，息不尽入，质其女，其父上诉，真宗亟命遣还”。南宋宁宗时制定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的更明确：“诸以债负质当人口（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宋代类似规定还很多。从这些规定看，对利用债负强雇人力、女使的限制是日趋严格的，对违犯者要追究刑事责任。这对促进家内雇佣关系的正常发展，保护债务人家属的合法权益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禁止掠贩良人为婢仆。宋代掠卖良人为婢仆的情况很普遍，尤以掠贩妇女、儿童最为突出。北宋时，“江湖略良人鬻岭外为奴婢”者甚众。周湛在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得女二千六百人，给饮食，还其家”；江西路建昌军南丰县，“多掠良人子售为奴婢”。南宋时，鄂州“民间所须僮奴，多藉江西贩到，其小者或才十岁左右”；南剑州顺昌县的官氏母子，常“掠人女与妻，勒充为婢，不偿雇金”。特别是南宋初，因金兵南侵，战火烽起，北方人流落南方者很多，在流落过程中，往往被当地人用情诱藏在家，“或雇卖与人为奴婢，或抑勒为娼者甚众”。而宋代官员参与此种活动的人也不乏其例。如北宋时的边肃、肖固等，皆因“市人口”受到处罚；南宋宁宗时，知临江军詹抡，“专事贩卖生口，前后起发归乡凡六七十舟”。可见官吏贩卖人口亦非个别。
在宋代掠贩人口中，亦渗入了典雇的因素，在转贩过程中取利。如北宋初，“岭南民买良人黥面为奴婢，佣雇取直”。对此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降诏：“应广南诸郡民家，有收买到男女为奴婢，转将佣雇以输其利者，今后并令放免。敢不如诏旨者，决杖配流。”掠贩的人口在转雇中亦不断增价，如“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与郑万七官，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与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与铅山陈廿九，身子钱已增至七百贯矣。才及六月，陈廿九又雇与漆公镇客人周千二。曾日月之几何，而价已不啻三倍矣”。
这种一次性支付“身子钱”的雇买婢仆，是宋代很流行的一种违法雇佣活动。
宋代禁止诱掠、掠卖、转贩良人为婢仆的立法“最为严重”。宋仁宗“皇禧法”中规定：“略人为奴婢者绞。“嘉占敕”中则改为：“略和诱人为人力、女使……依略和诱人为部曲律减一等。”这些规定南宋时承用不改。
现任官吏“买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许”。如县尉黄友雇买部民之女三名为女使，“黄友勘杖一百，押出本路界”，“潘牙人、程牙婆两名，各从杖八十”。特别对掠卖人口出界者立法更严。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诏：“自今掠卖人口人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南宋亦规定：“诸藩商娶中国人为妻及雇为人力、女使将入藩者，徒一年。”从宋代对掠卖良人为婢仆的法律规定看，宋统治者并没有把诱为人力、女使的良人视为主人的私属，因此在对诱良人为人力、女使的处罚上轻于诱私属的部曲。
三、禁止违契役使人力、女使
宋代私家雇佣人力、女使，都要订立雇契，写明雇佣期限、雇值或工钱等。为防止私家无限期役使被雇良人，对雇期亦有期限。北宋真宗时规定：“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南宋时规定：“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宋代对雇佣人力、女使的具体年限的规定，表明雇主已没有永久甚至世世代代占有和役使奴仆人身的权利。这是宋代婢仆社会地位提高的又一表现，也是一个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