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交换关系的发达，使御用物之外的一切财产，都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为了确保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宋代规定田宅和车船马牛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买卖，都必须订立契约，并经官府印押，作为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随着宋代买卖关系的发展，买卖契约制度也日趋详备。
一、动产买卖契约的种类
宋代买卖的对象，可分为动产买卖和不动产买卖。
在动产买卖中，按买卖的设定形式，分为即时买卖、预买订购、赊买赊卖等。根据动产买卖设定的不同形式，以契约规定了买卖双方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官府运用法律确保买卖契约的履行。
（一）即时买卖契约
宋代动产交易的内容很广泛，但法律要求订立买卖契约的财物，主要是牲畜、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及私家雇佣的女使和人力之类。据李元弼讲：“买卖牛马之类，所在乡仪，过却定钱，便付买主。牛畜约试水草三两日，方立契券。”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规定：“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令中亦规定：“其人户典卖舟船驴马，合纳牙契税钱，各有立定所收钱数，立契并限三十日印契。”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动产中的牛马车船等大型生产资料的买卖，不仅要订立买卖契约，而且要经官印押并交纳契税钱之后始为合法。宋代的“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即私家婢仆虽然多数是“雇觅人力”，但人身买卖作为雇佣关系的补充还是存在的，而且亦要订立人身买卖契约。如北宋时，有“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书券纳直”者。宋仁宗时，张方平曾“耗（杨仪）市女仆，未尝与直……虽契约有三十千之数，而仪实未偿领”。南宋时，人身买卖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交易，更是常见的事情。现钱交易的即时买卖，只是宋代动产买卖中的一种形式，重要生产资料的即时买卖，都要立契、印押和纳税。
（二）预买订购契约
宋代主要建筑材料、粮食及商品性的水果、花草的购买，亦要订立预买契约。如谢知府宅在窑户杨三十四处订购砖瓦，就是事先订有“文约”的；董J熠在乡村常见“外县牙人在乡村收籴，其数颇多……独牙侩乃平立文字，私加钱于粜主，谓之暗点”；宋孝宗时，常熟县富民张三八与“一客立约，籴米五百斛，价已定，又欲斗增二十钱，客不可，遂没其定议之直”；洛阳牡丹，亦有“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福州荔枝，也是“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此类预购，既订立契约，也接收定金，但卖方必须承担为买主养护和依契约交付产品的义务。如买主悔约，不得追取定金；卖主悔约，则要退还定金。
（三）赊卖赊买契约
宋代买卖活动中，赊卖赊买现象亦很普遍。所谓“赊”，即先取货物，约定期限，后付价钱的买卖活动。宋代的赊卖以批卖给客商、铺户最常见。铺户赊卖杂货给农民，夏秋收成后结账付钱的情况也很多。赊卖结账的期限，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各异，有的一年三次结算，有的分四季结算，有的春秋两次结算，有的月底清偿。赊卖货物最大的风险是赊买人到期不还价钱，因此宋代对赊卖立法比一般现钱交易规定的更严格。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六月诏：“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宋徽宗宣和时，由于“诸路州县奸猾之人赊买客人茶盐，并不依约归还，致客人经官理索”。因而降诏：“今后有犯，并具案申尚书省，当议重行编配。”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亦诏：“今后应赊买客人茶，其人见有父母兄长，并要同共书押文契，即仰监勒牙保均摊偿还，其余买盐货之人，亦一体施行。”可见宋代赊卖赊买货物，不仅要订立契约，而且要以财产作抵押，并要有物力的三五人乃至父母兄长共同书押担保。如果赊买人违契不还价钱，赊卖人可以依契经官府向赊买人及其父兄、牙保人索要货款；如果赊买人、连保人、牙人共同欺诈商客物货，则要严行决配。
在赊卖赊买契约关系中，宋代法律突出维护赊卖人的权襦。
二、田宅买卖契约的发达
宋代的不动产交易中，主要是土地和房屋。在田宅买卖中，凡称“永卖”、“绝卖”、“断卖”者，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买卖，即将不动产所有权绝对让渡给买主；凡只转让使用权、收益权而保留所有权和回赎权的“典卖”，称之“活卖”。绝卖与活卖的最大区别是有无回赎权。
宋代的田宅买卖中，不仅有严格的程序，而且买卖契约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一）“亲邻法”的发展
中国是以家族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的农业国。田宅买卖“先问亲邻”早已存在，唐代则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亲邻的先买权。郑克说：“卖田问邻，成券会邻，古法也。”对此，宋初立法亦有明确规定：凡“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贴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怯者，并据所欺与情况轻重，酌量科断。”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又规定了会问亲邻的顺序：“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递问次邻。四邻俱不售，乃外召钱主。”严格维护亲邻的先买权。但到宋哲宗时，亲邻的这一法定先买权发生了变化。哲宗绍圣元年（1094）规定：“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与所断田宅接者。”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庆元重修田令》中规定：“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及墓田相去百步内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耒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为邻。”胡颖在谈《亲邻之法》时亦讲：“所谓应问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庆元重修田令》中又规定：“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即凡有亲而无邻，有邻而无亲，有亲有邻而在三年之外者，皆不可引用亲邻之法执赎。宋代亲邻法的这些新规定，进一步提高了原业主物权的地位，虽然亲邻的先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必须在法定的三年之内，逾期者，亲邻便丧失了先买权。尤其在以典就卖的情况下，典主的先买权又高于亲邻的先买权。使亲邻先买权大大削弱了。
（二）契纸制度的规范化
宋代典卖田宅契约，“必须号数亩步于契内”，即在典卖契约内要写明立契人的姓名、典卖顷亩、田色、坐落、四邻界至、产业来历、典卖原因、原业税钱、交易钱额、追夺担保及悔契惩罚。交易双方订立买卖契约后，须在三日内“勘会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圆备无交加……执分书或祖契赴官按验亩角，税苗分数之实”。经官当面核验无误，向官府交纳典买田宅契税钱，官府“即时当官注籍，给凭由付钱主”。在过割原业税租和免役钱之后，由官府在新立契书上加盖官印，田宅交易程序才算完成。
宋代为了使契约制度规范化，强制推行“标准契约”。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规定：“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并规定：“人户典卖庄宅立契两本，付钱主一本，纳商税院一本”。但由于“年深整会亲邻争占，多为钱主隐没契书，及问商税院，又检寻不见”。因此，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又晓示人户：“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为强制推行标准契约，又创“官板契纸”。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敕中规定：“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用外，量收息钱。”即买卖契约用纸，由官府统一印卖。为推行官版契纸，政和六年（1116）四月诏：“人户典卖田宅，议定价直，限三日先次请买定贴，出外书填，本县上簿拘催，限三日买正契。”即田宅买卖双方议定价钱后，要在三日内到官府请买定贴，按要求填写完备，交县审查后，三日内再买正契誊抄。李元弼讲：州县田宅买卖，“镇耆庄宅牙人根据置籍，各给手把历，遇有典卖田产，即时抄上立契月日、钱数，逐句具典卖数申县，乞催印契”。官板契纸，初由“县典自掌”，但县吏“往往多数空印，私自出卖，将纳到税钱，上下通同盗用，是致每有论诉”。因此，宣和二年（1220）规定：人户请买钞旁定贴，并须“当官依法出卖，不当官给卖者，杖一百。公吏人等揽买，出外增搭价钱转者，各徒二年”。可见对官板契纸的印造和管理越来越严格。南宋时仍行契纸制度，绍兴五年（1135）三月，两浙转运副使吴革针对契纸印卖中的情弊提出：田宅契书，“委逐州通判用厚纸立千字文为号印造，约度县分大小，用钱多寡每月给付，诸县置柜封记，遇人户赴县买契，当官给付”。宋孝宗乾道年间，亦有类似指挥。 宋代官板契纸的推行，对田宅契书的规范化起了推动作用，对减少田宅争讼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