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税离业的制度化
宋代的田宅交易，订立买卖契约并不意味着所有权转移的完成，只有在过割赋役，业主交业之后，钱主才取得了所买田宅的所有权，所以说割税离业是典卖契约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田宅典卖中过割税租色役和交业管业的法律。
在宋代的田宅典卖中，得产之家为“避免物力，计嘱公吏不即过割，致出产人户虚有抱纳。或虽已割，而官司不为减落等第，抑令依旧差科”，造成大量的产去税存。为“省词讼，清税赋”，宋代强调田宅买卖要同时转移赋役。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规定：凡以田宅契投税，同时要“勘验元业税租、免役钱，纽定应割税租分数，令均平取推收状人案，当日于簿内对注开收”。宣和七年（1125）二月，三省再次强调：“自今应典卖田宅，并赍元租契赴官，随产割税，对立新契，其旧契便行批凿除豁，官为印押。本县户口等第簿，亦仰随时销注，以绝产去税存之弊。”南宋时，对过割税赋规定更严格，凡典卖田宅，原业税租、色役钱数，“当日于簿内对注开收讫，方许印契”。“如不先经过割，即不许人户投税”。并对“先次印给契赤者，官吏重立法禁”。凡已印给官契者，“限一季许赴县自陈推受批簿，若限外不首，许原卖绝人论诉，将所买田产给还原业人，其价钱不追”。凡未过割税赋的契约，“异时论诉到官，富豪得产之家，虽有契书，即不凭据受理”。可见宋代对典卖田宅即时割税的重视。
“离业”是田宅买卖实现的最终体现。所以宋代法律强调田宅买卖在订立契约后，原业主必须“离业”，即必须转移田宅的占有。宋仁宗皇祜时规定：“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南宋宁宗嘉定时吴恕斋在判案中亦讲：“在法：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即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依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南宋官府在处理田产词讼时也强调：“田产典卖，须凭印券交业，若券不印及未交业，虽有输纳钞，不足据凭。”即只有原业主离业、交业之后，钱主才取得所买产业的占有权，才能实现对所买产业的管理和使用权。
所以在审断交易诉讼时，既“当论契书，亦当论管业”。如叶岩峰在理断张诚道、钟承信争屋舍一案时，以“张诚道不曾管业一日，却有张洵正卖契一纸”，而“钟承信止有张模等上手契三纸，更无正典卖契，却管业二十八年”，并有出赁屋舍“租札及供责可凭”。因此，叶岩峰断决给契付钟承信，令“仍旧管佃此屋”。所以管业是宋代有无所有权的有力证明。
三、契税制度的完备
中国古代的契税制度萌芽于东晋时的“估税”法。
晋自过江，“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人官”。唐德宗建中四年（782），又向交易双方抽取5％的交易税。五代时，不动产买卖契约官府都要抽税。但正式建立契税制度则是宋朝。
宋代征收契税并不限于田宅，车船、牛马等买卖契约也要按规定“投纳契税”。因为契税是根据买卖契约中田宅、车船、马牛交易价钱数额按比例征收的，并非契约本身，所以契税实际上是动产与不动产买卖的交易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违者按匿税条法断罪。自此之后，“始收民印契钱”。北宋初的契税率为2％，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1122）又在江南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人总制名起发”。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户部尚书曾怀讲：民间买卖田宅、舟船、骡马，“人户合纳牙契税钱，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即契税增至10％，这是明文规定的，实际上“州县往往过数拘收”。在正契税钱之外，又有“契纸本钱、勘合钱、朱墨头子钱……用印钱、得产人钱”等等。
宋理宗淳祜九年（1249）又规定了“诸州纳牙契钱，上州百万，中州八十万，下州四十万”的指标。因此，在南宋出现了州县官员根据人户物力大小，“科配预借空契纸，候有交易，许将所给空纸就官书填，名为预借牙契钱”的情况。南宋，“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胥吏之费不与”。由此可见，宋代的契税征收越来越重。
宋代沉重的交易契税和名目繁多的附加钱，致使“州县人户典卖田宅，其文契多是出限不曾经官投税”。私立草契，以白契成交者相当普遍。宋真宗时，仅秦州一地就查出“白契一千七百道”。因此，宋朝官府又制订了限期投契纳税的法令。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指挥：民间典卖田宅等违限不曾经官投税白契，“与限百日悉赴商税务陈首，如无虚伪，即与免罪，只纳本分，抽贯税钱。限满不首，许人告论”。同年八月，三司又详定：凡经典卖主陈首及诸色人陈告的买卖白契，在“先纳正税外，立为三分，二分给本主，一分纳官，仍支一半赏捉事人”，“所有文契，并令毁抹”。此项规定是相当严格的。南宋时，随着契税的加重，民间典卖“私立草契，领钱交业”的情况更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官府的契税收人，也造成了“产去税存”的恶果。因此，南宋朝廷对违限不投税的行为亦推行自首及告赏之法。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赦：“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特予蠲免。”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赦中又规定：“人户典卖田宅投税请契，已降指挥宽立信限，通计不得过一百八十日。如违限，许人告首，将业没官。”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正月亦诏：“自今降指挥到日，出榜立限一月，自行陈首，与免罪赏；自投状日，限一季送纳税钱。如限满不首，许元典卖及诸色人陈告，其物产以一半给告人充赏，余一半没官。”其后屡有此类指挥降下。这些诏令，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契税的重视。宋代统治者之所以严禁违限不投契税，诚如宋宁宗时臣僚所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于财计。”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四川一次拘纳田宅违限契税钱“数百万贯”，婺州“得钱三十余万贯”，由此可以想见契税对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由于契税苛重，法虽严、令虽繁，但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影响了商品交易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新的弊端。如立限投税，“许将出限契书赴税务陈首，遂使顽民得便，竞将伪契投印，及至争论，执出为凭”，致使争讼增多。
四、印契的法律效力
宋代的买卖契约，凡经官投税印押者，谓之红契；凡“私立草契，领钱交业”者，谓之白契。交易中的投税印契之制出现于东晋，但当时交易契约本身还没有合法凭证的功能。唐中期之后，随着交易的频繁，伪冒争讼的增多，始由官府审查交易行为，契约加盖官印。但印契真正成为取得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到宋代方才普遍。
在宋代，凡田宅、车船、牛马“交易只凭契照”，并须在立契后两个月内到官府投税印契。只有经官印押的红契，才是钱主取得所买财产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如果“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南宋吴恕斋说：“官司理断交易，具当以赤契为主”，“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而“白约不可凭”。可见宋代的“印契”不仅是官府承认钱主取得所有权的合法凭证，也是理断交易争讼的主要依据。因此，宋代的“印契”是区分契约是否合法和判断契约有无法律效力的标准，亦具有“公证”的性能。而没有经官印押的白契，则没有这些效力。南宋绍兴五年（1135）三月规定：“自今民间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绍兴十三年（1143）十月又规定：“民间典卖田产，赍执白契因事到官，不问出限，并不收使，据数投纳入官。”尤其是“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帐于前，非惟税苗出入可以隐寄，产业多寡皆可更易，显是诈欺”的白契，官府则要严刑制裁。翁浩堂在断案中讲：“录白干照，即非经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凭？”黄棘亦说：“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邪？”韩似斋也说：“执白契出官，是自违契限，自先返悔，罪罚讵可轻责乎？”由此不难看出，宋代完全否定了白契在交易争讼中的合法性和法律效力。
宋代不仅规定白契为非法，即使是红契，在南宋初不依格式，不用官版契纸，或未入砧基簿，亦视为违法。
南宋初规定：“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问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李椿年创制的“经界法”中又规定：“典卖田宅不赍砧基簿对行批凿，并不理为交易。”田不入簿者“虽有契据可执，并拘人官”。即立契不依格式，有契不入砧基簿的田产，不论是红契还是白契，都是违法，其契约都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田主丧失了田产所有权。实际上这是对红契法律效力的一种否定和破坏，反映了南宋政治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