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引用中央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中心教育长陈武明提供的这样一组数据：据有关材料显示，我国每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左右，公车费用在3000亿元左右，公款出国（境）考察在3000亿元左右，仅此三项耗资就相当于4个三峡工程。这点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三令五申地制止，在经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各地公仆能否克制些，真正节俭起来，用于帮扶买不起北京一平方米房子的穷人，他们会通过积极消费为您创造政绩的。
兄弟在北京，最后有点私心，那么多人连首都一平方米的房子都买不起，是不是证明此地的房价有些高，政府能不能帮忙降点？至少，千万别再出手救市了。
富豪们为什么都爱扎堆北京
作为政治中心，首都北京官多是全国公认的。
20年前，鄙人刚从外地来伟大首都上大学时，就对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印象很深：电线杆子被风刮倒了，砸死三个人，其中一个肯定是处长。那时候，司局长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是什么新闻。
后来，承蒙组织栽培和厚爱，鄙人也成了处级干部，由于北京多风，加上早年就深知电线杆子的危害性，走路时一般自觉主动远离。
此外就是感到北京很古典很有文化底蕴，鄙人始终没有把这座古城和盛产巨富联系在一起。直到《2009胡润财富报告》的发布。
报告称，全国有82.5万个千万富豪和5.1万个亿万富豪，每1万人中有6人是千万富豪。在伟大首都，每1万人中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人中，有54人是亿万富豪。数量和比例都严重超越了经济更发达的上海和广东。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槛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还包括自己创办的企业价值和自住房产。
尽管胡润报告的真实度经常受到质疑，但能年年顺利发布且广为传播，并使许多上榜富豪像中了魔咒般纷纷落马，看来还是比较靠谱的。
鄙人的第一感觉是无比自豪。您想啊，同时拥有最多官员和最多富豪，足以说明自己居住的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富贵之城。看完胡润这份报告后，我暗下了一个决心：以后在北京和生人吃饭再不抢着买单了，没准对方就是个亿万富豪，正愁银子多得没处花呢。
但随之很羞愧和沮丧。鄙人不仅生活在北京，还是光荣的媒体工作者，交际深广，还认识一些名人，但根本对身边富豪云集没有感觉，简直是失职。
于是，这份榜单为本熟悉的首都平添了几份神秘色彩。按常理，官员讲求低调做人是可以理解的，但除了部分不够亲民的官员难以见到，谁拥有什么职位还是很公开的，而且连其财产公开制度都在快速推进。鄙人没料到是，在北京真正实现低调的是数量惊人的富豪群体——除了极少数由于热爱媒体而频频曝光的富人，你根本不知大多数人是谁，更无从知晓他在做什么生意，靠什么发了大财。这让我居然联想起了精彩碟战大戏《潜伏》。
对于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言，能见阳光的富人和能见阳光的财富一样珍贵。
作为公众，有权利知道在这场按照同样规则，立足同样环境，通过公平、公开、公正致富竞赛，最终胜出的是何许人。尤其是在集中了全国最强势权力资源的北京。结合转型社会特定的商业制度环境，这一现象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在值夜班的时候，鄙人和几个同事想发起一场发现北京富豪的活动。
当然，富豪们先别紧张，大家绝无恶意，只是想交个朋友，表示一下敬意，您有心情再讲讲您的致富经——先富带动后富，进而为实现全民共富作贡献也是致富先驱们应负的社会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在何方
中国目前有2.5亿农民工。其中1.3亿在城乡之间漂泊，宛如候鸟。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每年仍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涌进城市寻梦。
在全国人大中，他们的代表有三个。平均每个人背后站着8000万直接利益关联人。
今年两会，这三个代表将带着极度疲惫和殷切期盼从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谢幕。
这份孤单和沉重表明，农民工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到工资福利再到社会保障。
而阻碍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碍是户籍壁垒。
目前，这道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天堑，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2012年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呼声。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基于2043位农民工调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短工化”趋势，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动状态。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然而，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社会——阶级特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频发的劳工群体性事件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出农民工在当前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从调查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显着提高。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实当中用工单位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榨取劳动者黄金年龄段，偏好具有弹性的短期雇佣，是导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一个制度因素则是2008年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制广泛推行的影响。
“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这对于个人、企业或者社会整体而言均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首先，“短工化”令员工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以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难以保障，造成劳动纠纷激增、各类“野猫式罢工行为”频发，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其次，过于频繁的工作流动无法促进技术养成，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企业培训投资，熟练蓝领技术工人需求难以满足，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三，“短工化”的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乏积累和延续性，机会空间锁闭，难以形成向上流动的稳定预期，对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正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这场痛苦的博弈必然造成劳资双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升级的巨大隐患。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