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打着繁荣教育事业的旗帜推进市场化，那就需要加速教育民营化的进程，按市场准则更多地兴办贵族学校，让富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需要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就够了，而国家教育投资应该全部投入到公立学校上面，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为更多寒门子弟相对公平地受教育铺平道路。
毕竟，我们的教育在选拔培养人才方面的公正性上，不能逊色于走进坟墓多年的科举。
你是中产阶层吗
每个人都相信，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相当重要。
最权威的说法请您参阅党的十七大报告。
但目前社会各界关于中产阶层的定义是最混乱的，有偏重物质的，有偏重精神的，有描绘成喜鹊的，也有描绘成乌鸦的。
其实对于这个大转型、大变革社会而言，喜鹊和乌鸦都很重要，喜鹊推动着这个社会发展，乌鸦则提醒大家要科学发展。
这是一个流氓像文人，文人像流氓的可爱时代。舞台上充满喜剧也充满着悲剧，唯独缺少震撼人心的正剧，这是进步，因为曾经的正剧很多被历史证明都是恐怖片。对于脆弱又蓬勃的中国中产阶层而言，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标准像。
在兄弟的“贫二代”标准引起巨大反响和暴发户标准备受冷遇以后，我也算在大喜大悲后恢复了常态的平和，来为中国最重要也最难以名状的中产阶层画像。顺便说一句，我自己也疑似属于这个阶层，于是创作便充满了更多真挚。仅供参考并不吝批判。
1.强烈认同“中国梦”，但经常为无法为实现这个大梦贡献更多力量焦虑。
2.如果描绘成长历程，很像美国三部热播电视剧的组合：最初激情昂扬地完成了精神和物质的《越狱》，正在经历漫长的价值《迷失》，但没有放弃成为《英雄》的努力。
3.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生存的能力，但“向往原野，每次走到的都是马厩”。
4.觉得这样的说法很亲切：起得比鸡早，干活比驴累，吃得比猪差，下班比小姐都晚。
5.感到黑白颠倒方为众生，便以调侃的方式认真恋爱和生活。
6.崇尚个性化消费，同时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等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
7.努力成为“富二代”的爹娘，但骨子里认为当“贫二代”爹娘的可能性要大。
8.曾经相信：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现在相信：成功是百分之一的汗水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关系。
9.同情穷人但不仇富，但觉得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得各类精神疾病的概率要大过其余人群，多为抑郁和躁狂。
10.是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的说法有切身感受。
11.害怕生病，不是没钱治疗，而是担心因此失去挣钱的机会和职位。
12.女中产对女大学生傍大款的活法内心很理解，但普遍没勇气尝试。
13.认同这样的说法：人一旦失去理想，必然会失去良心。无比痛恨贪官及各类腐败现象。
14.留学深造的愿望明显高于其他阶层，对做好回国当“海待”的准备不足。
15.认同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和谐，对宗教尤其是佛教有浓厚兴趣。
16.开心网的忠诚用户，只因没有知音的寂寞。相信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忠告：一个男人不成熟的标志在于甘愿为某件事业悲壮地献身，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在于甘愿为某件事业卑贱地活着。
20.认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是夹心饼干或陕西名小吃“肉夹馍”。
21.如果非要做一个类比，中国中产阶层像俄国19世纪末期的“多余人”。很自娱自乐，无人喝彩。
注：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３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但兄弟认为，仅仅从物质层面界定中产阶层是肤浅的，因为他们目前在价值和情感方面的迷失更加显着，折射了这个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仰危机和法治道德缺失。而这个力量又是构建国家软实力的主体民间力量。
您的存款够5000元人民币吗
如果您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是一个中国穷人，那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您的存款够5000元人民币吗？
如果不够，那您可能就是。但也别太自卑，因为80%的中国人和您一样。这个贫富比例与国际上通行的二八准则暗合。这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福垣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的。
即使您已经达标，也别骄傲，因为这点银子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的房子。
所以，别动不动就提太远大的人生目标，一激动还通过谴责西方友邦来表明自己很愤怒地爱着国，当务之急是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至少要培养在北京、上海买得起一平方米房子为荣、买不起为耻的积极生活态度。
但中国同时也有着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富豪群体，他们都挺年轻有为的，45岁以下的站到了80%，且在努力推动祖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而且好多同志的致富故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传奇，当然这样的传奇是在部分级别不同的首富锒铛入狱后才被雷人地解密，普遍背离了党和政府提出的勤劳致富的轨道。
于是，很多没办法有传奇的、统称穷人的人便不服，甚至愤怒，极端点甚至流露出“凡有钱人皆发财不正当”的危险情绪。
史称仇富情结。
首先声明一点，说所有富人发家都不正当的言论是错误的，也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至少鄙人了解，不少富人不仅很富，还很有社会责任感。
但在一个GDP PK掉日本，财政收入年年以两位数增长的倡导全民一起奔小康的国家，80%的人民将收入奋斗目标设定为有钱买得起伟大首都一平方米房子，还是让人有些痛心。
这件事甚至引起了国际友人的重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可能已达到了0.45，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于不久前提交到国务院。基本思路包括：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实施反垄断的分配调控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劳动者报酬的宏观管理，加大对城乡贫困人群的救助力度，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了三个难点：一是产权收入问题，由于政府占有大量社会资产，导致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大量资产性收入被政府拿走了，例如住房市场，一半收益进了政府的腰包；二是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收入问题；第三个就是警惕腐败和灰色收入。
这些事听着解决起来很不容易。
还有刚刚上路且任重道远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善和重建问题。更不论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
可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是扩大内需，前提是怎样让没钱且不敢花钱的百姓消费。当务之急是下面一些事：
我呼吁通过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过更多的享受准富人待遇的工薪族，损失的财政收入可以通过对天天买奢侈品的富人征更多的税补齐。
我呼吁将政府卖地所得以及披上了公共化外衣实际很垄断的国企收入拿出来给这些公共资源的主人——公众派糖和分红——这点可以借鉴香港地区做法。
我呼吁全面建立企业利润与职工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进而将国企高管限薪令名至实归。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0%，而且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在员工百倍以上。
最终实现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升。专家指出，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55%以上；而在中国则不到42%，并在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
当然，这些都需要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