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对旭日阳刚，这是好事。想想那些开胸验肺、爬塔吊讨薪、在绝望中跳楼的农民工兄弟，人们应该为其感到庆幸。
再想想那些拼了命也要挤进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当整个社会还没有能力形成超越名利的信仰，谁也无权阻止两个什么苦都吃过的底层北漂沿着病态的成功链条向上攀援。
在整个制度环境得到改良之前，能通过奋斗加命运的眷顾从这个阶层脱颖而出，都值得庆祝，而不是虚伪的担忧——你怎么不当农民工？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2.3亿农民工而言，这叫希望一种。旭日阳刚告诉这些苦难的兄弟们——不被命运抛弃的前提是：不抱怨，持续发出声音——关于爱、平等、尊严、希望。
总有声音能穿破固化的阶层和强权的垄断，拨动更多的心弦，赢得掌声。
为什么必须声援方舟子
一个不祥的预兆终于得到应验——方舟子被打了。
如果你知晓这个绰号叫打假斗士的人，本不应感到太过意外。
在人际关系大过天的中国社会，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
他能顺利存活多年，其实应该对社会唱《感恩的心》。
此轮谋杀没什么技术含量：2010年8月29日，刚刚录制完节目的方舟子在北京住所附近，遭到两个埋伏歹徒袭击——“其中有一个人跑出来，往我的脸上喷东西，我一开始以为是辣椒水，现在想想可能是麻醉剂，乙醚之类的，吸进去以后觉得人好像整个要晕过去了。随后我强撑往前跑，他们在后面追，要用铁锤砸我的头，没有砸到，随后他们就把铁锤扔过来，第一次没有砸中，第二次砸到我的腰了。”
旋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声援者如云。
但有人肯定很高兴——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的心都有。
不过，他们比较憋屈的一件事是：只能整日躲在见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里，永远不能公开。所幸他们已经习惯黑暗。
他们绝顶聪明、机关算尽，凌驾于法治和道德之上，侵害公共利益，践踏公众知情权，制假造假，目的——获得利益，赢得成功。
不少这样的成功者目前仍在时代的聚光灯下表演，甚至着书立说向公众炫耀他们的辉煌。这是一个从真小人到伪君子的混账跨越，这是无知者无畏向无耻者无畏进化的荒诞逻辑。
背后往往潜伏着一个巨大利益链条。他们是这个社会可怖的癌症。
古人为这类人总结了一个成语——欺世盗名。庄子更深刻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面对转型社会的痼疾，方舟子如同一把锐利的外科手术刀，通过精确地剖面切割，将掩藏在健全肌肤下的伤痕暴露给大家看。并乐此不疲。
他在为自己的较真和无畏付出代价。
有些人习惯和谐，尤喜一团和气，在身处高位，拥有着巨大既得利益的时候——也许多数人到达这样的境界，会习惯性认同潜规则，并逼迫别人接受命运的安排。面对较真的方舟子，他们惊恐之余会发出警告：做人要厚道，否则后果很严重。
据媒体披露，从方舟子开始打假以来，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人身恐吓也此起彼伏。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此次被袭发生在其揭露唐骏假文凭、李一假神仙以及陕西省高三学生孙见坤假“国学天才”之后，因而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遐想空间。
我个人对方舟子部分激烈言论持保留意见，但毫无保留地扞卫他存在的权利。
方舟子是中国版堂吉诃德，在一个很荒诞的时代奇妙地登场，斗争的目标不是很明确，作战姿势不是很优美，有时清醒得像失意的先知，有时又混乱得像精神病院走失的病人。但他很执着地找寻着自己认为的公众的敌人，并不计后果地叫板。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他打假是为了个人私利。而且作为早期留美学子，他完全可以在异国他乡选择另外一种平静优渥的生活。只是他不甘于在学术研究中消磨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沿袭着最初的诗人浪漫主义情怀，毅然回归祖国，决定以个体的名义，戳穿各类知识精英假面具，还神圣的学术殿堂一片应有的净土。
宛如一个当代乌托邦。纯粹而壮烈。
由于价值和信仰的迷失，体制的行政化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并固化，诚信制度的缺失，造假已成社会沉疴——从草根到商界再到本不可亵渎的学术殿堂，人妖共舞，人鬼莫辩，透支着公众对道德和法治的信任。
当公民获得真相的成本已经高昂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社会还真需要方舟子——尽管他的点射只能使个别造假者无所遁形，但却是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强悍黑恶势力的震慑，让他们有所忌惮。
更重要的是，他会推动更多人以正义和良知的名义，不抛弃，不放弃，形成可贵的合力，驱动制度的改良，形成更有效的社会监督，使那些玩弄大家善良、践踏公众利益的人最终面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治理利剑。
但愿这个社会不是风车。
几乎在方舟子遇袭的同一时间，四个记者在伊春空难现场经历了从被扣留到接受道歉的戏剧性一幕。
本故事千真万确，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谁是“80后”梦想代言人
本不想谈“80后”了。
因为这代人被议论太多，解释太多甚至质疑太多。
有人说他们是幸福的一代：改革开放下的纯种蛋，没经受父辈特殊岁月炼狱般的洗礼；有人说他们是不幸的一代：还没有来得及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便全面肩负了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压力。
他们身上厚厚的标签，甚至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孔。
2010年，他们中的先行者三十而立。
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年轻。
也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亲自书写关于自己的一切。无论爱恨。无论悲喜。
作为一个注定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奥特曼（OUTMAN），无论什么答案，我都选择接受。对于所有站在时代聚光灯下表演的主角来说，也许你还没有谢幕，但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都必须学会接纳新的主人——从现在开始。
于是，由BTV财经、华硕《名人堂》联合发起名为“寻找梦想行动派——80后一代成长分享记”的活动，便有了特别的意味。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推选出“80后”的代表人物。以激情创业、完美工作、疯狂爱好、热心公益的名义。候选者是一批青年偶像代表——姚明、韩寒、李想、孙俪、莫万丹以及小沈阳。
他们都是幸运儿。是多元、自我、激情、独立梦想首先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探路者。是“80后”的少数派代表。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首先要有能力向每个梦想表示敬意，而不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抹去。
显然，在剧烈转型的中国，面对着贫富分化加剧、价值缺失、信仰迷失、功利和亚文化当道，其实，通向成功的道路无比狭窄——宛如多数人都奋勇冲刺过的高考独木桥。而坚持理想的道路则更加崎岖曲折，宛如《圣经》中描绘的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很少。
对于理想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的“80后”来说，遭遇到现实严酷的考验，会不会迅速完成理想到想法再到活法的蜕变，目前尚未可知。比如如何承受房奴加孩奴再加车奴、卡奴的压力？
总是将理想打得满地找牙的时代是残酷的。将责任简单地推给社会则是令人绝望的。
为了鼓励自己的掘墓人能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留给后人，我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是不美好的，我们存在的理由是改变它。改变的前提是活着，好好活着，然后永不放弃内心理想的火光。
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凤凰生于火，珍珠生于伤痕。
曾经为了现实的利益嘲讽虚幻的理想，我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努力而勤勉地行走——戴着厚厚盔甲认真地装逼，没什么大的成绩，倒也衣食无忧。20年后决定向理想道歉，重新听从内心的召唤，做自己想做的人。因为人生苦短，没有梦想，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想起我小时候学的一篇名为《海燕》的课文。作者高尔基。
开头是这么写的：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当时老师按教学大纲说：这说明了无产阶级一定战胜资产阶级的信念。太深奥，我其实不懂。
20岁，我觉得这只鸟很可爱，可以在恋爱中借鉴。
30岁，我觉得这只鸟很傻帽，这么抗争图什么，不是找罪受吗？
40岁，我觉得这只鸟就是自己——也可能是你——假如你真的坚持梦想的话。
好在“80后”不用走得这么辛苦。从一开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大脑却对世界和生活作出判断，并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用听从太多已全面投降的前辈们的循循善诱——其实，“80后”需要的不是教化，而是一个理想得到翱翔的广阔天空。
能以独立的个体存在，并有机会做自己是社会最大的赐福。
因为坚持梦想，“80后”将补上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磨难教育。因为坚持梦想，“80后”中一定会产生影响中国价值成长的大师。
他目前走在路上。
灭“4”运动
我的幸运数字是2，因此对2的平方4本身没太多反感，尽管经常遇到2的平方一样的事和人。灭4运动和“5.4运动”一字之差，意思却大相径庭。
“5.4”90多年后，在一个同时匮乏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国度，没太多人相信来世，但又抗拒不了终见马克思的必然命运，于是集体眷恋红尘，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尽管有时感到生不如死。
阿拉伯数字4便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其恐怖程度甚至不亚于禽流感和艾滋病。原因便是犯了国人大忌——读音竟然和死相同，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带4的楼层，原因是卖不动，在一些买家眼里，似乎沾上这个数字这个屋子就是凶宅，会上演当代聊斋。手机号也是这样，带4的号总是便宜些，一般都卖给了过日子艰难的穷人。机动车更是一种越来越危险的工具，增长快，新手多，交通拥堵严重，开辆带个4牌子的车让人顿感不祥。
但4的2倍8便受欢迎，谐音是发——其实目前很多坐牢的贪官和大款的用品都带8。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谐音还有一个字：法。一起理解才更全面。
有人说这是民俗，有人说这是迷信，但在有关部门那里这都是民意。
民意大于天，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尤其是顺应这个民意成本很低，总比面对公众一路畅通等无理要求要容易解决些。
于是，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取消带4号牌。理由很充分：由于带4牌照日积月累滞留太多，已经导致10个选项中含4牌照数量平均达到6个，对多数人而言，可选项降至4成，引起部分车主不满。
交管部门同时表示，剔除含4牌照对5日制尾号限行构成的影响相当微小，该举措是顺应多数人的社会心理，当然，它绝不可能对减少交通事故产生任何作用。
好多媒体赞扬交管部门识相，解决不了拥堵问题，至少可以让大家为制造堵车买车时心情好些。
但其理由很牵强——剔除含4牌照的确对五日制尾号限行政策影响微小。其实这是因为在机动车增长如脱缰野马的今天，结合科学规划、公交先行、科技管理创新滞后的背景，这项政策本身除了能训练交警和车主记忆力，对改善交通作用微小。别说灭一4了，就是只留下英文字母和8也无济于事。
交管局事故处官员也明白这点：“与其把‘期望’寄托在吉祥号牌上，远不如驾车时严格遵守交通法来得实在。”
但现实困境是：除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灭4要求外，有关部门在治理拥堵时除了限制车主开车、将所有成本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短期显得一筹莫展。
灭4留下的后遗症是：5日制尾号有可能自动沦为4日限行制，其实这更危险——政策亲自带4了，且如何分流车辆也是个难题。
这一方面暴露出公共政策在制定时对民意的事先预判不足，另一方面还显得亡羊补牢的相关措施缺位。这也道出了造成拥堵加剧的真相——从政策制定到交通管理都比牌照带4问题大。
总之，车牌没4的日子里，您行驶在拥堵更甚的路面，心情依旧会焦灼沉重。如同您来到没4的楼层，面对惊人房价油然而生的感受。
中国该不该举办世界杯
特别爱通过举办牛逼赛事以体现大国崛起、振奋民族精神的我国，鉴于国足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世界大赛上节节溃败，最终未在2009年2月截止期限之前提出申办世界杯。
这次出人意料的低调让很多爱国者和国际友人无比失望。连新华社都发表文章表示不解，饱含激情地说：中国队水平太差的所谓“硬伤”，完全不该成为阻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第一运动结合的理由。正如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符合双方利益一样，中国需要世界杯，世界杯也需要中国。
于是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中国举办世界杯——部分在南非饱受冷遇的西方媒体记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以后奥运会和世界杯都应该固定在中国办。”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尽管对本国人民要求很严，国家财政收入都有望到8万亿了，也没有给劳动者全面加薪或减税的具体行动，但面对外国友人，我们还是可以量中华之物力，像亲人一般热情接待，体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热情好客和博大胸怀，至今让他们难以忘怀。
看看处于半闲置状态的北京奥运场馆和至今没卖完的奥运吉祥物，就知道我们当初有多热情和多亲切，也多么不计成本。当然，那还是在节俭的背景下操作的，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体育界专家为此操碎了心，称中国先后承办了男足亚洲杯、女足世界杯、北京奥运会，北京、秦皇岛、天津、沈阳、上海等地的球场硬件已经获得国际足联的认可，再加上目前中超和中甲球队的球场，最费钱的场馆基本无需新建，将极大地节省办赛成本。更深层的意思是：举办世界杯可以盘活诸多不良体育资产，有效缓解政府投资压力。
在世界体育产业的总收入中，奥运会仅占4％，而同样4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却占了17％。越来越能挣钱的国际足联自然不会不看重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最大市场——中国。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承办男足世界杯。当然对他本人来说，如果成功可像萨马兰奇那样载入史册——填补又一项人类历史空白——使世界1/5的人口和世界第一运动结合。
当然，举办世界杯的直接受益者是破鼓万人锤的中国男足。靠实力小组出线都费劲，一举办则直接进军决赛阶段，虽说可能被列强打得满地找牙，但我们尽管不能宣布我们赢了，但可以宣布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