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托付终身的单位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央国企。
尤其是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这些企业可谓逆风飞扬，除了业绩笑傲全球，甚至高管频频爆出逆市拿巨额高薪的新闻，着实羡煞广大人民群众。
有数据为证。今年3月，来自国资委的信息表明：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国资委测算，如果剔除去年电力、石油、石化等行业政策性亏损的2660多亿元，中央企业去年实现利润和2007年的9968.5亿元基本持平。目前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在中国，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度税后利润1108亿元；中国石油2008年度净利润1144.31亿元，是亚洲最赚钱的企业；中国移动2008年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
看来，国资委监管的140多家中央企业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再次起飞的中流砥柱。这么大的贡献，其杰出的高管们自然多挣点银子似乎也应该。当然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近日，大多数公司2008年的年报都已披露，在金融危机下，年薪前30名的榜单中以金融行业的高管最多，榜单前三甲都是金融公司的高管，其中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1598万元蝉联年薪榜榜首，年薪近1500万元。在年薪排名前30的高管基本上都是来自金融企业及地产行业。
但政府还是英明地觉察到了其中的问题。
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些企业都姓“国”，尽管通过改制、上市完成了部分市场化改造，但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企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不仅具有先天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还都有相当程度的市场垄断色彩，比如伟大的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今年“3.15”期间就爆出利用垄断地位向消费者狂发垃圾短信的丑闻，至于中国私车车主经常性使用全世界最贵的汽油早不是什么新闻了。有这些先天优势，不盈利那才叫天理难容呢。
而国家作为最大出资人，虽说处在绝对、相对控股的状态，却长年不参与国企利润分配。据媒体披露，1993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其中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作出规定，国有企业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收征率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即在一定时间内不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这样，14年里，国有企业“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国有企业挣了钱，企业自己花。其实，这些企业如果完成股份制改造上市，留着自己花的钱中的相当一部分即由国有资产派生的利润，是属于全体国民的。这个制度在2007年9月得以改变。国务院发文，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力要求国企向政府分红。
2009年4月17日，国资委收益管理局发文要求，各中央企业在2009年4月30日之前，将2008年度的国有资本收益上报。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三年内暂不上缴。
这说明一场国家代表全体国民与强势利益集团的痛苦博弈即将大幕拉开。
鄙人才疏学浅，目前不敢妄加揣测博弈的最终结果。
但如果不按市场经济规律，依据法律对多数竞争性中央国企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我觉得这些企业在未来依旧钱途无量，仍配得上拥有中国最佳就业岗位的称号，值得向大学生们隆重推荐。
为此，鄙人呼吁，它们在招工的时候能借鉴一下伟大的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统一命题，公开招考，严格监管，使更多的普通人有机会进入这些本来属于全国人民控股的公司上班。
在一次聚会中，当一家大型垄断国企担任中层主管的朋友借着几分酒意，说他能拿50万年薪且每年都有6万元旅游费等福利时，我心头立即产生了几分神往。
下辈子投胎当外宾
2012年年初，当着到访的南京市主要领导的面，日本名古屋市长竟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随后，南京与该市断绝关系，并获我外交部支持。
此前，日本人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丢失自行车事件却演绎成了一段爱心传奇——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外宾。武汉市民将此上升到维护整个城市尊严的高度。你想啊，人家骑自行车周游世界，用了一年半时间，走了十几个国家，自行车都没有丢，但偏偏到了武汉被偷了。
于是，反思自身素养、社会秩序、文明水平的声音不绝于耳。
随后，河源启一郎的朋友将此事发到微博求助，很快得到5万博友响应。随后，全城警民拿出寻找失窃国宝的热情，为日本友人找车，并最终实现物归原主。
对比两件事，充分证明：即使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滑坡、信仰迷失等冲击，中国人民还是体现了一个礼仪之邦所固有的以德报怨、古道热肠的传统美德。
甚至有人说，拥有如此珍爱国家尊严、家乡形象的国民，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笑傲世界的栋梁。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同胞们迸发出这一宝贵情感仅仅针对外宾。
以武汉为例，由于国民素养、公民意识和社会管理的缺失，当地人丢自行车是司空见惯的事，平时也没有媒体乃至公权力机关对此莫名惊诧，但这次是一个可能影响城市国际形象的老外，便成了天大的事，颇有些对外宾很好、对自己好狠的意思。
从爱武汉、爱祖国的同仇敌忾中冷静下来，不少人无比羡慕日本友人：什么时候，中国人的权益受到损失也能享受到外宾待遇？
更有人追问：整件事咋显得“恭外而倨内”？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我们受到的礼遇和尊重却不如外宾？
类似的事已屡见不鲜。2008年1月9日湖南卫视报道，由张家界开往广州的N589次旅客列车由于受冰雪影响，被困长沙西站长达24个小时。车上包括乘务员在内共1600人都处于停电、停水，缺乏食物且极度寒冷包围中。由于是张家界始发，这趟客车上还有78名韩国乘客，多数在50岁以上，列车员专门组织他们转移到卧铺车厢，而中国旅客继续在车厢忍受煎熬。
2008年8月22日，大连客运段2220次列车为帮助7位日籍乘客赶飞机，临时在靠近机场的车站停1分钟，最终赶上飞机的日籍乘客事后写表扬信说：“列车临时为我们停车1分钟，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和到位的服务感动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媒体记者，以至于两年后部分记者赴南非采访世界杯，由于接待服务存在一些问题，公开发表文章怀念北京奥运。
有媒体报道：在许多外企和国际组织，职员们有不少到世界各国出差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争着去，这就是中国。因为其他国家很少会像中国这样招待外国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游山玩水。
诚然，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国际间互动交流已成民间常态，对于来华的外国友人，热情、友好地对待本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平等和真诚。
珍惜集体利益、维护国家形象是一个公民本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国家、公权长期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3年的洗礼，但城市面子大于个体权益的集体无意识仍四处弥漫，面对外宾，为了撑起这种可怕的面子，行动上往往过度牺牲本国公民权益、不计社会成本。
量中华之物力，结外宾之欢心，首先是弱国心态的彰显，是一种因不自信急于获得好感和肯定的媚外表演。它深藏在国民灵魂深处，阴魂不散。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处于冷战时代，加上思想封闭和经济落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面子更是受到全民重视，而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公民的权利与尊严却被严重忽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对外交往心态的正常化和中国公民权利保障状况的进步，整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巨大提升，个体权益维护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不容否认，重国轻民、重集体轻个体的遗风犹存，并伴随着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等矛盾近年来又有升温的趋势。
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是政策的推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百废待兴，为了迅速推动发展，引进西方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往往对外企乃至一切外宾赋予了超国民待遇，尽管2007年后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但留下的社会观念制度影响相当深远。
近些年，由于体制转轨的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科技创新的乏力以及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短板，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国家软实力的相对疲软，又在部分国民心中加剧了这样的自卑和焦虑。
面对精英移民现象的加剧，《人民日报》曾号召国民反躬自省，形成共识，去推动宜居大国的建设。
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我有一个梦想：所有最普通的中国人——无论是农民工和流浪汉，都能在自己的国度上享有平等和尊严，像外宾那样成为全社会的VIP。
这不仅需要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道德水平的提升，更需要制度文明的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正义的法治化实现。
否则，只能争取下辈子投胎当外宾了。
靠什么守住底线
在一个国家的GDP攀援到世界第二的高度，似乎继续鼓吹高歌猛进更合人们的胃口。但假如不认真衡量下发展的成本和公众付出的代价，又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2011年真正的关键词是底线。如果不能HOLD住发展的底线，似乎中国这个快速奔跑的列车有脱轨之虞。
最骇人的脱轨来自7.23温州动车事故。40条生命换来了波及全国的高铁降速和铁路安全整风。但事后话题在关于铁道部体制变革上戛然而止。但刘志军的落马和其亲密战友、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爆出逾20亿美元的贪腐大案，为近两年中国铁路的高歌猛进蒙上浓重的阴霾。
假如增长无极限的背面是贪腐无底线，那这样的发展还有意义吗？
按照以往的惯例，官方媒介会将类似的事件形容为极端的个案。
好吧，这是个案。
但发生在中国股市惊人的一幕就显得像团伙作案。
2001年6月14日，沪指最高见到2245点，10年过去了，A股再度跌到此点位之下，涨幅居然为负，作为一个经济风景独好国家的主板市场，如此糟糕的表现在世界证券史上堪称奇迹。
A股市场最核心的缺陷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严重不公平。像新股“三高”发行、上市公司只顾“圈钱”不图回报、中介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漠视市场整体利益、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都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再加上监管的缺失与缺位，中小投资者便只能接受血本无归的命运。就在2011年，中国股市在散户几乎都赔钱的情况下，新生了百位亿万富豪。
公众有理由追问：谁来构筑资本贪婪的底线？谁来阻止其与权力联姻？
这一年，在实体经济全面低迷的背景下，银行业和垄断央企一路高歌猛进。按说在提准惜贷的背景下，全国银行业一个月损失的利息都在数十亿，但没承想年底业绩飘红，挣得盆满钵满，甚至有银行家都不好意思公布自己公司的利润率——怕刺激各界，影响社会和谐。多数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像温州公务员的官银那样变成了利用利差寻租的工具？
在天天哭穷但总也没有人信的中石油、中石化带着全世界领先的市值和油价为国争光的时候，年底发改委突然发动了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反垄断调查。许多人担心调查会无疾而终，因为在行政化的轨道下，老子办儿子有着太多借口从宽处理。与之呼应，自《反垄断法》2008年实施以来，偌大中国垄断公司及行为司空见惯，居然三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案例。
2011年底，一群山西发电企业的老总来京上书，自称巨亏，要求电价上扬，最终工业用电每度上涨三分，表面看是煤矿企业见利忘义，违约涨价，背后却是畸形的煤电体制和国家电网靠垄断谋取高额利润。
这在考验中国实体和公众的承受底线。非法跑路的温州老板和合法移民的精英遥相呼应，都在发出深切的预警信号：在一个没有公正公平待遇的社会，民间创业的热忱和创新的动力会受到扼杀，从经济层面看，这会影响增长，从社会层面看，则危机就业。虽然中央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制度改革的滞后，显然在执行的过程中荆棘密布。
关于“底”的探讨离不开国际经济的动荡和低迷的冲击。西方债务的底在哪里？随着美国国家主权债务评级的下降和欧元区主要工业国意大利债务危机的爆发，预示着这场席卷全球的低落仍在持续。
与之呼应，云集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日子更加艰难。珠三角中小企业亏损面达7成，浙江今年倒闭的公司数以万计。真可谓内有垄断挤压，外有反倾销压力。不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没有出路，但没有国民待遇，又谈何容易呢？
这一年，郭美美事件叩问了中国慈善的底线，佛山小悦悦叩问了全民道德底线，凤姐出国空姐风行叩问着价值观的底线，空气测试标准PM2.5之争叩问环保的底线，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叩问着监管的底线，频发的贪腐叩问着官场信仰的底线。
也许，站在2012，回望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事不是发出动听的颂歌，而是应该思考靠什么守住发展的底线？
改革开放33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体制变革的配套，任何短时炫目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最终是美丽的泡沫。
中国改革已经等不起。
两会上的归真堂博弈
如果现在找个廉价的方式证明自己很人道、很生态，那就拼尽全力声讨归真堂吧。
这家准备上市的中药生产企业，由于“活熊取胆”，即使承诺向公众开放自己的养殖园，获得有关部门的公开支持，并正规合法，还是被牢牢地绑在道德的祭坛。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生态环保意识的觉醒，但想到北京街头被人类无情抛弃的300万流浪猫狗，我又觉得这次保护动物意识提升的速度过于迅猛。
而且，单靠道德的声浪阻止一个合法公司上市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这件事得到政府部门公开支持之际。
此前，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说“活熊取胆看着很舒服”遭到各界一致炮轰，不少网友甚至建议他老人家回家按归真堂模式取自己的胆汁试试。我倒对他如此懂熊的感受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