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媒体和公众随后卷入，并成为两会热门话题。也使整个事件开始驶入真正的理性轨道。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汲取了协会同志的悲催教训，不再轻易替熊代言，而是指出熊胆等名贵中药材是人类抗击疾病的工具，在尚无有效替代品的情况下，“活熊取胆”也属无奈之举。
但他显得身单力孤。
更多的代表委员，依旧沉浸在对熊无限的哀伤中。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冯骥才和全国政协委员、画家韩美林联名提案称，“活熊取胆”无论是先前铁马甲式的虐熊，还是现今的造瘘引流，都是对熊人为和强加地制造终生不愈的创伤，都是非人道的，是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个道理多数有起码良知的人都懂。但目前悖论是：假如“活熊取胆”是为了治病救人，就会陷入人本和熊本之争，有时找寻最佳结合点比杀猪吃肉还要艰难。按照人本的观点，为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动物权利应当让位于人类福利，但是在动物向人类作出奉献时，人类应该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
要想使熊全身而退——其实野生黑熊随时面临盗猎的危险，在人类的统治下，熊多数情况下只面临马上死和生不如死的命运抉择。有人坚持，让熊直接死比在取胆过程中生不如人道。而我印象中国人秉承的生命哲学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此，最佳的方案是尽快研发出替代药品，彻底放过可怜的黑熊。但这个观点遭到王国强的反对。他说，目前包括熊胆在内的动物药在临床上尚有不可替代性，和植物药、矿物药、菌物药相比，动物药活性成分作用更强，疗效也更显着。熊胆作为中国独有的中药宝藏，已入味123种中药，其独特的止痛消炎功效目前尚无其他药物可替代，且大量的患者需要依赖这些药物治疗。
另外，目前激起巨大民愤的铁马甲式的虐熊视频也非归真堂所为，而是被取缔的黑养殖户。更令人纠结的是，归真堂养殖场的黑熊已非野生动物，不受法律保护。
平心而论，我在情感上也不能接受归真堂这样的公司。
而且，即使靠政策和资本的护佑，它可以成功上市，只要国人能同仇敌忾，它依旧在劫难逃。
比如所有病人都高尚起来拒绝使用任何含有熊胆成分的药品，医生不管能拿多少回扣都不再开这样的药方，让它业绩为零，迅速倒闭。
遗憾的是，归真堂的产品始终深受广大患者青睐，常年供不应求，不少医生更是其忠实拥趸。这场声讨过后，甚至可能产生一种可怕的负面效应：更多公众知道了归真堂的药品成分是纯天然熊胆汁，自己有需求时会疯狂追捧——盘剥残害动物维护人类自身健康很残酷，但却很现实。
即使这样，还可以对受市场追捧的归真堂完成致命一击。那就是假如它能上市就全面拒买其股票，让其在资本市场上零交易。但亲，可能吗？
因此，没有完善制度支撑的道德显得弱不禁风。更可悲地是，不少人的道德却是绑架：自己可以当孙子，别人必须是圣人。
毕竟两会代表委员不都是刘翔，有人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全国政协委员何悦在提案中指出：“活熊取胆”与动物保护初衷相悖，应立法禁止：“制定并出台《动物保护法》，避免严重侵犯动物福利行为的再次发生。”
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背后有极其复杂的文化、制度、利益要素纠葛在一起。
现阶段，即使集全民之力灭了归真堂，一定还有后来人。
中国式性别歧视
豫剧中，女英雄花木兰唱道：谁说女子不如男。
现实中，女子社会地位从来都不如男。为了取悦男人，中国女人还创造了一个全球奇迹：裹了好几百年的小脚。也算另类国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取得了很大提升，至少在大城市，女性成功者越来越多地涌现，使不少被PK下来的男人哀叹：该考虑设立男人节了。
但事实上，实现全面的性别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云集全国各类精英人物的两会代表中，女代表的比例为21.33%，而全国政协女委员仅占16.7%。值得玩味地是，这两个比例都是历史峰值。
2012年2月15日李斌当选为安徽省省长。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四任女省长。女性在中国正职省长中的比例，30年来维持在约3%的水平。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刘延东一人。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吴仪一人。
在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中，每120家中只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是女性。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
2010年一项调查发现，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性比例为62%，而女性也高达56%。男女之间的收入比例也在持续拉大，城市女性平均为男性的67.3%，农村则是56%。
另外，转型社会中针对女性的家暴也在持续升温——比如李阳不仅证明他教的英语是疯狂的，对老婆也是如此。而围绕公厕等公共设施针对女性的歧视也引起越来越多女权主义的抗议。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中，男性占全国总人口51.27%，女性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0。预计到2020年，将导致20岁至45岁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或将有上千万男性面临“娶妻难”的问题。
针对女性的歧视成因相当复杂，既有陈腐传统观念的遗患未消，更有当下社会制度缺陷的推波助澜。即使中组部曾多次发文强调增加女性参政比例，中国两会代表委员性别的严重失衡说明在实际操作中，依旧进展迟缓。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消除性别歧视问题，主要靠社会倡导和行政干预，前者缺乏硬性约束，且是长期系统工程，而后者又往往沦为搞平衡的形式主义，都无力扭转社会口头上对女性越来越尊重，行动上却歧视暗中加剧的趋势。外电称，中国目前女性社会地位也仅仅比部分伊斯兰国家强些，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不如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唯一的出路是在人权和宪法的框架下，使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从领导关怀、社会提倡上升到制度完善层面，使中国的平等从性别层面先有一个真正意义的突围。
茅台与公款吃喝
围绕茅台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2012年两会进程。
背后是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的炽烈民意。
2012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提出了禁止公款消费茅台酒的4点建议。即：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公款采购茅台酒等。引起部分代表委员积极回应。
一次，我做客第一财经首席评论节目，与林嘉騋委员一起谈茅台现象，他说：我不反茅台，只反公款喝茅台。
林委员说：我烟酒不沾，跟茅台没仇，但作为政协委员和扶贫协会的会长，跟腐败和奢靡有仇。
一个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数据是：每年人民公仆在为民操劳之余，替人民吃喝了3000亿。而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表示，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总和是每年喝一个“西湖”。
显然茅台的每年总产量不能蓄满整个西湖。共同完成这一举世瞩目吃喝运动的还应该包括别的地方名酒或昂贵洋酒。
因此当代表委员提出禁止公款喝茅台动议时，整个贵州从省委书记到基层代表都急眼了。书记曾发出质问：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
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落后省份来说，来自贵州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高度茅台酒201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高达84.879亿元，占公司酒类产品营业收入80%以上，营业成本则为5.528亿元，营业利润率80.68%。据悉，一家茅台贡献的税收占全省的8%。这意味着一瓶茅台通过满足广大干部口腹之欲也为地方带来了惊人的税收，而这收益是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员队伍不可或缺的。
茅台之所以被围剿是由于其名气太大了，最初的宣传者是长征时的工农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国酒之美誉，长期深受各级爱喝酒领导喜爱。
麻烦在于领导喝酒往往披着为人民喝的华丽外衣，最后转化成了广大纳税人的沉重负担。随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监督的推动、反腐力度的加强，茅台逐渐成为铺张浪费、挥霍民财的LOGO。
有些冤枉。但必须承认：也正是腐败成就了茅台的辉煌业绩，却也毁掉了其百年声誉。今后的救赎，是与公款吃喝划清界限，但似乎短期内又难以完成。
长期以来，公务用餐招待费作为三公消费的一部分，由于公开透明度问题、社会风气问题、体制问题，广受质疑和诟病。叶青代表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单位报销制”，即从过去至今，单位的公务接待餐饮费用报销、公务出差产生的餐饮和住宿费用报销均由所在单位的领导审签，然后再到核算部门报销。这种报销制的弊端无法管制单位“一把手”的胡乱报销、虚报冒领。
深层原因是由于行政体制变革的滞后，导致权力运行不公开，财务制度不公开，预算外资金乃至小金库现象屡禁难止，加上社会监督乏力，导致公款吃喝泛滥成灾，茅台销量和售价一路飙升，成为普通群众难以企及的奢侈品。而有媒体爆料位列全球第四的奢侈品国酒茅台成本仅40元。
因此，治理公款吃喝从抵制茅台开始未尝不可。但必须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做配套。
2011年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资产配置和服务保障标准的原则。但由于执行始终在行政化轨道上开展，喝茅台的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当务之急是上升到法治轨道治理公款吃喝，比如考虑在《刑法》上设立公款吃喝罪，将监督职能进一步移交人大和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务接待的社会化、企业运营，并定期公示，接受纳税人监督。
否则，抵制了茅台，只会乐坏五粮液和拉菲。
中国制造最大的敌人是谁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
这是曾给整个民族带来自信和光荣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真实处境。
2010年，世界制造业迎来新的王者。
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此前，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持到2009年。
中国114年后的加冕，首先是其改革开放33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这个国王从加冕那一天起就陷入深沉忧患。
过去，中国制造之所以崛起，是靠着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超时劳动塑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劳动要素价格低廉形成的全球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
目前随着外贸形势遭遇严峻挑战，内需启动缺乏真正基础，加上这一比较优势日渐暗淡。
2012年１月我国出口额同比下降0.5％，这是2009年12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首先，遭遇金融危机的西方列强迫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摆脱经济危机的引擎，尤其是受困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始了一次强势回归——再工业化。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入世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头号目标。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2009年全球35%的反倾销、71%的反补贴案件涉及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开始成为“承接转移”的生力军，对传统中国制造完成釜底抽薪。
刚刚闭幕的亚洲博鳌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假如往内地迁移，又遇到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保压力。
但这些都不是中国制造最凶恶的敌人。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
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靠传统比较优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形成了巨大生存惯性，比如过度依赖低价+血汗模式，迷恋挣快钱，行业恶性竞争频发，山寨成风，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塑造，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力面前无力完成自身科技管理创新，走向破产倒闭边缘。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更麻烦的是，为了应对西方金融危机，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扮演了振兴经济的主力军，4万亿财政投入和天量信贷多投向了国家重点项目和大中型国企，加上体制变革的滞后，公权干预微观经济的趋势严重，权力寻租现象暗流涌动，导致垄断色彩浓烈的国企获得突飞猛进，而民营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却有逐步恶化趋势，资金、政策瓶颈凸显，大量民企老板出逃和高利贷等民间金融乱象随着呼啸而至。
在外贸形势局部恶化、整体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完成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在缺乏正当合法出路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逆向流动——去实体化，沦为投机谋取短期利益的炒作大军。从房地产到近期大葱都能看到其熟悉的身影。
也就是说，在中国制造亟待全面升级转型的时候，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体制天堑。
长此以往，与其说我们将被前后夹击的国际竞争打败，不如说被自身环境摧毁。
要实现突围，就必须尽快全面推动改革，尤其是取消国企无处不在的超国民待遇，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其市场化改造，并在宏观财税金融政策上为民企创造更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
最近，国务院决定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可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两条腿走路：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民企升级改造，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同时政府积极扶持完成市场化改造的大企业，持续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并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并购。
即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依旧相当突出——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并且有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雄厚实力做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