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回应再度引起媒体热议，且发布的时间和针对性都值得商榷。按照常识，再不讲理的游客也是没有能力去完成对一个拥有强势公权力机构的着名旅游城市的诋毁的，况且是在三亚宰客现象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因此，从中公众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知错就改的谦逊和诚恳，反而是权力傲慢与嚣张的一次不加掩饰的彰显。于是，危机公关成为更大危机的温床。
当然，在一个网络如此发达，社会监督渠道日益畅通，民意表达逐步主动自觉的年代，想按传统思路将对管理者不力的信息扼杀在摇篮里，越发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一个旅游城市而言，游客就是衣食父母，而不单纯是过路财神，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政绩观的主导下，打着旅游搭台、经济唱戏的幌子，对当地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片面强调创收，忽视景观维护和文化传承。
在此过程中，不顾发改委三令五申，景点票价一路飙升，官商联手推出各类雷人人造景点，甚至推出严重挑战道德底线的旅游项目，而其成本往往最终转嫁到无辜游客身上。
政绩与快钱的密切结合，使部分地方政府面对公众的合理诉求，尤其健全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秩序的呼声，显得反应消极乃至动用公权打压。以至于公众只好主动放弃正常的渠道，纷纷选择网络曝光等方式揭露问题，表达合理诉求，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博弈。长此以往，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无疑将失去真正的动力。最近，发生在少林寺的5A景区摘牌危机就是一个生动的镜鉴。
这祸起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行政理念：重管理，轻服务；重面子，轻里子。而这与中央倡导的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性政府目标以及大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决策背道而驰。
如果非要追究责任，那首先得重温《论语》中的名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近年各地旅游市场问题频发，固然与客流瞬间暴涨，基础设施不到位等客观因素相关，但核心还在于不良商人唯利是图、监管部门缺位越位，决策部门讳疾忌医共同铸就。
如果要使地方旅游业发展驶入健康良性发展轨道，当从根本上提升整个城市的服务水平和档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政府部门要继续加大旅游服务监管力度，其中物价部门对哄抬物价行为的打击力度一定要从严从重。并建立健全失职渎职官员问责制度，不能总是监管有病，商家吃药。
其关键在于决策者树立科学发展观，回归现代政府服务本位，健全市场监管制度体系，并大力推动依法行政，真正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推动整个旅游业整体管理服务水平的升级。
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曾说：最重要的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不止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要高于消费者投诉的程度。这是一种务实而清醒的认识。
但愿最终成为三亚乃至各地整顿旅游市场秩序的起点，而不是句号。
苹果和乔丹都救不了中国公司
苹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可谓一路高歌。在2011财年的前三季度，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超过88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6倍。
然而它的麻烦却出在iPad上。这个苹果支柱产品第二代iPad2生产了4000万部，第三代iPad3将生产6500部。
随着一家名为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浮出水面，苹果公司遭遇空前的商标危机。
这家濒临破产的中国大陆公司声称，自己是iPad在内地市场的合法主人，并向苹果索赔四亿美元。
目前部分城市的iPad产品已经下架，整场纠纷对苹果造成的损失目前尚难逆料。
有人说，苹果正在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但平心而论，相较于殊死一搏的唯冠，苹果出路更为宽广：一是可以通过谈判继续收购商标；二是将官司战线拉长，将唯冠拖垮；三呢，可以放弃内地市场的iPad商标，毕竟产品的市场认同度不仅仅由Logo说了算。
唯冠显然没有更多博弈的筹码。
这场战火越演越烈之际，中国一家着名体育用品生产商乔丹体育陷入商标危机。目前乔丹品牌专卖店已达5715家，正在进行上市前的IPO。
对其完成重重一击的是来自美国退役NBA巨星迈克尔·乔丹。
2月26日，这个目前已转型为NBA球队最穷老板的人发表声明称：“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情况下，用我的中文名字在中国开展业务，这种行为令我受到了伤害，除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我别无选择。”
乔丹体育随后称，过去十几年来公司始终注意强调与飞人乔丹无直接关系。
但这样的辩解消费者并不认同，且需要最终获得公正的第三方认定。
本质上，在中国社会出现如此纷争，是一个重大进步。背后凸显出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规则意识的提升。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升级的逼迫，也会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中国公司目前在这两场纠纷中都大获全胜，都难掩深层生存发展困境。
唯冠已名存实亡，负债累累，绑定苹果，利用有中国特色的法规胜出——中国与美国在商标所有权认证上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前者奉行“注册在先”的原则，后者则习惯认定“实用在先”，也只是为了还债求生，看不出对中国公司有任何有价值的借鉴，倒是在深切提醒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独孤求败在进军中国时能多些谦卑，认真考察中国国情。另外，在中外商标博弈史上，如此案例也是小概率事件，难以复制。
乔丹体育的教训则更为深刻。像多数传统中国制造那样，在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完成最初原始积累，往往重市场而轻研发，重规模而轻效益，重营销而轻品牌，重模仿而轻原创，在残酷的大浪淘沙中或有少数侥幸幸存者，但仍面对艰苦的二次创业甚至从头再来。一个佐证是：在急功近利的挣快钱浪潮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已从2004年的平均3.6岁锐减到2009年的2.9岁。
其中一个惯常的手段是产品山寨化和品牌傍大款模式。在技术、管理、质量、服务、品牌都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将生产制造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获得迅速的市场扩张和灰色的利润原始积累。
如果置身于市场无比广袤、制度监管严重缺失的改革开放初期，如此崛起尚情有可原，但结合今天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制度规则日益完善，市场消费全面升级，仅仅如此粗放简单竞争思路越来越难以奏效。
众所周知，多数苹果产品是中国工人靠辛勤劳动乃至超时加班制造的，但中国企业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美国人拥有着全世界制造业70%左右的知识产权，而这样的优势会将中国制造牢牢地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下游，不幸的是，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又上升了。
无论是山寨产品还是山寨品牌，都会验证一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乔丹体育真正的敌人不是乔丹，而是自己的消费者——他们已经开始由于被欺骗和误导在发起对这个中国知名体育用品公司的诉讼。
乔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诚实也是我经商时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一刻也不能忘记。
即时乔丹体育有信心赢得较量，也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品牌没有乔丹，未来将会怎样？
最该学习雷锋的人
2012年两会与雷锋逝世50周年重叠，洋溢着道德重建的热忱，并迅速波及全民。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有影响的道德标杆人物，在一个全民道德滑坡的年代，雷锋无疑在搭设一个代表委员共建善良利他的互动平台。外电甚至评论说：在如今中国社会重拾雷锋精神，就是重拾人们的善念和人心，也是挽救自己。
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人在热议这样一个话题：谁最该学习雷锋？
毛主席当年一声令下，学习雷锋好榜样。显然是针对全民的。麻烦的是，如今阶层分化，贫富、官民对立情绪日益严重，人民和人民天天PK。加上制度不完善，价值功利化，学雷锋成了一项成本高昂的行为艺术。如今民谚有云：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另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但整体社会管理仍由权力主导，因此两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要像过去那样国家集体意识至上地教化子民，无疑已缺乏社会基础。
雷锋精神在今天主要体现为“利他、真诚、诚信、奉献”，尽管普通公民与这样的要求有差距，但由于体制性不公带来的利益集团逐渐成为中国发展最大受益者，因此，公众要求这些强势阶层率先成为雷锋精神的践行者，尽管显得很天真，却也合情合理。
如果他们秉承“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准则，主动顺应民意，全面学雷锋，无疑对促进社会稳定、唤醒传统美德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假如公务员中的实权派学雷锋，不再公款吃喝，将为公民每年至少节约3000亿，再将每年4000亿的公车消费减一半，全国校车所需的4500亿马上得到解决。而现实是，政府决定将教育投入历史性提高到GDP的4%，公众却普遍担心这些经费会不会又变成茅台和奥迪。如果再推演下去，可以少出国玩两趟，少贪污，少包二奶，反正现在制度反腐阻力重重，通过学雷锋提高觉悟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望各部门抓住大好机遇，全面开展整风运动，以对得起人民的厚望。
假如垄断央企学雷锋，主动公开账目，接受社会监督，多上缴税利多分红，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偷着乱花钱，往汽油里兑茅台的丑剧会谢幕，才像共和国的长子而非现在的败家子。
假如那些趁着出国旅游将西方商场的奢侈品抢光的老板们学雷锋，将这笔银子用于帮扶留守儿童，即使你们的收入是灰色，相信公众也会消弭仇富情绪，对你们唱《感恩的心》。不过对于扮成雷锋唬人的陈光标来说，作为面临生存发展困境的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任务却不是拼上整个家产做好事，而是打造阳光运行、依法纳税、善待员工的好公司。
最后，该说说百姓了，相当一批纯朴、热情、真诚、善良的人穷得只剩下道德了，会不断出现郭明义式的活雷锋的，真不用为他们操心。
但请面对一个悖论：为什么雷锋式的人物，从来就活该一辈子在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