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能否突破自身体制壁垒，在高端制造领域强势崛起。
否则就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铁道部的失误
铁道部真正难熬的日子还真不是发生温州动车事故。
有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刘志军扛着，处理完相关责任人事情就算过去。
但春运就大不同。每年一度，永无休止，宛如噩梦。
不要动辄骂铁路部门良心大大地坏了。不是木有道理，而是木有用。
因为中国春运无解。
40天内，31.58亿人次，相当于盛产人口的内地人民集体搬家两次，放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难，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总能排除千难万险顺利回家。王勇平要在任，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且不会被骂。
集中出行和运力不足是春运的癌症，前者关乎民俗，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他乡与故乡被无情地撕裂成时代无法愈合的伤口，春节是一段集体愈合的日子，无力阻止，无力改变。后者放在现阶段人类社会中最发达的国家，都难以保障这么多人有尊严地完成回家之旅。
对于普通的返乡者而言，一张小小的车票便显得无比珍贵。
过去买票的场景是震撼的：寒风呼啸中，各地火车站前广场堆积了焦急的人群，几天几夜的拼搏厮守，只为获得那张返乡的通行证。幸运者便会挤进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忍受旅途的煎熬，但相较于回家的喜悦，这些都无足挂齿。失意者还有一个救赎的方式：找黄牛，出高价。
为了降低公众买票的痛苦指数，今年铁道部决定改革：推行实名制，推行网络购票和电话购票，试图一箭双雕：拓宽了购票渠道不说，还捎带脚打击了黄牛。
但首先遭到打击的却是农民工。除了增加乘车时间成本之外，他们蓦然发现，相对于过去勤劳勇敢地排队，现在购票难度突然增大了，买张票宛如北京购车摇号中签那么难。于是，他们开始无比哀怨地向铁道部长写信，并被媒体广泛报道。
一个充满善意的便民新政在执行过程中为何逐步显露出弱智本色呢？
首先，制定政策的人待在办公室久了，根本不了解农民工。这些每日在生产线、建筑工地辛勤工作的人们是无暇上网的——我因为春节保姆回家，曾在微博上公开招聘小时工，结果招来一帮子起哄的大学生和CEO，无一家政服务人员。
显然，这个政策更有利于黄牛，他们集团作业，分工明确，网络技术娴熟。因此，网络购票要惠及农民工，首先似乎要对其进行网络培训，但企业不会做，社会无渠道，而铁道部更不会做。这个政策做过认真的事前调研吗？即使有针对的又是谁呢？
按说，铁道部年年管春运，是老江湖了，应该对春运集中购票的疯狂感同身受，但遗憾的是：仅仅设置了一个随时可能被挤瘫的订票网站和若干部几乎永远打不进去的电话，如果是为了推广这个过去知名度不高的网站，我可以理解，但要用于公共服务，这些举措如同儿戏。为什么没有想到进一步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比如新浪、搜狐，这样的网站为何被拒之门外呢？为什么没有和114合作呢？
现代政府是服务性政府，决策要真正以民为本，决策要讲科学。而且，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公众积极参政议政的热忱高涨，为什么铁道部依旧闭门造车，倚重几个自己信任的官员、专家，置滔滔民智于不顾？
这里面既有观念问题，也有体制问题。结果可悲：好心办坏事。
在一个近乎黑箱的行政决策体系下，其实还潜伏着如下未解之谜：现在面对公众抢购的火车票是全部吗？铁路部门真的就没有内鬼与黄牛勾结牟利吗？
想想动车之祸，我深感忧虑。
面对无解的春运，民众做好了吃大苦受大罪的充分准备，只是有个卑微的梦想：所有人都能公平公开地吃苦受罪——但各级公仆这会子在与民同甘苦共患难吗？
谣言和辟谣都如此神奇
托改革开放的福，现在社会透明度是新中国史上最高的。
主要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智商的提高，还得拜托网络发展，社会监督的昌盛。
毕竟5.4亿网民共同寻找真相，举世无双。
但谣言始终猖獗。方舟子越来越红，不断放倒牛人，几乎成为扞卫时代诚信的旗帜。
最近因发布“反革命”檄文爆红的韩寒备受关注，结果冒出一个IT圈的神人麦田，称他是人造的，文章纯属别人代劳。韩寒随后拍出2000万加全部版权悬赏，试图证明这些传闻是险恶的谣言。最后，此闹剧以麦田道歉谢幕。
此前，一家叫圣元的乳品公司刚刚从女婴早熟门的噩梦中走出，又被媒体宣布其奶粉搞死个孩子，谁料不久真相大白：男婴死于捂热综合征。
吉林驻京办则更神奇，冒出个实名登记的高悦儿在微博炫富，风头直逼郭美美，最后驻京办坚称查无此人。
时隔8年后，南京政法委书记出来说，被公众认为遭了冤屈的彭宇是个谣言，当时的确撞到了老太太，不过当时法官判案却是依据常理——证据并不扎实。
真不知该信谁。
过去一旦官员抽豪华烟或调情甚至裸聊等，不仅给人民丢人，更给组织丢脸，网友一般还能团结起来，共同声讨，这些公仆也不争气，每次这些丑事都竟然得到证实，下场均挺惨。
那是因为有关部门处于挽救党和政府形象考虑，动用公权力干预的成果，也算顺应民意、挽救公信力的救赎之举。
现在政府官员都有些谈网色变，一般自觉秉承远离网络、珍爱生命的原则，低调得宛如潜伏——肯定上网，但一般混同于一般草根，即使是被要求开了成千上万的微薄，竟也能做到多数网友毫无察觉。
官员不主动露怯了，也没有拦住网友监督别人的热情。谣言却随之此起彼伏。
韩寒之所以被盯上疑似有些树大招风，且最近三篇文章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环球时报都发表了评论予以赞扬。有人爽就会有人不快，谁让咱阶层裂变了呢，贫富差距大呢，加上普遍缺点信仰，形成共识的可能远没有造成群殴的可能大。
在中国，搞臭别人的捷径是毁对方人品，尤其是对方在专业领域无法撼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下三路哲学——上半身不发达的社会，往往下半身思维就无比强悍。
但韩寒没啥嫖娼或包小三的丑闻，安心在家当爹兼写“反革命”，攻击起来其实不如贪官顺手，但是人就会有缺点，可能是受到方舟子收拾唐骏、李开复的经典案例的启发，便盯上了他的文品——毕竟其老爹有些学问，其大哥路金波更是文字了得并叱咤出版界，不然一个“80后”的文章咋总是写得如此老辣过瘾呢？
《民法》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刑法》原则是无罪推定，在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即使想完成对别人道德的致命一击，首先需要举出确凿证据，而不能逼着韩寒来证伪。这点方舟子就值得称道。不过，韩寒还是年轻气盛，竟设下巨额赌局，反而成就了一个自己难以解套的公案。
圣元则比窦娥都冤。早熟门不仅使其奶粉销量短期下降5成以上，最后卫生部加方舟子一起出来说话都没拦住媒体继续狂扁，这次整死孩子更是匪夷所思。其中固然跟中国乳品行业整体形象不佳有关，但你没全面调查就片面听信一方意见，加上主观臆断就发布损害别人利益的消息，且事后无人忏悔无人道歉，令人心寒。
吉林驻京办和南京官员的说法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只有结论，同样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高悦儿惹祸后人间蒸发了，彭宇始终保持沉默。
之所以出现了如此多谣言和站不住脚的辟谣，既说明这个社会普遍浮躁，缺少诚信，加上残酷的利益纠葛，便忘记了全面、客观、公正、理性。这不仅是法治的缺失，监管的缺位，更是文明的缺席。
一个公民参与社会、积极监督、鞭笞丑恶，强过继续扮演沉默的大多数。但前提是自律和善意。批评不是将别人挫骨扬灰，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退一步讲，不奢谈道德的话，按照法治的精神：程序的不正义一定导致目的的不正义。
请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总是被情绪的洪流和燃烧的私欲裹胁。
“围剿”三亚
三亚年初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危机公关。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竟是一条小小的微博。
1月28日，微博用户罗迪在微博上反映，其与朋友高先生在三亚消费时“被宰”，“三个菜价格4000元”，引起网友强烈反响。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1月29日下午，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声称“今年春节黄金周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
更多的网友被激怒，更多被宰的信息被披露，更多媒体加入质疑行列。
平心而论，当地新闻办的说法不仅别人不信，估计连编写的人都不信。按现有旅游市场监管能力和经营现状，似乎没有一个城市敢于发布这么完美的长假成绩单。
之所以出台，首先出于对维护地方旅游业利益的考量，这不仅关乎相关部门的政绩，更关乎整个城市管理者脸面。相对于部分权益受到侵害的顾客，这才是大局。
在政绩思维驱动下，在没有认真核实相关信息，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一份震惊世界旅游业的成绩单出笼了。
再深入推敲下去，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３年以后，政务公开已成时代潮流的背景下，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发布如此雷人的成绩，足以说明，要么整个体系存在严重缺失，要么在发布的过程中完全由公权力主导，社会监督形同虚设。
有趣的是，两天后的1月31日，三亚方面就零投诉表述致歉。但有关人士随后表示，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
随后，一张网友曝光的逾9000元的账单被三亚有关部门鉴定为真实合法——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消费者人傻钱多，二是被逼迫签订了格式合同。不深入调查就草草得出消费者弱智的结论，令人无比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