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穷人“死不起”
自古以来，善待死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深层原因之一是国人普遍不相信来世。
如果缺点兼济天下的情怀，便往往活得功利而憋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样的人死后轻如鸿毛。
其实，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死后重如泰山的机会本来就少，人的胜败往往由生命的长度决定——社会流行语：伟大是熬出来的。
加上价值迷失、信仰缺失，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相当盛行，成全了张悟本、李一等养生大师。
于是，中国式宽恕都出现在生命终点，有古语为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最凶猛赌咒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今天，这句赌咒将成为一部分穷人必须直面的噩梦。
原因很简单：我国殡葬行业，盛行“骨灰盒比电视机贵”、“坟墓比房子贵”、“火化比自焚贵”，导致未富先死的同志死不起。神奇的是，“维持殡葬业公益属性”竟是国策。
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当然也包括为死去的人民服务。于是，为了避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像拆迁自焚那样频现，在土地资源无比稀缺的今天，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推出新政——据报道，为了解决北仑区困难户和低收入家庭的殡葬难题，北仑区30个公墓推出805个经济适用型墓地，最高售价不高于7800元。
其实，对于特困户而言，7800元也是个不小的数字，照样死不起。更重要的是，这也折射出目前披着公益性外衣的殡葬业收费该多么昂贵。
黑色利益链条相当触目惊心：比如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吴刚曾列出一份丧葬清单：一个成本只有几十元的骨灰盒，可以卖到三四千元甚至更多；一个墓穴动辄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给殡仪馆工作人员的“白包”：运尸费、抬尸费、火化费、取灰费、火袋费等名目繁多服务项目，无一不是收费的名目。
背后是行业管理和运营的垄断——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缺位，诸多地方民政部门将“准入审批权”转化为“经营独占权”，屏蔽市场竞争，管理者和运营者责权不清，社会监督渠道狭窄。
更重要的是，多数活着的人被高房价困扰，正在为活着有立锥之地奋斗，无暇关心死后何处容身，导致一些黑心人钻了空子。毕竟全国每年只有约800万人永别，而有13亿人需要顽强活下去。
部分民政部门和自己的亲戚殡葬馆并不是穷人死不起的最大元凶——而是目前畸形的土地开发热潮。
在人均土地资源无比稀缺的今天，面对发展的压力，受短期政绩冲动驱使，各地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大搞基建、房产开发，致使全民共有的土地资源变成了部分人谋取利益最便捷有效的工具，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房奴、蜗居现象层出不穷，终引发中央最严厉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发轫。
主要福音是廉租房的大规模开建，被称为活着穷人的最后庇护所。
经济适用坟疑似充满积弊的经济适用房的借尸还魂，其开发销售黑幕、监管困局会否再现都值得高度警惕——会不会又成为权力续租和冒牌穷人的盛宴？在民政一统江湖的殡葬业，一切皆有可能。
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建廉租坟——将穷人死的成本减至最低。土地就直接征用地产商手里闲置的吧——足够了。
仇富与均贫富
绝大多数人民都爱人民币。
但由于没教育好，“人民币”不学好，变得特势利，只爱人民中的权贵，导致穷人越来越多，富人越来越富。
多数人很气愤，便将怒火烧向那些银子多的人。
史称仇富。
因此，中国最仇富的人想必是个穷人——怎么遵纪守法地奋斗都翻不了身。
错了。
没钱仇富有羡慕嫉妒恨成分，似乎更确切地说只是仇恨富人，但不恨富，有些穷人比富人还嫌贫爱富。
真正仇富的人应做到有钱且不在乎钱，且逼迫富人都能如此。
这个没有因此住进精神病院的人叫陈光标。
本来这个苦孩子是得到命运眷顾的，意外地发了财，竟然决定千金散尽，承诺裸捐不说，还整天高调行善，因此获封“中国首善”，颇受穷人追捧，所到之处，各类苦主闻风而动，宛如财神驾临。
标哥积累的巨资只要系合法所得，如何支配属个人权利，闲杂人等不应妄加揣测动机。
后来标哥钱墙都码到台湾地区去了，但由于过于大张旗鼓，搞得慈善理念、制度、社会中介相对先进的宝岛一片哗然，耗资1.4亿人民币的感恩之旅居然演变成争议之旅。
台湾之行使他有些水土不服，决定重回大陆找回信心。陈光标宣布：今年要到北京、上海和广州“敲锣打鼓发红包”。明确表明这样意图：促使三地富豪倾囊行善举。
结合今日社会严重不公现状，此举有其现实意义，但也值得商榷。
想必富豪倍感压力巨大，内心相当不爽，哪怕捐款也是迫于道德压力的无奈之举。
显然这有违慈善自觉自愿本意，因此，此次行为只会使标哥加冕中国仇富第一人，而无助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进程。
首先，中国慈善之落伍，既受制于中国目前民企发展阶段和国民待遇缺失，也与慈善观念、体制、管理滞后相关，更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在一次二次分配中对国民都存在巨大欠账，将弥合社会贫富鸿沟之重任过度集中到目前以解决就业、提供税收、产业升级为使命的民企富豪身上，显然用力过猛。
其次，用最原始的发现金的方式行善，虽说可以规避机构贪污挪用风险，但对于根本改变穷人命运价值有限，古人尚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故真正伟大的慈善家往往偏爱低调的教育、培训等长线工程，没有发红包张扬刺激，但却摆脱单纯救急之低效，而实现救穷之长效。红包发不好，还有被骗之虞和纵容懒惰之嫌。
此外，大张旗鼓行善、尤其是将受助者置于媒体聚光灯下真诚或被迫感激涕零，也会伤及受助者人格、尊严，古人尚不受嗟来之食，何况现代公民社会更应充分彰显平等人文情怀，慈善只是给予，主体是对方，而非自己。抛开政治因素，台湾之行的争议多由此而生。
当然，结合陈光标过往扶危济困之行动，这些问题显得瑕不掩瑜。
对受助穷人而言，比红包更重要的是获得自立自尊的可能；对中国慈善而言，则是创造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
这些都是发红包换不来的——哪怕所有富人都发。
首善先生，该告别迎合公众仇富情绪、进而均贫富的简单逻辑了。
中国穷人改变命运的10个准则
毋庸讳言，这是贫富分化严重的年代。
造成的社会问题很多。比如大家纷纷对靠自己创业失去信心，纷纷热爱当官，使国考热震惊世界。
更可怕的是贫富世袭。拼爹游戏的盛行似乎在鸣响序曲。
不在失望中沉沦，就在失望中骂娘。
这可以泄愤，但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假如你真的想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人生可以尝试。
在一个叫浙江的地方，万千的民营企业家从最基层的草根崛起，打开了一扇通向财富的中国窄门。他们以充满传奇的经历修正了我对中国商业乃至社会的认知，并结合我在浙江考察的真实经历，总结了当代中国穷人要想改变命运的10个准则，欢迎拍砖。
1.不要将祥林嫂当成偶像，抱怨生活。浙江商人忠告：一无所有其实意味着不怕失去什么。
2.不要被面子所累，要敢于从最基层做起——卑微不是身份，是心态。浙江台州的两大富豪飞跃集团老总邱继宝、杰克集团老总阮福德都是修鞋匠出身，而闻名世界的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不过是教师出身。
3.不要害怕创新，只有符合市场需求，即可遵循法不禁止即是可行的原则尝试。浙江商人的成功表明：只有先行一步才能领先市场。具体可参考温州经验。
4.不要单打独斗，要抱团取暖。浙江商人之所以不断在全球上演蚂蚁战胜大象的奇迹，和其靠特殊血缘、地缘关系凝聚的集团力量不无关联。
5.不要重义轻利，要义利并重。具体从学习浙江永嘉学派的精髓开始。
6.不要偷懒，勤劳永远是成功的第一个阶梯。浙江商人的勤劳举世闻名，逼得竞争失利的西班牙人直烧温州人的仓库。
7.不要奢靡，永远牢记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所得，但在该花钱的地方一定不要吝啬。浙江商人善聚财，更善于利用一切资金将自己事业做大。
8.不要欺骗，要将诚信当成信仰。浙江商人之所以引领市场和民间金融发展，是因为在诚信制度缺失的今天，普遍自觉恪守内心的准则。
9.不要勾结官员，更不宜与政府对抗。浙江商人其实努力建构了一种相当先进的政商关系——用商业思想家冯仑的话说是建立在基本的道义、制度、根本方向上的一致。很多浙江民营企业的老总都兼任本公司党委书记，不仅可以让党放心，还能尽可能争取政策支持。
10.不要怕失败，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成功。浙江商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接纳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并勇于率先实践的能力在中国无出其右。
当然，这一切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前提：需要有一个尊重法治、尊重市场、尊重企业的政府。浙商很幸运：浙江官员也许是当代中国最不像官员的群落，多数低调务实，恪守权力的边界，不轻易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并尽力制定引领企业健康发展的公共政策，并尽其所能提供到位服务。可能距法治市场经济要求还有距离，但已足以让其余省市民营企业家艳羡不已。
“穷二代”也坑爹
本来，“坑爹的二代”是指那些父母是公职人员或者经商有权势、有关系、有后门的二代子女。甚至成为当下热门话题。
其根源除了社会制度带来的世袭困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存在的人文精神溃散。当然，也包括郭美美、齐B小短裙“周蕊”之类干儿女无情地坑权贵干爹的神奇插曲。
事实上，“坑爹的二代”也包括一些靠自身努力无法改变命运的苦孩子。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
而这些家庭多数是普通寒门。
仅仅由于身处体制内外，中国公民在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住房等国家福利层面竟分成四大阶层：占据塔尖的是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单位，再次是企业职工，最后是农民。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这使得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达到3倍之多。而我国的医疗保险则根据人群的不同，被划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下称职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称居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
在社会保障存在整体投入不足，严重不公的今天，这些无权无势的爹们继续抚养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显得勉为其难。有观察家指出，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啃老家庭”，若变相剥夺相关社会福利，只会恶化“粥少僧多”的困境，未必能够鞭策子女“励志”，相反会逼父母“节食”。
有关调查显示：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啃老者“缺乏积极的就业精神”。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却非最核心根源。
而且靠简单的宣传教育不足以帮助这些“穷二代”们弃暗投明，走向自尊自立自强之路。
其实，这些坑爹的苦孩子遇到的却是现阶段日益加剧的就业困境——就业不公又是其中焦点难题。
宏观管理部门已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调低至7.5%，这是2005年以来，中国首次调低GDP增速预期目标。据测算，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可能丧失100万个就业岗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矛盾是总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并存。总量压力就是今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达到25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大中专毕业生，同时还有900万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结构性矛盾则是指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招工难主要体现在技工和一线普工同样短缺，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难。
在阶层固化、寒门子弟靠奋斗获得上升的通道日益狭窄的今天，无疑会成为这个矛盾最重要的买单者，啃老现象也增添了更多现实的温床，变相转化为社会保障的沉重压力。也就是说，拼爹替代了拼搏，导致相当一批寒门被迫选择了啃老。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马宗林表示，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儿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因此呼吁消除机会不公，打破垄断行业血统藩篱，还社会以生气。
短期而言，要实现就业公平，除了保障含金量最高的公务员考试进一步公平公开公正之外，将全民选拔模式向效益好、福利好的垄断央企拓展，为寒门提供更多优质岗位博弈的机会，也捎带降低其爹妈的沉重抚养负担，可谓双赢的善举——建议两桶油做首批试点单位。
从长远看，需要进行深层体制变革——实现更合理公平的收入福利分配机制，权力全面退出微观经济，破除垄断，给市场按照法治的要求为寒门子弟创造更广阔的实现自我的舞台。
毕竟，靠血统定岗位不仅危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还会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温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要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条件，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
以公平正义的名义，中国改革已经等不起。
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经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属于地道的中产阶层，加强征缴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而，“80后、90后”后对挣这钱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这些行当仍面临严重用工荒，并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
反差耐人寻味。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的预演——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我觉得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即使工资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是结构性的——伴随着整个经济产业升级和调整、区域转移凸显，总体劳动力人口过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假如能顺利完成转型，未来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中国近期不存在严重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