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但由于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加上工资条例迟迟难以问世，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存在巨大缺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
股份制婚姻的年代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是非曲直，发展到今天却只剩下家产，尤其是房产，由于《婚姻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此存在先天疏漏，许多曾男欢女爱、海誓山盟的夫妻终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后，便陷入了旷日纷争，令中国法官一筹莫展。
因此，此次针对房产的司法解释首先是为了法官顺利断案，而不是为了挽救婚姻。
事实上，按照没房子别谈感情的逻辑，到分房子的时候其实已无感情可言。因此，一味地指责法律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化有失公允——本来就功利，何必怪法官？
假如抛开真爱，这些司法解释是难不住利益至上的结婚者的——不是男方出资买房的多嘛，登记时属上女方名字即可；不是婚前有一方特争气已经买房子了嘛，可以婚前签订协议承诺是双方财产。其实，好的婚姻都是傻子之间的游戏，现在的人却都太精明。
有人担心这会导致不婚人群增加。纯属庸人自扰——被老丈母娘逼着买房子结婚的日子就好受啊。该裸婚的会裸婚，该功利的会继续功利。
这次修改反而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同步——完善婚姻的契约制度，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
这不美好，但却在残酷地顺应当下的婚恋潮流。
这是一个赤裸的时代，欲望甚至都不需要一块遮羞布来掩藏。
《非诚勿扰》中马诺赤裸裸地宣称“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相亲真人秀进入了菜市场论斤两讲价钱的境界。直到《李春天的春天》中，“超级剩女”以38岁高龄还能觅得爱情，带给人们一些珍贵的慰藉。但现实中，女主演宋丹丹却在生活中与前夫为多年恩怨发出“你不是人”的声讨，将刚获得的一丝温暖和慰藉在瞬间化为齑粉。
从《蜗居》到《裸婚时代》，甚至到《李春天的春天》，都不能脱离的一个主旋律是：车、房和金钱。
在这样的状态下，婚姻便成了风中之烛。
没有了爱情，就需要将房子这件事说清楚——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这个时代呼唤超越物质的婚姻，只有这样房子才会回归本来的意义——两个真诚相爱的人在那里不离不弃，一同我爱我家。
当中国穷人遇到美国穷人
咱们很穷很穷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西方过圣诞节时，刊登过纽约捡破烂孩子满街跑的照片，让人油然而生对这个国家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
后改革开放了，实事求是看世界，人民惊悉祖国过年吃不起饺子的穷人比人家捡破烂的孩子多，便励精图治，取得了偌大发展成就。
现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救市乏力，坏消息不断传来：负责“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的美国农业部近日发布报告称，将近4600万美国民众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发放的食物券购买食物。这意味着1/7一的美国人揭不开锅。
想必这事会引起《新闻联播》的高度关注——除了证明东风必然压倒西风，更是对通胀下日子紧巴的国人的慰藉，知名慈善家陈光标会不会跑去赈济、为国争光也未可知。
不可轻易冲动。
首先，如果按祖国的标准，这些美国穷人吃救济是无比可耻的。
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获食物券，而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
天啊，即使是人收入在贫困线——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币5870元，在祖国是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共同认定的中产阶层。
祖国的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薪是100元。喜讯是2011年贫困标准有望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现行标准提高25%。即使如此，结合CPI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显然标准偏低。
如果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1.5亿，远远高于我国贫困线划定的4300多万人口。
正常情况下，这些中国穷人能享受到低保——抛开审查不严被骗领的，人均每月100元。
2011年，收入超过中国中产阶层的美国穷人人均每月获得133.8美元的食物券补贴，每个家庭的平均月补贴为283.65美元。在中国4300多万穷人必须戒肉共度时艰时，美国4600多万穷人家里的冰箱被从肯德基领来的炸鸡塞得满满。
再说一个对比：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5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
期间，美国经济增幅不如中国，财政负债累累，近期有上调债务上限，实际已经破产，却依然在推动全民医保，给穷人送粮票。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惊人，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却在推动全民收入增长和福利完善动作迟缓，令人感慨万千。
即使如此，美国专家不依不饶，还在呼吁给穷人制定健康食谱，不要总是便宜那些出产垃圾食品的快餐店。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穷人每领到一份炸鸡，都有中国人民贡献的8%，因为这个数字正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
据悉，美国政府将外债总额的60%用于了改善民生和教育发展——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财政投入的短板。
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体制均无力支撑。但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贫困人口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奢侈品消费增长第一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最多，“三公”消费最多，且贫富差距惊人。
消除贫困——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已时不我待。
一个国家有尊严，首先在于这个国家的穷人活得体面。这叫底线。
留守儿童的情感危机
生命还是蓓蕾，但已彻底凋谢。
一个10岁孩子的死，成为许多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这个轻生的孩子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留守儿童。
按照官方数据，这样的孩子有5800万。其中14周岁以下的超过4000万。
2011年6月15日清晨，当阳光像往日温暖地投射到西安蓝田县孟村乡大王村时，一个叫小阳的男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最后一个动作是摇醒身边仍在熟睡在哥哥，说：“我喝药了，不用去上学了。”此前他毅然喝下半斤（250毫升）敌敌畏。
半个小时后，他被送到离家约4千米外的乡医院抢救。
他再没有醒来。
媒体披露后，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广泛震动。
在死前一刻钟，刚刚从打工地新疆回归的妈妈樊双丽叫醒小阳，催他起床做作业。她回忆说：“因为孩子前一天没有把作业做完。但是他说，我不想做作业，作业没写完老师会打人。”
小阳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次作业共有7项，包括：错的20遍默写《早晨》；练习册、期中卷子和5单元卷子；听写1～2单元生字，错的改20遍；1～3单元日积月累必会；作文＿＿的时候（成功、痛苦、快乐）；练笔；抄题。
似乎作业负担重、老师体罚是导致孩子自杀的罪魁。
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几成目前穷孩子们唯一现实通道，加上教育理念、条件的先天不足，小阳的确比大都市的孩子承受着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压迫。
悲催的是，小阳不是被贫困逼至墙角。死前他家刚刚建起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他留下了一个遗愿：想要一盏台灯。
无法苛求一个10岁的孩子选择坚强，渴望生活。
像千万留守儿童一样，小阳遇到的更多是情感危机。
在学校将其变成读书机器，人格教育接近空白之际，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漂泊，家庭教育往往隔代进行，受精力能力所限，能保证孩子基本温饱和安全已属不易。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价值认识上的偏离和心理发展的异常。专业调查表明，许多留守儿童存在自卑胆怯、缺乏精神寄托等心理问题。甚至有专家放言，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倾力解决，5800万孩子将是110的后备军。
而因处在剧烈社会转型期，各农民工大省虽想方设法面对这一难题，甚至在重庆等地，不少基层干部主动担任了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尤其是户籍制度关山难越，各类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救助体系的缺位，这些举措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变成形象工程，留守儿童的队伍日益膨胀，而挤压的现实问题却越聚越多，直到一个10岁男童的生命被彻底压垮。
必须面对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们的社会习惯性地会给孩子们描绘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但往往没有能力给他们创造一个符合其天性、尊重其情感的现在。尤其对5800万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而言。
他们成长的扭曲甚至对生命的厌弃，使这样的承诺显得弱不禁风。
现在人们的目光正聚焦在一个20岁的炫富女孩郭美美身上。那些挥金如土的富人宁可让一个无知无耻的美貌女孩瞬间富可敌国，也不肯对这个社会的贫弱群体投下一丝怜悯的目光，而那些黑幕重重的公益组织宁可整天因敛财恶名远播也不肯对这些羸弱的花朵洒下一滴甘霖，政府的救助往往出现在春节等特定时间，但长效帮扶呼吁多年也迟迟难以垂临人间。
而对于留守儿童社会救助体系的残缺，不仅仅因为教育制度的残酷，社会管理的滞后，更关乎一个快速发展国家的信仰。
小阳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整个社会人人有责。
唯愿变成一个尖利的警钟，唤醒沉睡的良知和责任，使那些被习惯性被遗忘的生命，获得久违的公平和关爱。
走钢丝的中国富豪
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
尤其是当一个人经过顽强拼搏，在这个商业时代加冕亿万富豪的时候。
最近媒体披露这样一份长长的清单。
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等这些曾名噪一时的名字，带着曾经的辉煌，在短短几年时间，永远走入人们的记忆。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却占世界人口的35％。每年有35万人口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相对于这些惊人的数据，自觉放弃生命的上述富豪像极端的个案。
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成了解读转型期中国商业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特殊的自杀者还是共同具备如下特征：都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煊赫背景，都是事业狂，更重要的是，至今无人能确切说出他们放弃生命的原因。
作为当然的强势阶层，他们习惯性地带着成功者特有的自信和矜持，接受媒体聚光灯的烘烤，被青年人当成偶像追捧，而这一切又最终变成其生命沉重的枷锁，无力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