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福建与叛军作战的清军统帅康王杰书欲发兵武力进剿。这时，康王的属下吴兴祚出来反对发兵进剿，主张招抚。此人见多识广，口若悬河，很得康王信任，康王也考虑到兵力不足，于是便采纳吴兴祚的意见，派吴前往叛军驻地招抚韩大任。
吴兴祚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来到叛军驻地。他一见到韩大任，便嚎啕大哭起来，把韩大任搞了个莫名其妙，忙问缘由。吴兴祚面带悲伤地说：“我这次来是专为吊唁您而来的，叫我怎能不哭？”韩大任忙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吴兴祚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将军您所以威行天下，是由于吴王（指吴三桂）对您格外器重。现在吴王把兵权交给您，深信不疑，实指望您建功立业，广占天下，可是您几年却寸功未建，损失惨重，吴王现在还能看重您吗？现在您又冒险准备攻打汀州，可汀州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您觉得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能够打胜吗？如果一旦战败，吴王还能原谅您吗？所以我说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听了吴兴祚的一席话，韩大任低头不语，沉默片刻，韩大任问吴兴祚：“你看我归顺康王怎么样？”吴兴祚一看时机已经成熟，忙说：“我这次来就是受康王的委派来劝说将军归顺的，将军如能够弃暗投明归顺国家，当是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一番话终于说服了韩大任，使韩大任带领数万叛军归附了朝廷。
两军对垒，未功即过，这是毋庸置疑的，吴兴祚的劝降之举老谋深算，玩韩大任于股掌之间。首先，用体态语嚎陶大哭，创设话题，然后再顺题引申，对韩大任的现状进行鞭辟人理的分析：吴王的器重得以盛行天下，但吴王的期望未能实现，以疲惫之师攻打精锐军队驻守的汀州之举，战败的可能性极大；那时，退不能得到吴王的原谅，进不能受到清政府的宽宥，因而“将军死期已近，特意前来预先吊唁”。任谁不从自身的安危乃至前程着想，再加上赳赳武夫也不存在什么气节问题，吴兴祚的游说便马到成功。
1946年，李先念曾和周恩来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代表谈判。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郭忏和李先念分别全权代表双方陈述协议具体方案。
郭忏在前一项议程还没讨论完的情况下，就要求讨论所谓中共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军事冲突问题。美方代表对他的这种无理要求竟然默许。郭忏更加得意，面对中外记者，拿着编造的所谓“证据”对我中原部队大肆诬蔑，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仍进攻国军。
面对郭忏的表演，李先念非常镇定，等郭忏话音一落，便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郭将军，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说我军侵占了你们的地方，请问，你们在这些地方的部队又是在哪儿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从未来过这些地方，怎么能说这些地方是我们侵占了呢？”
郭忏被问得无言以对。李先念接着说道：“八年抗战，新四军五师一直坚持在敌后，解放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抗击日伪军20余万人，经历大小战斗万余次，消灭了大量敌人。这些历史事实，不是郭将军所能否认的。不仅黄陂的河口、塔尔岗、安陆的赵家棚、积阳山等地是我军的阵地，而且整个鄂、豫、湘、皖、赣边区都是我军收复的失地。这里的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沟，都有我们战士的鲜血和汗水，都印下了我们战士的足迹。不错，八年之中，不抗不战者大有人在；抗战胜利后，抢占胜利果实者大有人在；停战令下达后，争夺地盘者大有人在，人民自有公断。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百巳我，我必犯人’，这是事理之必然。为澄清是非，我提议，三方代表组成后，不妨去实地视察，听听当地老百姓的话，谁是谁非则不言自明。”
一席话，将郭忏驳斥得哑口无言，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以正视听，同时还大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使得敌人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面对对手或敌人的无中生有、恶意中伤、造谣诬蔑，最有效的反驳方法是直叙事实，用事实来揭示真相，说明道理。解放战争初期，中原调停时，美方作为仲裁人偏袒蒋方，故意玩弄花招诬陷我中原部队，我中原部队全权代表李先念冷静沉着，坚持用事实说话，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和花招。在第二轮谈判开始后，国民党代表郭忏用编造的“证据”诬蔑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仍进攻国军。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诬蔑，李先念先用设问和反问的方式揭示了其言论的荒谬，接着用事实论证了新四军在鄂、豫、湘、皖、赣边区所建立的抗战功勋，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八年抗战中，抗战胜利后和停战令下达后某些人的丑恶行径。接着明确提出“我军既有恪守停战协议之责任，亦有回击来犯者之权利”的原则，义正辞严，无可辩驳，最后，还要求实地视察以正视听。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李先念将军所讲的道理之所以气贯长虹，具有压倒优势，就因为他使用了最基本最实在的说理方法——用确凿、典型的事实说话，铁证如山，岂能反驳？
曲话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将不便直说或者是不必直说的话用隐约闪烁的方式表达出来进而达到表达自己的意见，巧妙说服对方之目的的一种谈话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因直言表述、显露锋芒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形成对抗，能够启发人想象和思考，体会其中的事理，让对方在细细品味我们的语言之中接受我们的观点，取得共同的认识，从而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余意尽在不言中”的谈话效果。
说曲话当然要注意委婉深曲。
即在旁敲侧击中留给对方去得出某种结论的余地，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争论。
公共关系语言既要表达一定的主旨，又不能因为主旨使语言干枯乏味。成功的语言应当是主旨明确，情趣盎然。但在适当的时候用暗示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往往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一方面可以避免谈及一些不易出口的请求，同时亦能给自己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
曲语有时和幽默语言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只是目的性更强。
公关人员的语言总是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所发出的信息，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就首先要让对方能够接受你发出的信息。委婉的语言就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你要求别人做一件事，或是指责别人哪里有过失的时候，你要尽量选择对方感到有回旋的话，把主动权仿佛送给了对方。例如某一员工衣帽不整，有碍企业形象，你可以说：“这样还算挺好的，但如果能够再把这个颜色换一下，会更好些。”这样的话语会使员工乐于接受，也就心悦诚服地愿意改正。
委婉的语言是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听话者感到你是为他着想，或者感到合情合理，这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也给人以教育或启迪。
曲语的表现形式是婉转温和，这就形成了它婉约、含蓄的特点，也就使委婉的语言容量增大。语言虽然很简洁通俗，含义却是相当深刻的。
再往深处分析，曲语是对原则态度的软包装，表达了说话者的谦和态度，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
一天下午，杰克教授沿着乡村小路散步，看见一农夫站在路中独自吃晚饭。
教授问道：“你为何一人在这里吃饭？”
“噢，先生。”农夫说，“家里烟囱有点倒烟。”
杰克教授说：“修理一下也不十分困难，让我来看看。”
没等农夫开口，教授走到农夫家门口，他刚推门，一把扫帚落在他身上，随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滚，你这个老流氓，不然我就杀了你……”
教授赶忙退出，对农夫说：“没关系，我家的烟囱有时也倒烟。”
生活中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用调侃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憾。农夫称“家里的烟囱有点倒烟”，是运用比喻委婉地表示被言语或行为呛得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处境非常尴尬，然而，杰克教授却直解其意，信以为真，竟而至于主动要去帮助修理，不料迎来了痛打与怒骂。心领神会之后，杰克教授称“我家的烟囱有时也倒烟”，用自嘲来开导解脱对方，产生了极其浓郁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意韵。
一次在酒家里，一位外宾吃完最后一道菜，顺手把制作精美的景泰蓝食筷“插入”自己的口袋。
这时，服务小姐看到了，但她没有当场给以难堪，而是不露声色地迎上前去，双手捧着一只装有景泰蓝食筷的绸面小匣说：“先生，我发现您在用餐时，对我国景泰蓝食筷颇有点爱不释手之意。非常感谢您对这种精细工艺品的赏识。为了表达我们感激之情，经经理同意，我们把这双图案最精美的景泰蓝食筷赠送给您，并按‘最优惠价格，记在您的账上，您看好吗？”
那位外宾自然明白这些话的弦外音。在表示谢意之后，他借口多喝了两杯，误将食筷插入衣袋。从而，借此下了台阶。
中国的景泰蓝工艺，堪称世界一绝。某一外宾爱不释手，并想趁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也情有可原。但如果听之任之，则国家不仅要受损，而且会引起连锁反应式的严重后果。因此，制止是必需的，但不能直言不讳地指责，那样会置对方于难堪的境地，也会引起影响形象甚至破坏国际关系的严重后果。于是，服务小姐用夸赞的方式感谢外宾对这种精巧工艺晶的赏识，并用另赠一双景泰蓝食筷的方式提醒对方，从而收到了良好的交际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位记者问萧伯纳：“当今世界上你最崇拜的是什么人？”
萧伯纳答道：“我们刚从大战中解脱出来，世界文明之所以免遭法西斯蹂躏和毁灭，实应归功于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而它的统帅是斯大林元帅。要说我所崇敬的第一个人，首先应推斯大林，是他拯救了世界文明。”
记者一想，便知萧伯纳话中之意，就接着说：“阁下说到第一人，那么第二人呢？”
萧伯纳回答道：“我所崇敬的第二个人是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他发现了相对论，把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为我们将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
记者又问：“世界上是不是还有阁下崇敬的第三个人呢？”
萧伯纳微笑着答道：“至于第三个人嘛，为了谦虚起见，请恕我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
记者被萧伯纳的幽默引得大笑起来，频频点头，欣然而别。
萧伯纳非常自信，也非常幽默。关于最崇拜的人，他以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为标准列举了政治的代表斯大林和科学的元勋爱因斯坦，至于第三个人，却“恕不直言”，戏谑的谦虚，巧妙的暗示，把对自己的夸赞幽默地表现出来。
总之，直言在于理存，曲语在于词妙。
六 忠与谏
忠言贵在心诚，谏言贵在意切。
说“忠”话，即说表示忠心的话，说对对方表示真诚真心、希望为对方奉献一切的话。
任何人都喜欢听别人奉承自己，希望别人将自己看作是个人物。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所言：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因而学会说“忠”话，奉承对方，就成为达到自己目的、说服对方的关键。
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忠诚忠心，如果能让对方了解或意识到你对他的忠诚忠心，那你一定会赢得对方的认可与信任，从而建立深厚的情谊、牢固的关系，然而说“忠”话并不容易，说不好会适得其反，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说的话要显明坦诚、得体。
无论如何，人总是喜欢别人对自己忠诚的。有时，即使明知对方讲的是奉承话，心中还是免不了会沾沾自喜，这是人性的弱点。换句话说，一个人受到别人的夸赞与忠心，绝不会觉得厌恶，除非对方说得太离谱了。
二是要找准对方的长处和优点。
三是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对方意图，随机应变。
四是要注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
江乙曾劝安陵君对楚王表示忠心，安陵君当时只是说：
“我谨依先生之见。”
但是又过了三年，安陵君依然没对楚王提起这句话。江乙为此又去见安陵君：
“我对您说的那些话，至今您也不去说，既然您不用我的计谋，我就不敢再见您的面了。”
言罢便要告辞。安陵君急忙挽留，说：
“我怎敢忘却先生教诲，只是一时还没有合适的机会。”
又过了几个月，时机终于来临了。这时候楚王到云楚打猎，一千多辆奔驰的马车接连不断，旌旗蔽日，野火如霞，声威壮观。
这时，一只狂怒的野牛顺着车轮的轨迹行过来，楚王拉弓射箭，一箭正中牛头，把野牛射死。百官和护卫欢声雷动，齐声称赞。楚王抽出带牦牛尾的旗帜，用旗杆按住牛头，仰天大笑道：
“痛快啊！今天的游猎，寡人何等快活！待我万岁千秋以后，你们谁能和我共有今天的快乐呢？”
这时安陵君泪流满面地走上前来说：
“我一进宫便与大王同席共座，出宫后更与大王共乘一车。如果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我希望随大王奔赴黄泉，变做芦草为大王阻挡蝼蚁，那便是我最大的荣幸。”
楚王闻听此言，深受感动，正式设坛封他为安陵君，安陵君白此更得楚王的宠信。
江乙善于谋划，安陵君善于等待时机说忠话。安陵君说忠话技高一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充分的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时机绝不等于坐视不动。
《淮南子·道应》云：“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
正如安陵君利用时机表示忠心，讨得越王的欢欣和信任一样。
表忠心也要有个度的问题。韩非子说，小忠义是大忠义的敌人。
楚与晋交战，局势对楚不利，楚王自己也受了伤。就在战况最激烈时，楚国将军子反觉得口渴，想找水喝。下仆就倒了一杯酒给他，子反喝了一口就知道了。
“不是酒吗？”子反故意问。
“不，不是酒。”
子反很渴，又是个很爱酒的将军，就大口大口地喝，结果酩酊大醉。
第二天楚王打算来个总决战，就派人叫子反来商讨决策，但子反在酒醉而呼呼大睡。
楚王获悉，大怒道：“众人仰仗的将军如此不检点，根本不能打胜仗，这场仗不打了。”
楚王率军回国，一回国就斩了子反。
下仆拍子反的马屁，充其量是“小忠义”，结果导致于反被斩，害了“大忠义”。子反被斩的故事对今人也很有教育意义。有些领导干部身边，总有一群吆五喝六的“哥们儿”围着，看似很忠，其实到后来坑害他的恰恰是这帮“哥们儿”。
以上谈的是如何说忠话。
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人不能永远说忠话——总顺着人家以致到了“无限忠诚”的地步。有时是要劝谏别人、说服别人的。我们姑且把它称为说谏话。
谏话如果运用得恰当，往往可以使对方接受意见或建议，如果运用不当，则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说谏话也有着很大的学问。
说好“谏”话，不掌握一定技巧，往往会事与愿违。自古以来，“武死战，文死谏。”“谏”话能被别人接近，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学问，必须把握好其中的“绝”窍。
一、要了解对方的情况。说话盲目，讲不到点子上，非但无效，还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把情况弄清楚之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谏”言，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寻找“共同点”。设法在双方之间寻找一些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取得认知平衡，然后再引向需要双方沟通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