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后来改姓田，其子孙在齐国世代为官。田家传到田常这一代，家族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为了排除异己，进一步控制齐国大权，田常再次使用老爹田乞的发明专利，对上为亲信同党请求国君的赏赐；对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收买人心，典型的做法就是大斗出小斗进。百姓家遇到困难想借点粮食，田常借粮的时候用大斗，本来一斗为10升，而田常会给12升，还贷的时候反过来，本来一斗要还10升，田常却只要8升，这一进一出百姓就会得到4升的实惠。这样看来，田常干的岂不是赔本的买卖？非也。送出去的粮食毕竟是有限的，田常并不缺粮，更何况送给百姓的粮食也不见得就是田常自家的，国库里面有的是。而百姓得到好处，自然感激田氏，此后田家的声望越来越高，这为田家攫取齐国的王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常为亲信大臣请求的赏赐来自于国君，他收买百姓的利益也大都来源于国库。国君付出了权力成本，但是没有得到收益，收益都被田常拿去了，这就是“失德”。
一件是：宋国的司城子罕曾对国君说，奖赏和赐予都是臣民所喜爱的东西，因此这些事情请国君您亲自来做；杀戮和刑罚都是臣民所厌恶的东西，因此请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小臣我来办。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由子罕承担了恶名，但君主执行刑罚的威严也被他同时攫取了，这就是“失刑”。
因为失德，田常杀了国君齐简公以后却没有被治罪，因为上上下下都被他买通了；因为失刑，子罕杀掉宋桓侯以后并没有受到追究，因为大家都很畏惧他。最后，二人都实现了篡权窃国的目的。所以，手下一旦把二柄全部篡夺，那么君主就要面临危险和遭受损害。齐简公和宋桓侯的下场就是明鉴。
韩非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办法，将我国几千年来官场用人的潜规则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不过是一个口头上的理论家，真正能够洞达其奥秘并把此用得驾轻就熟的，翻开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几人，但袁世凯无师自通，他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兼收并蓄，范围广泛
兼收并蓄、范围广泛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
袁世凯结交、驱策人才的手段是十分厉害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做概括，那就是：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施之以金钱，威之以刑杀。袁世凯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早已经将这些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不仅得心应手，而且也往往颇具袁世凯个人的特色。
袁世凯常说，天下人才有四种：一是现在就有用的人才；二是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会有大用的人才；三是现在只放手加以笼络，不到关键时刻不去使用的人才；四是看起来没有用，但只要加以培养就会成为人才的人才。
袁氏集团如果从小站练兵算起，到袁世凯调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过10年左右，如果算到辛亥革命发生，也大约只有15年的时间，在如此短而迅速的时间内，这一集团即从地方走向中央，袁世凯也由一个并不有名的厅局级干部而一跃成为民国的大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不能不从其人才的广泛性与能力强弱等角度来进行观察与思考。
事实上，袁世凯任命的干部是十分广泛的，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行政上有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琦等人；经济上有张镇芳、毛庆蕃、周学熙、梁士诒、王锡彤等人。行政、军政、警察、财政、外交、教育等人才无所不包，几乎涉及这个集团的各个方面。袁世凯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爱才、惜才，特别善于发现和笼络人才。袁世凯笼络人才，为己所用的手段主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常抓不懈；舍得投资；以礼相待；只要有才干，愿意加入袁氏集团，不问资历、出身，即提拔重用。
袁世凯任用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是与其人有大志及当时的社会客观环境的需要有关。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和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和雄心很大。袁世凯看到自己叔祖父袁甲三办团练，日后高官得做，荫及子孙；曾国藩创建湘军，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李鸿章缔造了淮军，使自己成为清政府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盼望能组织和统率一支军队，拥有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人物。正因为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干部队伍，无疑，这一点对于袁氏集团的迅速崛起是极为重要的，它与曾国藩网罗人才的做法相近似。
袁世凯之所以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还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小站时期，袁世凯所需要的主要是懂军事方面的干部，那么，他就任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后，他所需要的人才就不能不更加广泛与全面了。
袁世凯的目标不仅仅是拥有一支军队的控制权力，他的野心是没有边际的。而要实现这种雄心抱负，这个私人集团的组成，就离不开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源源不竭的各种人才。为他出力的人物，“黄、绿、赤、橙、青、蓝、紫”，各种色彩的人物都需要，而且是唯才是举，来者不拒，这一点，袁世凯也确实做得十分出色。
袁世凯结纳人才、网罗干部是敢于花大钱下赌本的。只要是人才，能为己所用，多花些钱他是不在乎的。从这一点说明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魄力的人物。如阮忠枢，曾在李鸿章幕下效力，李认为此人，“武阀能久”，“极加器重”。1895年，李推荐阮入袁幕。袁认为阮“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十分重视。后阮被简放顺天府尹，尽管职务高了，但是收入却下降了。他在致袁世凯的信中抱怨说：“在府尹任上，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于是极力劝慰他，并继续照常给他寄送幕金。对此，阮忠枢当然感恩戴德。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阮尽管不直接在袁身边工作，但仍为袁的重要高参，终生为袁出谋划策。
袁世凯广泛结交，待人亲善和蔼，这在晚清官场上也是极为少见的。曾在袁世凯身边任幕僚多年，后又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评论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与一般官僚高高在上、态度粗暴、不知寒暖者相较，像袁世凯这样能礼贤下士者，当然人们更乐意接近、结交和为其所用。
袁世凯用人，重才干，英雄不问出身，有魏武帝曹操唯才是举的气度；也颇像汉高祖刘邦的风范，只要有用，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将相。赵秉钧、段芝贵都系袁世凯手下级别很低的官员，他们都是花钱买下的道员头衔。尽管如此，袁世凯通过观察，认为二人才能出众，于是便通过朝中奕劻的关系，先后使他们成为独领一省的封疆大吏。赵秉钧从巡捕做到道员，最后一直登上了民国内阁总理的宝座；段芝贵从杂役做到巡抚，最后也做上了中华民国的上将军。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锟，他本是一个布贩子，投身小站，因军功一路飙升，最后还一度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反之，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张一麟介绍说：袁世凯“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
正因为袁世凯有野心，爱才，能够礼贤下士，悉心提携人才，帮助人才，接济人才，所以，投奔其门，甘愿供其驱策者不在少数。对于这种情形，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比喻说：“内外大臣趋之若鹜。”张一麟也形容说：“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大部分人才，在入幕后，确实也对袁的决策在关键处起到重大点化作用。如徐抚辰谏袁就是很具典型的一例。
徐抚辰，字绍伍，湖北江夏县人，在袁幕任洋务方面的文案。1899年年底，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武卫右军也随袁由小站调往山东。不久，慈禧太后在特殊情况下对外下了“宣战令”，袁氏为表示“忠心”，立即通告山东全省各州县遵旨“招团御侮”。在这动一发而牵袁氏集团全局的关键时候，徐抚辰力谏道：“此乱命，万不可从，否则国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听徐劝，徐就恪守幕职规则，“不合则去”，留书函一封告别。信中说：“世界列强，英、俄、法、德、美、奥、意、日本八国也，今以中国战败之后，无兵，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执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围使馆，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全倒地，有此理乎……我公若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拥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失，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袁世凯阅后顿悟，急遣人追回徐氏，面向谢过。但檄文已发，“仍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
徐抚辰的建议使得袁世凯集团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分清了利害关系而没有与列强发生冲突，因而保存与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能够御用的军队几乎全部崩溃，袁世凯的军队却毫发未损，防卫京城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凯身上，他一跃而身兼八大臣。有人说“和议告成，袁乃得盛名。后由北洋总督，而宫保，而军机大臣，实皆由徐抚辰一人玉成之”。此言虽有夸张之意，但也由此可见人才在袁氏集团发展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
袁世凯对人才的兼收并蓄、广泛运用，这一点成为袁氏集团在清末民初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和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重吸收新式人才
在袁氏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地任用人才的基础上，同时还特别注重人才的质量。
袁世凯任用干部，比较注重新派，注意罗致懂得西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
这不难理解，在晚清社会转型、人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发生变化的潮流下，传统治国安邦的那一套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的需要了。这一点，就连主舵大清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已经认识和接受。
1901年1月29日，经慈禧太后指示，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明政府的统治方法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
上谕认为：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可见，袁世凯注重吸收和选拔懂时务的新式人才是形势使然。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清晰表述了他的这一思想。
袁世凯说：
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得）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材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奋兴，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其标准是懂得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西政、西史以及各国约章公法的中西兼通的人物，其急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吏治、时务、交涉”等项上。
袁世凯在搜罗新式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