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7月8日，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应试者有两位后来在中华民国史上颇有盛名的人物：一个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中了一等第一名；另一位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经济特科既是新政的一部分，当然为顽固人士所不容。因此，发榜后，谣言四起，都说中试者大多是维新党。一天，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问道：“外面传说特科人才流品庞杂，心术不端，你听到什么了吗？”这位瞿大相国信口开河启奏说：“特科初试一等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末一字又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品可知。”慈禧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发青，也不问情由，就把初试阅卷大臣撤了职。梁士诒自然不敢再参加复试。杨度因与梁同科，且在试卷内大谈新学，难免有激进之嫌，所以也不敢再入场复试了。梁、杨仕途之路绝望，自然心情消极。不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梁士诒、杨度二人的才干为袁世凯看中。不久，梁士诒经唐绍仪介绍，入袁幕被袁世凯派为北洋编书局总办，此后更加倚重，执掌交通系，民国初年入中枢，一度有“二总统”之称。杨度也在1907年被袁收为入幕之宾。从此，二人仕途坦坦，前途一片光明，在民初均名噪一时。
袁世凯面临北洋新政百举待兴的现状，为了北洋的事业，他大胆果断起用了一批留美、留日的新式人才。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他都竭意延揽。
詹天佑，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吴仰曾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回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开平矿务师兼办京张铁路煤矿。屈永秋毕业于天津医学馆，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医学堂兼办天津卫生总局。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会办临城矿务兼工程师。袁世凯认为以上四人，“科学精深，名闻中外”，不仅给他们官职，而且援例上奏，要求朝廷按中国实际情况给他们以各科进士出身，以安抚他们，使他们尽心为国家的新政事业服务。
蔡廷干，清廷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生，熟谙工程图算，于西国政治艺术颇有心得，回国后在北洋海军任职。甲午战争中在威海卫之战中负伤被虏，后两国交俘时被释回国。袁世凯知其才尚可用，调令来津，以“洋务人才难得，准将该员蔡廷干严拿正法罪名消去，留于北洋差遣委用”。
黎渊，贵州遵义附生，1899年，自备资斧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2年。1901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1904年6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8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1905年8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9月，经袁世凯电调回国，派委筹办北洋所办学堂事宜，兼充袁署文案。
嵇镜，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肄习英文、普通各种科学4年。1901年，呈请自费赴日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次年毕业，升入大学部政治经济科。1905年领有优等毕业文凭，给予政学士称号。是年9月，经袁世凯电调回国，派委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兼充袁署文案。
施肇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1894年入上海约翰书院肄业。1896年自备资斧，前往美国留学，入华盛顿中央高等学校肄业。1901年6月毕业，8月，又入纽约省以色格城康乃尔大学肄业，学习机器及电器机器科。1905年，袁世凯将他商调回国，派充劝业铁工厂总机器师，兼稽查高等工业学堂功课事宜。
富士英，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人。1895年夏，入苏州中西学堂肄业英文及普通学。1897年冬，调入南洋公学肄业英文及普通学。1898年冬，经督办大臣盛宣怀派赴日本游学，入日华学堂肄业日文及高等普通学。1899年夏毕业，升入早稻田大学校，专习政治、法律、理财诸科。1903年春，经户部尚书那桐，调派随同考察财政事务差竣回国。袁世凯将他招入幕府，派委洋务随员兼翻译事宜。
另外，袁世凯认为留学生金邦平，懂得公法约章；张英绪、高淑琦长于教育；张奎、沈琨、王宰善等熟于工艺，一并收用“北洋当差”，用其所长。周自齐、颜惠庆、曹汝霖谙于外交，袁世凯进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之后，就大刀阔斧地起用他们进入外务部效力。
1908年，唐绍仪访美，袁世凯也不忘委托他物色有为的留美青年学生，以便介绍他们回国任职。唐使美期间，曾挑选40位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做客10天，表示中国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批留美学生中不少被邀回国参加袁世凯政府中的筹建工作，顾维钧便是其中之一。当时，顾维钧尚在撰写博士论文，还未毕业，就被邀请回国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
应该说，袁世凯在任用新式人才上是花了心血，下了本钱的。袁氏集团的干部大多数不是毕业于国内各军事学堂，就是留学欧、美、日学有所成的莘莘学子。他们毕业回国后为袁世凯、为北洋团体努力工作，这是袁氏集团在清末能够迅速崛起、为世瞩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小站系为核心
袁世凯的干部政策有一个重要的倾向，这就是以小站练兵时集合起来的干部作为袁氏集团的领导核心。这批干部，不论文武，袁世凯都尽可能给予他们适当的表现机会，虽然有时因某些事故或运气不佳而被开缺或革职，但袁世凯仍会给予他们立功开复的机会，继续留在北洋势力范围内任职，除非顽劣不堪、身犯重律或背叛本集团利益的，否则绝不轻易牺牲。
这批干部以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吴凤岭、吴长纯、刘永庆等人为中心。他们紧紧簇拥在袁世凯周围，工作得心应手，发挥团队精神，个个事业顺利，高官得做，即使不幸亡故，亦得到优厚的抚恤。袁世凯每升一步，他们也跟着升迁一步。民国初年，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成为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各部部长、封疆大吏等要员。
以徐世昌为例。徐世昌素称北洋军师，是袁世凯幕府的领袖。他一生的宦海沉浮大多都与袁世凯的升降有着紧密的联系。袁世凯小站练兵，徐即到小站担任总文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也因之攀附而起，在袁世凯的保荐下，1902年补授国子监司业，1903年被任为商部左丞，官阶骤升为三品。同年冬，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并赏给副都统衔；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1905年派充考察政务大臣，旋授巡警部尚书，补授军机大臣；1906年任厘定官制大臣；1907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从七品编修，不数年而擢升至头品顶戴之封疆大吏，升迁之快令人咋舌，所有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拜袁世凯所赐。
除小站系干部外，袁世凯还把武卫右军先锋队、江南自强军、直隶淮练两军，以及山东与北洋的文武干部，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表面上升迁调补，大家一视同仁，而且为每个人的利益在争取，但实际上在任用方面，较小站系的干部次了一级。这一点也许可以从小站系干部先占有有利地位，袁世凯了解时间较长一点，而其他干部因人数众多，且与袁世凯结交较晚等客观原因中找出解释。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也非绝对。对后起之秀，如杨士琦、杨士骧、赵秉钧、梁士诒、周学熙、张一麟等人，虽然并非是小站系出身，但在与袁世凯交往过程中，因其才能和忠诚表现而屡屡为袁所重用，其相信重用程度与小站系的干部几乎不相上下。
兼备德才，严惩庸员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任何一个集团的统治者，都无不希望他的部属能够效忠于己、听命于己而又颇具才器，辅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作为北洋集团领袖的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例外。
1907年9月，袁世凯调升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入枢值班办公。同时，慈禧也将张之洞从湖北调京入驻军机，与袁世凯共同担负起清政府的全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