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以降，北洋与岑、瞿两大派别便互相攻讦，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劻、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吴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劾奕劻次子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瞿、岑在巧设机关之时，绝不会忘记他们与庆、袁之间的清浊之别，因此他们抓住特色，以之为突破口，把矛头直接指向庆、袁的贪污腐败，想借此获得朝野人士的支持，以达到推翻袁氏集团的目的。早在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时，岑春煊就趁机将亲信于式枚派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使岑、瞿之间联系更加密切。二人相约“团结以攻本初”。其后瞿鸿禨又使汪康年在京办《京报》，京报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撄政府要人之怒。岑还自武汉“迎折北上”，面见太后，参劾奕劻，说什么“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奏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不久，段芝贵行贿奕劻及贝子载振购歌妓杨翠喜一案败露，在瞿鸿禨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而且瞿鸿禨“于辛丑间犹力举康、梁，并请解党禁”。在政潮中，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1907年夏，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等立宪党人。岑、瞿与立宪党人的这种关系自然给庆、袁一党的反击制造了口实，影响了他们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形象。在与立宪党人的往还中，岑、瞿集团是冒了风险、付出了代价的。
就当时的客观局势来看，瞿、岑手中的王牌仅仅是清望与几个只会摇笔动舌的御史，而庆、袁则阵营庞大，势力雄壮，斗争胜负大可不战而明。瞿、岑阵营的猛烈攻势，加之京津各报的大肆渲染，虽然使庆、袁阵营一度顿陷困境。然而，奕劻毕竟是朝廷亲贵，且为政多年，树大根深，加之袁世凯手下人才济济，于是采取内外下手，“联合防堵”：内有世续、徐世昌、成勋“出力”，使“上怒，乃解”；外有在津袁党弥合缝隙，遂使瞿、岑一无所获。
2．庆、袁一党抓住慈禧太后仇视戊戌维新党人的心理，以瞿、岑暗通康、梁加以反击，致使清流派败北。
戊戌年间，康、梁拥光绪变法，事后又有二人欲发动政变围园捕后之传言，对此慈禧痛恨不已。庆、袁知慈禧心理，故5月28日奕劻上朝独对时，便指出瞿、岑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让慈禧还政给光绪。奕劻并将岑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三份奏章拿出，同时把瞿鸿禨与汪康年的关系及汪与康、梁的关系一摆，终于使慈禧对岑春煊心生芥蒂。接着，端方又授意蔡乃煌在上海的照相馆里伪造了岑与康、梁的合影，作为攻击瞿、岑的证据。最后，袁世凯的智囊杨士琦运动御史恽毓鼎奏章弹劾岑春煊，这个奏章就成为了压死岑春煊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本自立宪后，国力大增，致使中国甲午惨败。甲午之后，中国一批批革命者、立宪派都一心向日本学习，日本也借此不断干涉中国政局，使慈禧太后心怀疑惧。在慈禧看来，岑春煊既然与康、梁有往来，那么他与日本有联系也是可能的。更兼7月20日发生的日本强迫朝鲜国王退位事件，更使慈禧有所顾忌，于是扳倒瞿、岑，致使庆、袁之阴谋得逞。
要知道，对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列强的支持与否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慈禧太后最害怕也是最忌讳的，便是臣子们擅自“阴结外援”。恽毓鼎把各种关系联缀一线的点拨，大大提醒了慈禧太后，其高明之处在于大力渲染了康、梁的国际背景，大肆铺排了瞿、岑与康、梁立宪党人的关系，瞿鸿禨因此而下台，岑春煊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仅如此，岑春煊的飞扬跋扈、不听任命、闪电式的频繁出击，把政局搅得沸沸扬扬；瞿鸿禨的暗结私党，“授意言官，暗通报馆”，把慈禧太后关于打算开奕劻出军机的消息泄露出去，所有这些，都让慈禧大为不快。袁世凯跋扈固然要加以抑制，岑、瞿一党的发展也不能不有所提防。精于驭臣之术的慈禧太后对此了然于胸。况且，袁世凯实力庞大还要借用，打打拉拉还不是官场上常有的事情。
瞿、岑所以失败，原因主要在于：
1.他们不自量力，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心意，妄图推翻庆亲王奕劻。他们位居宰辅、封疆，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却不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有清一代，朝廷倚重与信赖的并不是他们所标榜自己是所谓忠诚的汉臣，满洲亲贵才是清廷信任与依赖的对象。奕劻是慈禧太后继荣禄之后选定的扛鼎人物，岂是他们那么容易推翻得了的。
2.政治斗争的胜负是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地位基础之上的。袁世凯集团实力强大、阵容齐整，正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与借重，双方力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3.瞿、岑狂妄自大，不知收敛，在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得过于急迫、过于跋扈。
4.慈禧太后所以支持瞿、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要一个对立派来抑制庆、袁，维持朝局的平衡。但是，在饱经风尘之后，已经厌倦朝局再有大的变动的慈禧太后，并不想扳倒庆、袁，重新刷新朝局，伤筋动骨地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班底。
政地沧桑，政潮翻动，波谲云诡，疏忽转换。慈禧原想借瞿、岑以抑制袁氏集团，结果却反中袁世凯之计，搞了个完全颠倒。表面上看来，袁世凯是这次政潮的胜利者，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重大好处，相反，慈禧对袁世凯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有所加深。她一方面需要继续借重袁世凯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开始扶持别的新贵和老臣势力与袁世凯对抗。慈禧在预备立宪中的基本政策是裁抑袁党，加大重用满人的力度。早在官制改革中，她就打破了以前满汉官员平列的旧例，并开去了袁世凯的八项兼差。政潮中又调瞿之亲信林绍年入值军机，与袁相抗。瞿氏开缺后，她又使载沣入军机，以抗衡和准备取代奕劻，同时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夏，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以致满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不得一席地以自暖”。
罢黜瞿鸿禨不过两月，慈禧又调袁世凯、张之洞一同入驻军机大臣。袁、张二人此前分别任直隶总督和湖广总督，不但握有一方的军、政、财大权，且能办理相当一部分的对外交涉，他们虽在朝外却可遥控中央。慈禧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二人调入军机，目的是削弱地方实力派，先拔去督抚中的两大柱石，然后渐次削减各督抚的实权，并使袁、张二人互相钳制，使之更易驾驭。“然曲江（张之洞）岂雪公（袁世凯）之敌哉？”
袁世凯内调之后，实际上并非如常人所说有多大的损失。因为直督的继任者杨士骧是他的心腹，北洋军人虽名义上归陆军部统辖，但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他的老部下，非他不能调遣。同时，他的亲信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等把持着东三省，王士珍担任着陆军部右侍郎。其他如赵秉钧、杨士琦、吴重熹、梁敦彦、梁士诒、严修、陈璧、那桐等袁党都跻身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之列，他的亲家端方、周馥、孙宝琦、陈启泰等都位列督抚，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关系。袁调中枢，并没有使北洋集团的实际利益受到多大损害，相反，他还可以坐镇中枢，更好地调护北洋集团的势力。当时的军机大臣中，载沣素无政见；鹿传麟年老志衰；世续是袁世凯的把兄弟；张之洞自为新派，处境与袁相近，并不与他作对；奕劻向来于事无可无不可，且极力维护他；慈禧太后每有咨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由于朝中左右多有耳目，能及时了解极峰的动静，提出的建议又能迎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袁世凯不但实力没有多大受损，而且又入驻了中央。枢垣各政，多系袁世凯支持，北洋集团在朝野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进而有所扩展。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阳以礼貌尊事之洞，推为老辈。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如崇祀三先生、改行金币等案，悉让之洞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尽安置私人，内外连为一气。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后事为忧，日渐废弛，外情亦不能尽达也。”瞿鸿禨之子瞿宣颖说：袁世凯“既入枢垣，尽以私人布满朝列内外，玩亲贵于股掌，移国之谋，基于此焉”。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洹上渔翁不寂寞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了他遭遣回籍后的第一个生日，时年虚龄51岁。去年生日，袁世凯在北京正红得发紫，50岁大寿办得盛况空前、极尽风光。今年此刻，今非昔比，袁世凯本不想张扬，只打算悄无声息地过去。但是，写贺信与前来祝寿的文武官员仍然络绎不绝。仅袁世凯复信致谢者就有30人之多。他们有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山东按察使胡建枢、学部侍郎严修；北洋袍泽张勋、段祺瑞、刘冠雄、王英楷、蔡廷干等人；直隶省官员言敦源、齐耀琳、蔡绍基、冯汝桓等人；驻外使节张荫棠；河南卫辉府、汝宁府等地的父母官；等等。寿诞之日，张勋等北洋军人前来又行祝贺之礼。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这在清代的历史上还真不多见。
从1908年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到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在彰德蛰伏、韬光养晦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声望不仅没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各方面政治力量争相关注的对象。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他的消息不绝于耳。据《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一书中统计，仅天津的《大公报》与奉天的《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报道，有关袁世凯的消息就达106条之多，其中涉及呼吁他“出山”的消息就有64条之多。在呼吁袁世凯出山的人物中，在中央有皇族载涛、枢臣奕劻、那桐、徐世昌、陆传霖、陆润庠等人；在地方有封疆大吏锡良、赵尔巽、李经羲、陈夔龙、张人骏、孙宝琦、朱家宝、冯汝骙、陈昭常、宝棻、增韫、何彦昇、端方等人；有立宪派领袖张謇，北洋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另外，还有未指名的“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一句话，凡是有资格上言的重量级人物，无不在为袁世凯重返政坛做努力，他们在请求清廷给袁世凯一个效忠的机会，让他为时局尽一份力。但是，袁世凯的复出与否，取决于清廷。确切地说，是取决于监国摄政王载沣的态度。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载沣是不会起用这个令他寝食不安的军界强人的。事实是，至武昌起义发生、大局糜烂前，载沣始终没有明确透露出让袁世凯复出的意思。清廷不召，袁世凯自不会去主动请缨。况且，面对清王朝危机四伏的现状，聪明如袁世凯者也绝不会在时机不成熟时贸然而出。因此，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的人士让他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以矜持的拒绝表现出一副“不复做出山之想矣”的姿态。袁世凯知道载沣对他还不放心，因此大布疑阵，整日赏花吟诗，纵情于洹上的山水之间。他特意让人为他拍了一幅“渔翁垂钓图”，发表在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上，以此表明他优游林下，无心世事。实际上，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局势的变化，等待与捕捉复出的最佳时机。
机会终于降临
在清末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士绅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民间士绅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民众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清政府的这种卖国行为，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在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的高潮中，武昌革命党人起来响应，并引起全国反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立马显露出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他们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立马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