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信号表明，袁氏集团分裂已趋明显化、公开化。
不久，因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打响，袁世凯不得不调兵遣将，部署力量，征讨护国军。
环顾左右，谁来主持征滇军事？最合适的人选当然要数段祺瑞，当年平定“二次革命”，踏平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江中下游各省，就是段祺瑞一手指挥的。但此时段因抵制帝制，被袁世凯解除了陆军总长职务，正在西山“养病”。当此“国难思良将”的重要时刻，袁世凯又想让段祺瑞出来主持一切。
一天，袁世凯派人带了许多礼品来看段祺瑞，要段率军南征。此时的段祺瑞，犹如当年武昌起义后的袁世凯，清廷要袁出山，他却借口“足疾未愈”讨价还价，只是段祺瑞不讲任何条件，也不出来领兵。段的真正意图和心态是，袁世凯称帝必然引起全国的反对，现在西南起兵，看你怎么应付，我绝不为你当炮灰。他在静观时局变化，不仅如此，段祺瑞还分别与护国军和调往前线的北洋军暗通消息。
段祺瑞不挂印出征，北洋将领中能和他比肩的，这时候只有冯国璋了。“北洋三杰”中的另一位是王士珍，因为他无权力思想，辛亥革命后就在家隐居。帝制时虽然被袁世凯请出来取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但态度甚为消极，又长期不掌兵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淡化了。而冯国璋则不然，辛亥革命后虽然不像段祺瑞那样仍掌握中央军权，但先后做过直隶都督和江苏都督，后驻扎南京，南京乃东南重镇，非一般地方都督、将军所能比。以至于有人把他看作帝制成败的关键，“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然而冯国璋既不左，也不右，始终居中间立场。对袁世凯要他出任征滇统帅一事，他以有病为名，托辞不就。
段祺瑞和冯国璋是北洋军中一流的军事人才，从清末练兵到民初问鼎，直至驱赶孙黄国民党而稳定全国局势，他们为袁世凯建立独裁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民主共和的政治局面下，凭借他们的实力和威望，袁世凯之后，他们有足够的实力竞争国家元首；而袁世凯称帝，袁氏子孙万世一系，就等于杜绝了他们出任元首的机会。最不能让他们容忍的是，以后他们还要对蛮横骄气十足的袁克定称臣。正如冯国璋所说：“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北洋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两大军事支柱段祺瑞、冯国璋不支持帝制，不出任征讨护国军的总司令。无奈，袁世凯只好亲自指挥，在北京设立征滇指挥部。此时的袁世凯可谓焦头烂额，内有护国军讨袁，外有列强不承认帝制；既要征滇，又要应付外交。
这一时期北洋军中的二流将领，直接参与讨伐护国军的要数曹锟，三流的如张敬尧等，四流的如吴佩孚等。他们这些人不像段祺瑞、冯国璋，具有竞争元首的地位和实力，因此直接听命于袁世凯。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死心塌地为袁卖命，而是各有各的考虑。
面对护国军的进攻，袁世凯按当年康熙帝平定云南王吴三桂的策略，分三路进兵云南。任命曹锟为第一路总司令，第一路包括曹锟的第二师、张敬尧的第七师和李长泰第八师中的王汝贤旅，这是北洋军正面进攻的主力，兵进四川。这路军队按袁世凯的部署开往前线，然而他们并没有到前线去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是考虑万一袁世凯失败以后怎么办？曹锟的悍将、时为混成旅旅长的吴佩孚说：“我们不能一味地服从命令，应该多留几手，暗中联络各省，将来项城失败，可免赞成帝制之嫌疑，如果护国军失败，则与项城交谊还在，此为一举两全之策。”北洋军主力部队中的将领竟有如此投机心态，在前线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曹锟按吴佩孚的建议行事，一方面继续向袁世凯敷衍，一方面与各省联络，暗通消息。
最早与护国军接仗的是陈宦。帝制运动中，陈宦可以说是一个铁杆帝制派。早在帝制运动进行之中，他就曾致袁密电，表示忠心：“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深维孔子正名之义，上追大舜察迩之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1915年2月，袁世凯任命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同时抽调北洋军中的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其入川，完全将陈宦视作嫡系。陈离京前，按北洋军内部的规矩，要给总统叩头谢恩。陈宦带着三个旅长面见袁世凯，他“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了”。陈宦如此作态，连袁世凯都有点受不了。
然而，陈宦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袁世凯对他如此厚爱，离京前还曾让袁克定与之换帖为盟兄弟，而到了四川以后反而对袁世凯颇有怨言。原来他离京前，袁世凯曾面许他川、滇、黔三省军务交他全权处理，但至四川后不仅没有落实，袁还派张联棻取代刘一清（陈的湖北老乡）做他的参谋长。为此，他认为这是袁世凯对他不信任，派张联棻就是来监视他的。后来袁世凯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引起了他的不满。这些都促使他对战事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蔡锷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没有接受，在电文中也从来不骂蔡，对蔡锷始终保持着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态度。据袁世凯的亲信夏寿田说：“陈宦督川，在袁本倚做西南屏藩。陈未出京前，首先以帝制谄袁，故袁深信之其受命督川，赫赫一时，袁之宠信，几架乎北洋诸将之上，北洋旧部多不服，且以其人终有贰心也。帝制公开，陈一致赞成，滇黔事起，一面与北洋主张讨伐，一面与西南通款。”
前线北洋将士如此，后方北洋将士又如何呢？
1916年3月19日，直隶将军兼巡按使朱家宝向袁世凯呈了一个密电，揭发冯国璋等人的幕后逼宫行为。原来，冯国璋密电与他有联系的各省军政要员，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借以打击袁世凯。回电表示同意列名的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冯国璋觉得五个人联名声势还不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又以五个人联名密电的形式征求其他省将军的意见。不料这个密电到了朱家宝那里，被朱告了密。当袁世凯看到密电中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时，几乎要晕过去，至此他才知道，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诸将，已经转变成他的敌人，而内部的敌人，比护国军这个敌人更可怕。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就要到来了，双眼失神地对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就事实而言，蔡锷倒袁对袁世凯来说不过是肢体之患。雷声大，雨点小，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倘袁氏集团是铁板一块，他也没有能力与实力去实现推倒袁世凯的愿望。但是，最怕的是团体内部出现问题。俗话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于是，经过蔡锷一点火，袁氏集团内部的倒袁动作，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开来，它导致了袁氏集团的架构与秩序无法正常运作，从而注定袁世凯及其集团失败的命运。
半厚半黑难成事
抗战时期，四川富顺自流井地方有个叫李宗吾的人，著书立说，先后发表《厚黑学》、《厚黑经》、《厚黑传习录》等文，将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四书五经翻案过来，从厚黑的角度进行解析，视角独特，言语犀利，令人耳目一新，故大受欢迎，在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
李宗吾认为，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子黑。他杀吕伯奢，杀杨修，杀孔融，杀董承伏完，杀皇后皇子，心狠手辣，悍然不顾。他敢于明目张胆地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有这样的本领，当然可以成就大事。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因为没有根基，长期靠依附别人为生，而且平生善哭，以弱示人，善于求得同情。有这样的本领，当然也可以成事。此外还有一个孙权，心子之黑，仿佛曹操，脸皮之厚，又如刘备，二者兼备，也就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
如果用宗吾大师的理论来评估袁世凯，来看待他的失败原因，倒也能悟出几分道理。
按道理说，袁世凯行伍出身，长期戎马生涯，杀人也算无数，对于鲜血该早已司空见惯了吧，说他心黑，似乎不应为过。他先背叛清室，后又背叛民国，脸皮也算够厚的吧。他既然是一个既黑又厚的本色英雄，为什么最后却落得个四面不是人的惨败下场呢？这就需要我们开动脑筋，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大历史专家表面上的观点所困惑。
实际上，袁世凯的心还不够黑，脸皮也不够厚。如果他的心黑得彻底，黑得透亮发光，脸皮厚得真如十八丈城墙，他在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是有机会做成皇帝的。
辛亥革命的真实情况是，武昌起义发生后，为了镇压起义，清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做了一次徒然的努力。
但是，革命之火已如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了其他的省份，清政府大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感；尤为严峻的是，清廷花了大量财力与心血编练的新军一镇接着一镇地倒向了革命。清政府的手中，只剩下了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六镇。但是，北洋六镇的将士们多是袁世凯的心腹，他们虽然没有背叛清王朝，但别人根本指挥不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监国摄政王不得不重新起用这个令他头痛无比的军界铁腕人物。
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清政府、南方革命政权都多少做了一点尝试，但都很难成功。环顾宇内，此时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
此时的袁世凯重兵在握，他一手培植和始终暗中控制的北洋军队无人可以匹敌，而南方政权的军队则大多是临时招募而未加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根本就不行。可以这样说，当时只有袁世凯具有“助汉则汉兴，助楚则楚兴”的军事力量。他也因此成为南北双方争相争夺的对象。南方许其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促其早日“反正”，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清政府则不得不屡次为其加官晋爵，委他以重任，希望他像当年的曾国藩一样，将反叛力量迅速镇压下去。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摆在面前，何去何从可以说任由袁世凯自由选择。
但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民无所依，局势不明，完全可以帝制自为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却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是由于袁世凯当时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够，不足以去发动陈桥兵变，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来个黄袍加身。
事实果真如此吗？
长期以来，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领导的，因此，人们认为孙中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自从武昌起义爆发后，国人普遍瞩目翘盼的对象却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情形是，各省纷纷独立，国家四分五裂，政权失去重心，假如要维持国家统一，早日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目的要求，就需要有一个能为南北双方都普遍接受同时具备强有力的具有全局影响的铁腕人物。而袁世凯则正是被各方视为既能促使清帝退位，又能保持国家统一，并且免于列强干涉的唯一合适的人选。正因为这样，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外各种势力纷纷要求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其目的无非是借用袁的威望和力量来扑灭南方革命的烈火。
然而，几乎在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同时，南方革命党人也把视线集中到了袁世凯的身上，反清阵营中同样产生了“非袁莫属”的舆论与呼声。黄兴就亲口许诺：如果袁世凯能够起来推翻清室，民党就选举他做大总统。此后，随着南北议和，对袁妥协的空气更加弥漫到南方独立各省。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绝非用偶然性的理由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这也正是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
客观地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而为临时大总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内一定的实际政治状况，并不完全是袁的权术，也不尽是立宪派和士绅名流为虎作伥的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国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而行政权力的获取与权力行使的基础无疑是军事权威，离开这个本质问题就无法理解当时的政治发展规律。例如，黄兴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时，因“无主兵，命令难行”，许多军队他根本指挥不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世凯在当时作为军事、政治权威的重要性。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拥有实力的各省立刻纷纷宣布独立，就连清王朝倚为柱石和干城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队也都因为南方赠送的总统一票而从内部倒戈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清王朝与其说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在一定条件下自己内部迅速烂掉的更为恰当。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在一场革命中，推翻旧政权的过程越是艰难，需要的时间越长，对革命后新生政权的建设往往越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会形成一支可以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强大的军队，也会造就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导集团。而这两者是任何新政权的建设都不可或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