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领了结婚证。
买结婚礼服，溥仪和李淑贤都不免寒酸――不过提拎回两件单衣衫。
似乎前兆不妙。头结婚前，溥仪感冒了，传染给了李淑贤――她竟卧床不起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一天，溥仪突然提出，我俩要结婚，我点了头。于是，我俩分别在单位开了证明，一起去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这份结婚证书，我一直保存至今。
结婚证〔京婚字 第658号〕
爱新觉罗·溥仪 （男）56岁 李淑贤 （女）37岁
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之规定。发给此证。
1962年4月21日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那个结婚证上的内容，是事先打印好的。而其中溥仪和我的名字以及“62”、“4”、“21”这三个年、月、日，是我眼瞅着溥仪亲笔填写的。
眼瞧快结婚了，要到百货大楼去买一些结婚用品。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一些商品紧缺，于是，政协就给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百货大楼，一封给友谊商店，以便买东西时适当照顾我们。这还不算，政协组织上不放心，专门派政协的工友赵大爷跟着我俩去购买东西。
所有这次结婚的费用，都是政协组织给报销的。连这次去选购衣服，也是政协掏钱。临去之前，溥仪就一再叮嘱我：
“咱们这次只买一些必需的东西，衣服买一件就行了。如果不够，以后再慢慢添……”
而到了百货大楼、友谊商店，他却一件衣服也不买。
见了这种情景，赵大爷劝他好歹买一件衣服在婚礼上穿：
“溥仪呵，不然，你白白跑一趟……”
溥仪无论如何不肯。
平时，溥仪衣着很朴素。说起来，也许有人不信，他的“礼服”总共只有三身。一身是卡叽布的蓝色制服；一身是黑色中山制服，还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发的呢。再有，就是政协给溥仪订做的专门会见外宾时穿的一身灰色中山装。此外，他就再无别的什么像样的衣服。
直到结婚之后，我才知道，跟我搞对象的时候，他才穿上那一身见外宾的“礼服”。
我见溥仪这么固执，心里不太高兴，就不再多说话。
可是，溥仪反倒劝起我来了：
“国家目前经济紧张，我有衣服穿，凑合就行了。”
先后跑了两个地方，最后，只给我做了一件凡尔丁布料的灰色西服裙。
回来的路上，赵大爷直劲儿夸溥仪：
“溥仪你学习得不错。要结婚了，什么都不要，你算有觉悟！”
婚期确定了。没想到，就在结婚之前五六天，溥仪突然病倒了。
那天，我正上班，周振强忽然打来了电话。
“淑贤呵，老溥病了。”
“什么症状呀？”我心里挺着急，但毕竟是在医院干了多年，忙问他的病症。
“老溥得的是重感冒，正发着烧……”
听说之后，我赶紧请了假，急火火地跑到了政协宿舍。
进门一看，溥仪正一个人躺在床上发愣。
我连忙给溥仪试体温表。试过一看。嚯，38度多！
一问，溥仪已经服了药。正说着，赵大爷来了，还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稀饭。
溥仪显得非常沉默。我知道，他担心延误婚期，嘴里又说不出来。
那一天，我在他那儿呆得很晚，直到他临睡前，我才回家。
吃药后，溥仪的病情大为减轻，两三天居然就好了。我的担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婚礼两天前，也就是4月28日那天。我刚下班，溥仪又带我到了他的七叔载涛家。本来，我来过他的家。溥仪仍然介绍说：
“七叔，这是李同志。”
“李同志，这是七叔。”溥仪忙着给我们双方寒暄地介绍。
载涛拉着我的手，特别热情地让座之后，又赶紧叫人沏茶，一个劲儿地问寒问暖。
正说着，载涛又像忘了什么似的，很随便地指着一个人，冲我说：
“这是毓？。你们都认识的。”
正在载涛家串门的小瑞，慌忙站起来躬身行礼。
之后，载涛关心地问我：
“李同志，你在医院忙不忙？病人多不多呀？”
“近来挺忙的……”我客气地回答着。
临走，载涛让夫人王乃文拿出了两个大理石烟缸，说：
“这是给大爷结婚的一点表示，请您收下。”
载涛递给了溥仪，溥仪又递给了我。
我心里挺奇怪，载涛明明是溥仪的叔叔，怎么叫溥仪“大爷”呢？
出了门，我在路上问溥仪。他说：
“七叔称呼我从来不叫名字。因为我原来做过皇帝，他又是我的叔叔，现如今是新社会了，他改叫我大爷，成了‘官称’了……”
虽然，溥仪的感冒好了，却传染了我。我记得那是4月29日，因过于忙碌，我病倒在了床上。
那几天，首都一些记者听说溥仪要结婚，纷纷约请溥仪采访。当天早晨，刚一起床，溥仪就被中国新闻社记者追踪到了颐和园――因溥仪大概当天在那儿有外事活动。晚上，我躺在床上，浑身没劲，连嗓子都哑了。溥仪外事活动结束后，又出人意料地带了一个记者来到我的家里。
我心里挺不高兴。这时家里头很乱，屋子又小，我是第一次在这个忒窄巴的居室接待记者。
而溥仪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进了屋第一句话就是：
“李同志呀，记者非要看‘新娘子’不可哟！”
我心里不痛快，当着记者的面就责备溥仪不该带人来我家里。溥仪哑口不言了。见了这种情景，记者只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溥仪这天见我病了，知道是他的感冒传染了我，一直陪我到晚上10点多钟，我怕他赶不上公共汽车，几次劝他走他才不情愿地走了。
80年代初，我屡次采访了全国政协秘书处处长连以农。他回忆说：对于溥仪结婚，当时政协很重视，专门让我管他们结婚的一些具体事务。政协研究后，决定包下溥结婚的一切费用。连他俩买衣服都可以报销。买筹备婚礼的东西，都是我让赵大爷跟着去的。我记得，溥仪结婚总共花了不过几百块钱，他很注意节省。
70年代末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李淑贤家吃过晚饭，她在追忆溥仪结婚前后时，我提出要翻腾出那张溥仪和她的结婚证书。结果，在大衣柜的一个口袋里找出了那个单页的结婚证书。虽然经过了十几年，上面的钢印仍然那么清晰。
暗淡的台灯下，李淑贤望着那普通的结婚证书，许久没言语。末了儿，说了一句话：
“明天再谈吧……”
隔日，李淑贤谈起结婚前后，似乎比任何事情都记忆得清晰。谈着谈着，我俩又翻箱倒柜地找开了她在婚礼时穿的衣裳。结果，找出了那件豆绿色的西服裙。她试穿了一下，居然宽大了许多。她对我说：
“现在，我比当时还瘦呢……”
结果过了几天，李淑贤到我家串门，将这件豆绿色西服裙送给了我的姐姐。
我曾问起过，溥仪和李淑贤究竟是谁先提出领结婚证的？
听后，李淑贤一打愣，说：这你就不要写进去了――是我闹过一顿脾气后，溥仪才答应跟我领结婚证的。说实在话，这许多年呀，我给男人耍怕了……
这倒像是一个饱经坎坷的中年女子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