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没在白天举行。这或许是沿袭宫廷的习俗。
婚宴上的“娘家人――一位洞悉内情的人士，在当天的日记上记载了此事，称奇不已！
结果呢？婚期未推迟。婚礼如期举行。
1962年4月30日，晚7点。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欧美同学会旧址，溥仪与我举行了结婚典礼。
之前，我问溥仪：为什么不选在白天，偏偏在晚上举行婚礼？
溥仪听了，嘿嘿一笑：
“这是我跟七叔商量过的……”
溥仪的一位亲戚跟我说，当年溥仪大婚就在晚上。这是皇族在宫里的习惯……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问溥仪，他却没有这样回答，仍然是支支吾吾地讲是跟七叔商量的。我心想，这事儿真有意思……
婚礼那天，刚刚下午6点多钟，溥仪就催我一起乘坐全国政协派来的“上海”牌卧车，从全国政协宿舍驶往婚礼的所在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红漆大门内。
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节，街上张灯结彩，给我们的婚礼仿佛也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溥仪和我一下卧车，迎候在门口的政协有关领导和宾客，纷纷向溥仪和我道喜。政协联络处的同事给溥仪和我向各界朋友一一介绍，人们尤其是第一次与溥仪见面的朋友，都抢着和他握手。
有的老熟人高兴地跟他打招呼，还有的朋友与他开起了玩笑，拖着长腔喊着：
“皇上驾到……”
在人们的簇拥下，我俩走进了大厅。只见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各界人士和政协同事们，前来参加的大约有200人左右，济济一堂。
这时，人们围坐在一个个桌前，桌上摆满了茶点、糖果。溥仪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人们也站起身来跟他握手。
走到王耀武跟前，溥仪给我向他作了介绍。王耀武比较爱开玩笑，他笑着指着溥仪说：
“老溥啊，你可真会挑日子。明天就是‘五一’了，这个日子真有意义！”
听了这话，溥仪应声说：
“是啊，‘五一’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嘛……”
在一阵阵的哄笑声中，数郑庭笈的夫人冯丽娟嗓子最尖细，她手指着溥仪说：
“老溥，你不是喜欢医学嘛？这次你和白衣战士结婚，可遂了你的愿啦！”
溥仪听了，眼瞧着我，乐得合不拢嘴。
大家听了冯丽娟的话，都笑了。
这一有趣的场面，被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抓拍了下来。至今，这帧照片仍珍贵地保留在我的身边。
大厅逐渐安静下来，结婚仪式开始了。
主持婚礼并担任司仪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机关总务处处长李觉。
他简单介绍了新郎和新娘情况之后，首先请爱新觉罗家族的代表、也作为溥仪的长辈――载涛讲了话。他个子高大，嗓门洪亮：
我今天参加这个婚礼，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在婚后的新的生活里，相亲相爱，团结友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来报答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培养和关怀。并祝你俩和衷共济，白首偕老……
紧接着，李觉邀请新郎溥仪讲话。在掌声中，溥仪站在麦克风前面，大大咧咧地讲开了。其实，他手里有一个早就准备好了的稿子，而且，他事先请政协领导看过了。
然后，我也被拉上台讲了话。虽然事先有稿子，我念起来仍然磕磕巴巴。下来时，脸上已经冒出了汗。
最后，李觉代表全国政协领导讲了话。他祝贺我俩的婚礼，还风趣地希望新郎和新娘婚姻美满，相互尊重，白头偕老。
对于溥仪与我结婚的消息，中国新闻社特意发表了专稿。海内外不少报纸都登载了末代皇帝结婚的新闻，有的还登载了溥仪与我的大幅照片。可以说，国内外轰动一时。
可我心里总有些纳闷，婚礼怎么不在休息日的白天操办呢？婚后，我不止一次听皇族里的人叨咕说，这有什么新奇的？按照宫里和满族的习惯，皇帝大婚的仪式都是在夜里举行的。
我又问溥仪，他起初吃了一惊，然后不高兴地说：
“甭听那些人乱嚼舌头！政协跟我商量过，大家平时工作忙，晚上才好把人凑在一起。咱们是新式结婚，尽量别占工作时间……”
我一听，溥仪的思想真挺进步的。慢慢地我觉察了，溥仪对任何事情都前思后虑，十分谨慎小心。
但这件事，究竟谁说得对，我始终没弄清楚。
结婚典礼那天，溥仪的亲属――几个妹妹和弟弟，溥仪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事杜聿明、沈醉等人都高兴地来了。
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也出席了婚礼。我的一些同事――连关厢医院的郭院长也来到了婚礼上。
廖沫沙坐得离我很近，显得文质彬彬，说话非常客气。他跟我和溥仪说话不多，却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好印象。
婚礼结束后，我们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糖果，一边随意聊天谈心。溥仪不懂客套，只是在那儿傻坐着。我见到这种情景，小声提醒他：
“是不是咱俩给大家倒水、点烟啊？”
“好，好。”溥仪随我站起身，到各个桌子旁边招呼人们。“大家请不要客气，请随意抽烟、吃糖呵……”
见我和溥仪给大家陆续倒水、点烟。杜聿明、沈醉、周振强等人都客气地站起身，连声说着：
“谢谢，谢谢……”
而溥仪只会一个劲儿地重复那句老话：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溥仪烟瘾挺大，强忍着没抽，陪着我给大家点烟。王耀武、郑庭笈、范汉杰等人不会吸烟，我就给他们倒水。溥仪转过身，小声对我说：
“幸亏王耀武这些人不会吸烟，不然挨个点烟，那还不把你累坏喽……”
这时，中国新闻社的记者们，纷纷拥上前，为我们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记者特意为爱新觉罗家族全体参加婚礼的人照了一张相。我记得，载涛、溥杰都站得离溥仪和我不远。几个妹妹当中，只有七妹金志坚没来。
婚礼几天以后，记者送来了那天婚礼上的照片，镜头前的溥仪，笑得是那么开心。
婚礼结束的当天晚上，溥仪的同事周振强和我在关厢医院的几个同事，陪着溥仪和我回到了政协宿舍。那时，已经是晚间10点多钟了。
在新房里，人们聊了几句，就都陆续走了。屋内只剩下了溥仪与我。
在这次婚礼上，博仪和李淑贤都讲了话。尤其是溥仪发表了长篇讲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里无妨摘录一些原话，让读者感悟婚礼的气氛。溥仪说：
“‘五一’劳动节是劳动人民最愉快的节日。所以，我俩选定在这个日子结婚。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节日。我们一切都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勤劳勇敢、直爽朴素的优良品质，树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党培养教育下，我们现在都成为了祖国的建设者。我是一个园艺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李淑贤是一个卫生医务工作者。”
“过去我常说的，在今天还要重复地说，因为这是真话。真话是不怕重复的：过去的溥仪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反人民的溥仪。今天的溥仪，是党培养的属于人民的新生的溥仪，是劳动人民的溥仪。我的新生和做人的一切，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给的，今天我们这个幸福的劳动者的家庭也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今天，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举行我们的结婚仪式，我们要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俩要互相勉励，互相帮助。要随时克服缺点和错误，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要不断改造自己，要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永远追随党和人民前进，前进。一定要在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上获得双丰收。”
“让我再一次向各位同志表示崇高的谢意和革命的敬礼，衷心祝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让我们和祖国七亿父老兄弟姐妹们团结在党和毛主席周围，团结一致，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奋勇前进！”
这里只摘录了溥仪不到三分之一的更像决心书的那个婚礼讲话。与此相比，溥仪代李淑贤起草的讲话就显得简短多了。李淑贤紧张地结结巴巴地念完了这个讲话稿。
“今天，各位盛情参加我们的婚礼，谨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我们的结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了解，彼此认为满意。我们的感情建立在政治、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的语言和兴趣把我们两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今天的典礼说明我们的爱情已经成熟，我们的希望也终于实现了。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谢给我们带来了美满家庭的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最后，再次向诸位致意。”
抄录以上这些近乎枯燥的口号式的文字，无非是想首次披露末代皇帝和妻子在婚礼上的原始讲话，留给历史一段真实的记载。以使人们窥见那个年代的轨迹，了解一个真实的溥仪最后家庭建立的实录。
溥仪的婚礼，不仅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溥仪身边一位神秘人物的当天日记上，也对这次婚礼作了记载。尤其在5月2日的婚宴记载上，这则日记特别提到了一位女士的出席，而且是作为李淑贤惟一“娘家人”的身分。
这天，是国家做东。换句话说，是全国政协掏钱摆了两桌酒宴，款待家族的人们。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偕家眷出席，连溥杰也到了，而且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据李淑贤说，这次也闹了一点儿误会。因为是国家设宴，所以，就没请媒人周振强和沙曾熙。由此，他俩还挑了礼，不愿搭理李淑贤了。后来她找了个机会解释清楚，才没事儿了。
而那则日记中所写到的×××女士，正是李淑贤极不愿提起的。
这则原始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今天出席宴会的，除我们这些人以外，还有李淑贤的友人×××女士。
1985年4月10日，在北京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我采访了这位举止不俗、谈吐不错的女士。这位个子不算太高却异常客气的老太太，慈祥地缓缓向我述说了往事：
我早先做过“舞女”，后来“从良”结了婚。
这位老太太平和地回忆说：溥仪结婚的酒宾，我参加了。我是代表李淑贤的娘家人去的。多年来，李淑贤一直叫我“二姐”。头“五一”那天晚上的婚礼，我因孩子有病没去了。5月1日一早晨，李淑贤当天通知我，又亲自来家里接我去政协。我记得政协在中午备了两桌酒席。这次，人并不很多，只邀请了溥仪的七叔载涛、载涛的两个妻子、溥杰、溥仪的三妹夫妇、六妹夫妇和他们家族的人参加。
所有去的人分了两桌，李淑贤邀请我坐在主桌上。跟溥仪、溥杰、载涛和他的两个妻子、溥仪的三妹在同一桌。在宴席上，李淑贤当众亲自把我介绍给了大家：
“这位大姐，她是我的娘家人”
我觉得家族里的人，尤其是老人们都像是用疑惑的眼神瞧着我。好像是说，怎么没听说过李淑贤有娘家人呢？
我倒也不在乎，因李淑贤事先叮嘱过我，让我外场一点儿，在酒席上客气几句，尽量少说话。一顿饭，好歹也就对付过去了。
在我采访沙曾熙时，老沙拿出了一张溥仪结婚时的照片，上边有沙曾熙与溥仪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场面。
80年代初，在老沙的家里，他十分不满地对我说：
“在《我的前半生》那部书上，原来要登的是这张照片，结果书出来了一看，上边的人都有，只单单把我裁去了……”
另据我采访李文达，他曾回忆说：
溥仪结婚时书稿已大体改定了，只是作一些文字上的修订。照片倒是大约1963年底敲定的。据他回忆，这张照片原是整幅要上的（也就是沙曾照拿的那一张照片），后来李淑贤跟溥仪一起挑选照片，死活反对登载有某女士的那幅照片，再，就是摄有沙曾熙的那张照片。结果，没有别的理想照片，只好裁去了上边的沙曾熙夫妇。当然，有某女士的那幅照片也没收入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