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日愁烦的李淑贤实在憋不住了，问溥仪：你为什么婚前不告诉我，你的“病”根本没好呢……
溥仪老老实实地回答：“如果告诉你，我就没法儿与你结婚了……”
李淑贤哭笑不得。
甭看溥仪不会做事，可挺会哄人。
结婚之后，他一直很关心我，时常问寒问暖。他一瞧我不高兴，就喜笑颜开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没过一会儿，他又会逗我高兴起来，讨好地带我去政协礼堂去看戏，去玩。有时，他还带我去赵大妈家呆一会儿，说说笑笑之中，也就暂时忘了内心的苦恼。
见到这种情景，政协的许多同事都说：
“他过去是皇帝，都是别人关心他、照顾他。如今，他也懂得关心别人了……”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慢慢地，我与溥仪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一些。虽然溥仪的“病”没好，但夫妻关系渐渐有所好转了。唉，我也想通了，既然已经如此，就先凑合着过吧。
结婚之后，我退掉了吉市口三条的那间窄小的住房。
但是，溥仪时常主动提议我俩去那个院子里转一下，看一下街坊们。
每回，溥仪总要到门口的李大妈屋里坐一会儿。有时，他跟李大妈聊个没完，也不知怎么那么多的话。
我当时经常在医院值夜班。每当这时，溥仪下了班总要到医院里去看望我，哪怕是看一眼，坐一会儿，他也要去。按他的话说，就是见一面也好。其实，早晨临上班之前才分的手。
也有时，溥仪来到医院里，给我买一点儿吃的东西，不然就是拿来一件我穿的衣服，看起来也许是多余的，但表达了他的心意。一般人说他挺粗心，他在这方面却忒细。
过了一段时间，他见我身体不好，几次三番劝我不要值夜班了。那时，每隔一些日子，医院就组织医护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溥仪提出照顾我，尽量不要参加。医院考虑溥仪身边得有人，于是就不让我值夜班也不让我参加农村巡回医疗了。
在日常生活之中，溥仪很诚实，也很容易受“骗”。在家里头，不能跟他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当真。
尤其不能跟他开玩笑说“离婚”这两个字。一提这碴儿，溥仪立时就脸上发白，认真地跟我极力表白一番才算完。
提起他的“病”，他有时竟一言不发，也不发火，站起身就走。也有时，我让他去治一治，他反倒讨好地微笑着阻止我，既不让我说也不让我深问。
越想越生气，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责问溥仪：“你为什么婚前不告诉我，你的病根本没有好呢……”
他很老实，如实对我说：
“如果告诉你，我就没法儿与你结婚了……”
听了这话，我哭笑不得。
在这之前，溥仪告诉我：当他特赦后，政协组织几次给他找了许多医生，为他治“病”。
这在全国政协似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后来，不止一位全国政协领导人问他：
“你的‘病’是否好啦？”
而溥仪大多是搪塞地回答说：
“好了……”
从此，政协组织上便开始以各种方法帮助他寻找意中人，想让溥仪成立一个家庭。
人们大都知道，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一直关心他的婚姻呢。
以下这些家庭讳事，李淑贤同意我写入了回忆录初稿。
婚后，溥仪与我的夫妻关系一度紧张。他的政协同事周振强知道了，马上来找我悄声问询：
“老溥的‘病’是不是好啦？”
“没有。”我没好气地回答他。
经过询问，周振强了解详情之后，非常抱歉。临走，他对我愧疚地说：
“我可做了缺德事了！”
打这儿以后，政协机关组织才进一步晓得溥仪的“病”并没真好。
有一阵子，到我家里串门的人特别多。家族里的人常去的就更多了。晚上，有的人在家里一聊就是很晚，也没法子轰人家走。
全国政协的同事里，就数周振强到我家的次数多。偶尔，他还带太太一块来。来时，也不事先通知一声，有时就免不了碰“锁”――我和溥仪不在家。
有时，老周来我家里，一看我去医院值班去了，就拉上溥仪到他家吃饭。两家来往很随便。由于两家很熟，老周和太太到我家里来，我说话就不大注意。一次老周的太太听着我跟老周说话太随便，就不愿意了。
事后，溥仪私下叮嘱我说：
“你以后呵，跟老周说话要注意点儿啊……”
婚后，溥仪想方设法地哄我。我有一次发脾气，把一个空雪花膏瓶子扔了出去。月底发工资那天，老晚也不见溥仪回家。天黑了，我正在家坐着生闷气，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溥仪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两手捧着一个盒子，进屋打开一看，原来是几瓶雪花膏和香水。
我问他：“工资呢？”
听了这话，溥仪傻了，空着两手对我说：
“都买这些了……”
“都买这些，咱们吃什么？”
我急了。他满以为买回这些东西我会高兴，哪知道我大发脾气，把这些东西摔了一地。
桌上做好的晚饭，放凉了。他一筷子也没动。直到睡觉，我都脸背着他，一连几天没搭理他。他直劲冲我道不是、认错儿，想尽法子哄我。我过了许多天之后，还瞪着眼珠问他：
“还过（日子）不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