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厢医院只知李淑贤是在跟一个姓周的搞对象……
闹了半天，谁知是李淑贤给溥仪出的主意：每途约会前，让他冒充周振强给自己打来电话。
直到结婚，医院才知道她把大伙都“蒙”了。新郎竟是末代皇帝！
我记得非常清楚。1962年初，也就是正月初七那天下午三点，我由沙曾熙陪同，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
当时，周振强已经陪着溥仪到了那儿。在文化俱乐部的院里，沙曾熙给我介绍了周振强，然后周振强又把我介绍给了溥仪。
“这是李淑贤女士……”
“这是溥仪先生。”
这时，溥仪很大方地伸过手来跟我握手。
一眼看上去，溥仪很朴实，并不像我想像中的戏中的“坏皇帝”。我顿时对他产生了好印象。
稍稍闲聊了一会儿，溥仪将我和沙曾熙、周振强让进了会客室。过了一会儿，周振强说有事，先走了。只剩下了溥仪和我以及老沙。溥仪跟服务员给我俩分别要了一杯咖啡牛奶，又和气地询问我：
“李同志，不知道你能不能喝得惯？你尝尝……”
一边喝咖啡，溥仪一边亲切地向我询问我的工作单位、目前的工作情况，以及我的年龄、父母现在如何等等……
初次见面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显得语调平和，没有皇帝那种狂傲劲头。这使我感到比较满意。
那天，我的手里头正拿着一本医学书，他拿过去瞧了瞧。然后对我说：
“我在改造时，也学过中医。我对医学一直感兴趣，看过不少医书。还帮着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呢。西医嘛，我也懂一点儿，量血压也会……”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挺好笑，也感到他蛮实在。
坐在那儿，他根本不管我愿听不愿听，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
“我喜欢医学。如果当时改造时学会了，也许出来还能当一个大夫呢……”
自然，聊天之中，我也问起了溥仪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他很坦率，告诉我，他现在全国政协搞文史工作，又主动地介绍起自己的生活情况：
“我本人每月工资100元。如果不够，国家还照顾一些……”
说起家长里短，他又关切地问起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情况简单。于是，我跟他介绍说：
“我父母早逝。8岁就没有了母亲……”
听到这儿，溥仪同情地叹息：
“你的命多苦啊……”
他问起我的父亲，我告诉他：
“我的父亲早先在银行工作……”
“在银行做什么呀？”溥仪问得还蛮细。
“在银行当一个小职员。”
在我俩谈话的时候，沙曾熙一直作陪没走。聊着聊着，溥仪不知怎么想到问起沙曾熙的工作来了：
“你在哪儿工作呀？
“我在出版社当编辑。”老沙告诉溥仪。
“挺好，挺好……”溥仪连声说。
又谈了一会儿，老沙懂事地先行告退了。
溥仪蛮实在。他主动问起了我的年龄。我告诉他：
“我今年37岁了。”
“可是我已经55岁啦……”溥仪遗憾地叹道。
我想什么就说什么。针对溥仪的话，我不知怎么脱口而出说了句：
“只要感情好，年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听了我的直白，溥仪实实在在地对我说：
“你要考虑一下，咱俩年龄有一定差距，是否今后对婚姻有影响啊……”
谈话愈来愈接近了实质。
话题愈来愈广泛，我俩之间并没产生太大的分歧。
时光过得真快。没想到，这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起身告辞，溥仪一直给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眼瞧着汽车开走，他才离去。
我在公共汽车上望着他瘦长的背影――初次见面的末代皇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细想起来，溥仪这个人挺有意思。明明这次临别时，他在小本本上记下了我的单位电话，一个星期后，他却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而是让沙曾熙打电话约我见面。因为，临走时细心的溥仪也留下了沙曾熙的电话。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接到了老沙的电话，说是溥仪约我去全国政协跳舞。晚上，我吃过饭就应邀前去了。进去一看，溥仪正在政协会客室里等着我呢。
这时，老沙也陪同在座。一见到我，溥仪显得特别高兴，热情地让我喝茶，之后又起身邀我去二楼舞厅跳舞。
开始，由老沙陪着，我跟溥仪在二楼舞厅的沙发里坐着，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音乐一奏起来，老沙是个舞迷，马上找到一个女伴儿跳了起来。
见此，溥仪站起身来邀请我跳舞：
“李同志，咱俩跳个舞吧……”
“好吧。”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不太会跳舞。”溥仪倒挺坦率，笑着对我说。“有可能把你的鞋子踩脏的。”
“没关系。我也不太会跳。”我谦虚地说。这样，我跟末代皇帝跳起了“慢三步”。
跳着跳着，溥仪凑近对我说：
“我想，以后就不用找介绍人了。你告诉我你的电话，我有事情直接给你们医院打电话行吗？”
我点了点头。
没想到溥仪又出了一个点子：“以后，我给你们医院打电话，我不讲姓溥。如果是别人接电话，问我姓什么。我就讲姓周。”
我一听，溥仪这不是冒名顶替搞对象嘛？
但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溥仪比较谨慎。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身分。
真好笑呵。开始，医院的同事们都误以为我跟一个姓周的男人在搞对象呢，都嚷嚷开了。
那天，我俩跳的是交谊舞。
一跳起来，我才知道，溥仪不太会跳，十分笨手笨脚，连拍子都踏不上。我觉得他挺好笑，溥仪却跳得非常认真。
刚开始，溥仪还能凑合跟着转。后来，音乐渐渐加快，到了“快三步”的时候，溥仪就跟不上了。于是，他就从舞厅中央走了下来。
这次，溥仪跟我聊了不少话。
临别，他又送我上了公共汽车。
从此，关厢医院时常接到一个姓“周”的打来的电话。当然，不能排除周振强果真打来过电话。然而，大多数电话则是溥仪打来的。关厢医院的人们，直到李淑贤结婚那天，“谜底”才揭穿。
这个在电话中挺客气而自称姓“周”的人，原来竟是末代皇帝溥仪。
李淑贤回忆这段事时曾跟我讲：其实，让溥仪假冒周振强――这是李淑贤提出的建议。但写回忆录时不要这么写，否则，人们会认为李淑贤当时多么主动呢。因为，在此之前，周振强也曾给李淑贤打过电话。于是，李淑贤索性将错就错，就让溥仪“假冒”周振强了。
这些，溥仪至死也不知实情。
在撰写回忆录时，李淑贤特意叮嘱我，要按她现在的说法写。否则，弄不好就把问题搞复杂了……
如今，“假冒”的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提起李淑贤与溥仪第一次跳舞，我倒不由想起这样一件往事。70年代末期，在我撰写李淑贤回忆她第一次跟博仪跳舞的内容时，她说：溥仪可笨了，连跳舞都不会，几次差点踩了我的脚。说着，她站起身对我说：“甭看我身体有病，现在要是跳起舞来，也不错呢……”
然后，她又让我帮着挪开了屋里的两把椅子，兴奋异常说：“让你开开眼。”
说着，她原地转了几圈，跳了几个舞步，果真十分轻盈自然。
我惊诧她年逾五旬的病体，跳舞的步伐竟如此灵活。她说，许多同事都曾羡慕地夸她舞跳得怎么那么好。我禁不住问她：
“您是在哪儿学的……”
无论如何没想到，满脸笑容的李淑贤听后竟突然绷起了脸：“你甭问那么多……”
再追问下去，我果然讨了一个没趣。
站起身来，李淑货对我非常不高兴地说：“这跟你没关系。今天就到这儿了……”
这一天晚上，我俩从起初挺融洽的气氛到莫名其妙地闹了一个不欢而散。这件小事儿，在我那二十多岁的心里结下了一个始终没解开的疙瘩。
直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或说理解了她当初的一股无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