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拿出当年在官中背诵（四书）、《五经》的童子功，居然全部背下了整整一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只字不差。
只因公安局长来家质疑，溥仪写下了最后一幅墨迹――歌领毛泽东的对联。
烤电停止了。溥仪的药仍然一天不落在吃。
这一时期溥仪吃的药，大部分是从广安门中医研究院王贺英大夫手里开出的中药。
为了有针对性地开方，王大夫要求每吃几服药就得去看一次病。看病吃药，成了溥仪的基本生活内容。
不知怎么，溥仪近来验尿的结果是，尿常规中已不见了癌细胞！溥仪和我都心里嘀咕不停――这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不知为什么，溥仪晚年最爱跟小孩儿在一起。也许，他感到与单纯的孩子们在一起没负担。他的病稍好一些，就经常跟孩子在一起玩，一起说笑，甚至打闹。我不在家时，他短不了招一群街坊的小孩儿来家里，一招就是一屋子。
溥仪好像忘了自己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他对这些孩子可友好啦，时常给他们一些小玩艺，给他们讲故事，拿出一些书来给他们看。
早在全国政协住的时候，溥仪甭看手笨，倒时常笨手笨脚地给那些孩子做一些不太成样子的小飞机、小纸船。有时，他还给小孩画图画。他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铅笔、水彩，耐心地教他们画画。
孩子们知道他会叠一种纸“飞镖”，常常缠着他。这种飞镖扔出去还能转一圈飞回来，很有意思。溥仪怕我生气，总是在我回家之前，就把屋里收拾干净。一次，我回家早了，孩子们刚刚走，屋里头乱七八糟，飞镖、图片纸扔得到处都是。一看就知道，他又跟孩子们“疯”玩了一通。
溥仪一见我回来，二话不说，赶紧抄起笤帚就扫地，连忙收拾屋子。我不好说别的，只是没好气地对他说：
“往后，你少往家招孩子……”
“唉，唉……”溥仪答应得特痛快。
可一扭脸，他就忘得一干二净。甭瞧他这么一把年纪了，居然经常跟孩子在家里玩捉迷藏。
在东观音寺，我家的隔壁就是23号院，两个院子只隔一道墙。那个院里孩子挺多，和溥仪的关系都不错。溥仪出了院门，小孩儿当面都敢叫他“小皇上”。这时，溥仪总是摸摸他们的脑袋，告诉孩子：
“当‘皇上’并不幸福，关在宫里头不让出来，可憋得慌呢……”
有的孩子不信，非好奇地让他讲一讲宫里的事情。
有时候，溥仪还真叫进一些孩子到院里来玩，给他们讲一讲当年宫里的故事。日久天长，往往他一出院门就围上一群孩子。
有的孩子喜欢这个和气的老头儿，总爱拉着他的手，叫他到自己家里坐一坐去。
在临去世之前的那两年，他显得特别喜欢小孩儿，邻居家的小孩子，他差不多都能叫出名字来。
连赵大妈见了也常说：
“溥仪呵，你这么大年岁了，还和孩子们在一起，难怪你不显老呢！”
“是吗？”溥仪故意做出调皮的样子反问。
“我看你呀，越大越显得小孩子脾气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儿打扰你的工作……”赵大妈提醒溥仪。
哪想，溥仪却振振有词：“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高兴，从内心也显得年轻了。”
“文革”一闹起来，溥仪和我怕背上剥削阶级的“黑锅”，吓得赶快辞掉了保姆。从此，一切家务事统统由我担负了起来。
溥仪学着别人，每天在家里背诵《毛主席语录》，读得还挺起劲。一边养病，一边读“红宝书”，溥仪的情绪还算比较稳定。
一直到1966年9月巧日之前，他一直在不断地吃着中药，病情至少没急剧变坏。
从8月开始，全国政协就关了大门，不再上班。因政协机关也都开始“造反”了，纷纷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溥仪弄不明白这些事，只知道是毛主席号召的。他在不上班之后，在家里写下了一副对联：
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
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清楚地记得，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他午饭时吃了两个馒头，身体还不错，跟我有说有笑的。饭后，他认真地背诵了一会儿《毛主席语录》。
他当时最爱背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正确对待疾病的内容。
“文革”期间，最有意思的是，看病时，医生先不看病而是首先让病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溥仪对这种事非常认真，总是在家里先背熟之后，反复诵念。他拿出了当年在宫中背诵《四书》、《五经》的“童子功”，一直背得滚瓜烂熟为止。
他不但自己背诵语录，还让我跟他一起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溥仪居然全部背诵下了一整本《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他背得只字不差。
这，正是溥仪的病情逐渐加重期间。
到头来，我也没背下来整本《毛主席语录》。为此，溥仪还对我微有不满呢！
社会上乱乱哄哄，溥仪的病情在恶化，我心情急躁，哪儿有心背《语录》呢？
那些日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随着一道“红卫兵令”颁布，街道的粮店不叫我们买白面了，只能买棒子面――玉米面。溥仪吃不习惯，于是，我就只好每天去外边买馒头凑合着炒两个菜吃。
后来，溥仪见别人吃棒子面，觉着不合适，也叫我买棒子面做饭。他吃不习惯，于是，想出了一招――让我在玉米面里搀上一点儿糖，大概是很少吃的原故，蒸出的窝头显得特别好吃。
吃着饭，溥仪拿着棒子面窝头，跟我说：
“最早我没吃过窝头。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我才尝着窝头的滋味，其实并不难吃。这种做法呀，我是在植物园劳动时吃过的……”
每天吃窝头，总也不是办法。溥仪找了驻地街道办事处恳请卖一点儿别的粮食，总算有点面子，办事处跟粮店打了招呼，我们又能买着白面和大米了。
说起来，溥仪心情也挺烦。他每天去新街口街上看大字报，回来之后，有时唠叨几句，有时不吭一声。
突然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一群红卫兵闯进来，立即让溥仪去一个地方协助找一个人调查了解情况。溥仪哪敢不去呢？一直到夜里11点多钟，红卫兵才把溥仪送回来。据说溥仪的态度非常认真。可这一次把我吓得不轻，起初以为溥仪难以回来了……
在整理溥仪遗物时，我在旧箱里发现了一张浅橘红色的硬纸，上边写着“时时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显然，这是溥仪的遗墨。
我问李淑贤，她除了确认是溥仪写的以外，其余的什么也记不得了。
当80年代初，我采访当地东观音寺派出所史所长时，才得知了这副对联的来历。他回忆说：
“‘文革’中，新上任的西城公安分局陈局长由我陪同，来到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溥仪家里看望。那天，序仪正好在家，一瞧就是有病的样子。他跟我们讲：
‘最近红卫兵到了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毛主席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溥仪指着客厅里的对联说，你们看……’
我们一看，都乐了。原来对联上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我看完后，对陈局长小声说，是封建皇帝，谈何翻身呀……
这一句话，溥仪显然听到了。过了一些日子，我再去他的家里时，他写的那副对联已经变了……”
就这样，溥仪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幅墨迹——既无抬头，也无落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