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论述和思想，构成了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的社会文明观。邓小平的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文明观的思想渊源
1.邓小平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欧洲文明为背景，在总结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吸收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材料的基础上，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提出了他们的文明理论。第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阐明了文明和文明时代的科学含义。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提供的材料，认为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从奴隶社会开始的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第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马克思在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时指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必然要求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要求以新的文明来代替它。只有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使文明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和文明的不可分割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明确指出，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即废除私有制同时又自觉地保存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以往一切文明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文明。文明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高度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以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是新的更高类型的文明。第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论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法，但却非常重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就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又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并“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断告诉我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物质文明建设时，切不可忽视精神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和人的锻炼与改造。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与两个文明的关系作了原则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充分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及其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去努力达到“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和“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要克服新社会与“旧痕迹”之间的矛盾，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除了开展旨在发展生产、培养新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外，别无他途。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并搞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崭新课题。
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俄国实际，首先冲破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关于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教条，并从实际出发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先夺取政权，再凭借和依靠这个政权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赶上发达国家，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历史任务。接着，抓住时机毅然地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来，并首次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既包括“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又包括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要实现了这样的文化革命，俄国“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列宁实际上将根本改变不发达国家面貌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化为文化建设或“文化革命”，又将文化进一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文化建设即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首次明确论述了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与两个文明相联系，列宁还强调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为了把一个“一穷二白”（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很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特别重视经济和文化建设，并常将文化与文明通用，从广义和狭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建国前夕，他就郑重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怎样才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强国呢？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后来他又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制定了“六项政治标准”，孕育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立即提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即开展两个文明建设，以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势，他将原先提出的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先绘制了我国“四个现代化”蓝图，现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在两个文明的关系上，毛泽东认定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经济工作是中心。1958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一再呼吁，要把党的中心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甚至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他仍然说“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此后，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把经济建设推到次要地位，教训是深刻的。毛泽东不仅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而且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革命和改革的目的和任务。在战争年代他就论定：“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曾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因此，即使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而这样的改革或革命，必然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在这里，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毛泽东不仅重视物质文明及基础作用，对精神文明建设尤为重视。他坚信“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辩证法，并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政治是人的灵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两个文明的创造者。他还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放在执政党的建设上，一贯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延安整风时要求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党员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1959年提出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防止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腐化变质。
可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下工夫，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把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并使它永不改变颜色，这是列宁和毛泽东在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四中全会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科学范畴。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二大对两个文明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并以人们的社会实践来说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具体内容，把两个文明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都把两个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其中，从而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不仅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而且把物质文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奋斗目标，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搞好两个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他认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批判中关于未来新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所谓社会全面发展，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综合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在着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着重当前发展的同时，关注将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又是社会整体推进全面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许多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述了社会全面发展思想，包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以及一系列基本原则，但集中体现在两个文明的论述上。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社会。两个文明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彼此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并渗透其中。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思想、政治、道德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方法论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文化、有知识、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证。
两个文明都搞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就在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的同时，党的十二大也就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2.邓小平文明观是对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扬弃和超越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思想，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邓小平在为英国贝塔曼公司出版他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曾满怀真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热爱祖国包括热爱自己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论述和思想广泛而深刻，其中孔孟的“义利说”、程朱的“理欲说”，以及孙中山的“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说”具有代表性意义，邓小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观与之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关系。
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讨论，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义利之争”。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重义轻利之说，也有重利轻义之论，更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举，这种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大体上是“义在利先”论占了上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科学地阐明了两个文明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关于义利并举，利在义先的思想，是对孔孟义利观的继承和超越，完美地解决了“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历史难题，为“义利之争”到“理欲之辩”，再到近现代两个文明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邓小平关于义利并举，利在义先的文明观对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扬弃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义利并举，利在义先，打破了传统的义在利先，以义代利的思维定势。翻开中国的历史，历代王者期望通过道德重整来解决政治、经济、军事、人生诸问题的思想已基本定型。这种“道德重整”实质上是把文化上的泛道德主义导致己身修养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并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把“己身”在精神上膨胀到等同家、国与天下，似乎意味着这些完善的“己身”懂得怎样治理国家。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他们熟习先贤的道德教训，懂得教人修身，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仅仅懂得通过普及道德教训来治理国家，其结果势必会走向一条促使文化衰落和僵化的死胡同。历代某些越腐败越讲道德，越讲道德越腐败的历史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道德虽然不能涵盖整个“义”，但由此我们已窥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文化根源和本质内涵。邓小平打破了这种千百年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强调“义”所代表的精神只是人生的一个领域，不是人生的全部，它不等同于“利”所代表的物质，也不能代替物质。倘若精神漫无限制地浸入和代替物质领域，物质生产就会迟缓不前甚至倒退，科学的理性就会退化，生产力必然愈来愈低，人民生活必然日趋下降，整个文化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一历史和现实，邓小平在1986年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这样，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保证了利在义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
第二，义利并举，利在义先，贴近人的本质，凭借“利益驱动”机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现代科学在研究人性的时候，超越了人性的善恶，以及人性、阶级性的时代局限，从人的生命现象和心理现象入手，把人性定位在“求知”与“创造”的本质上，并指出“趋利避害”和“利益驱动”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得以发展的杠杆和原动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生存竞争中，不知或不能趋利避害的生物都绝种了，只有那些根据利益驱动原理，在趋利避害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物种方能保存下来的缘故。这里所说的“利”应作广义理解，即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当然首先是物质利益，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如果说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人类发现了利益有眼前与长远之分，个体与整体之别。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思维，撕开了历史蒙在人身上的面纱，从人性的本质出发，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发家致富奔小康。这其中既允许人们考虑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又强调在个人富裕的基础上最终要达到集体富裕、共同富裕。这一方面打破了历史的局限，顺应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融精神文明建设于物质文明之中，使二者不再分离对立，从而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
第三，义利并举，利在义先，作为人的本性统一于个体自身，是一个健全人的标志。人为了生存，首先需要物质保证；为了生存得有质量，又需要精神调剂，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利己”为核心的话，那么，其精神生活领域则有很大的“利他”成分。很显然，人类在经济领域和其他广泛的社会领域里，利己法则和利他法则并行不悖。在过去的年代里，之所以“大锅饭”经济泛滥成灾，“共产风”愈刮愈烈，经济发展缓慢，就是因为在经济领域里禁止利己动机，害怕人们发家致富，从而影响并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了生产力。同样的道理，在其他社会领域里，如果人人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个个被利己之心所统治，那么，整个人类社会也就会变成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利己法则，必须以利他为代价。否则，就吸引不来人才、资金和设备，发展生产、从中获利就是一句空话；与自然打交道，就可能只知索取、掠夺，即使获取一点利，但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百倍的报复与惩罚。在非经济的社会领域里实行利他法则，但却不能以利己为条件，谁若在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时候，首先想到死后的收获――成名、当英雄，那他绝对怕死爱命，断然不会有利他之举。因此，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像在经济领域实行利己法则，在非经济领域实行利他法则一样，二者不可偏废。这种思维，是一种活思维，因为它源于生活，生活之树常青；这种思维又是一种创新思维，因为它对几千年来错误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认识，摆正了二者的关系。它是邓小平的一种新文明观，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四，义利并举，利在义先，是对道德家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叛。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一本质，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富裕起来。实践证明，这不仅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过去之所以强调义在利先，是怕出现所谓“两极分化”。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认为“两极分化”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又强调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至于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恩格斯的论述，道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结果必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得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后一种办法是在否定前一种办法基础上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因为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治穷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生产问题，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
第五，义利并举，利在义先，促使人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找回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年代里，连同“脏水”一起泼掉的市场经济，使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众所周知，批判不能超越历史，否则，不仅会超越甚至忽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势必会用理性的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以至代替现实。1958年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就是一个例证。市场经济发达了，生产力解放发展了，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过去，我们错误地把“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成普遍规律去推行，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的还是受到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样，当我们沿着计划经济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物质生活质量不仅比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多数人要差得多，而且在精神领域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实践证明，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经济制度中，只有市场经济制度能比较充分地赋予人们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才是深层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当然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目的在于既要保证一个理性的、健康的社会不能纯粹被市场所左右或为利润所驱使，见钱眼开，还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本积累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这就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关系的高超之处。
3.邓小平文明观是对当代发展理论最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对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利弊和传统现代化道路进行反思，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先后提出了“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等著名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当代社会发展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文明推进，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舍弃以往那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既是对“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肯定，又是对它的突破，因而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借鉴西方发展理论中的“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个文明发展观”，得出了对发展问题的全面认识，即社会发展应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社会文明观上，其实质就是两个文明共同进步、协调发展。这也是当代国际社会所倡导和流行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的基本精神。以人为本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实际上在邓小平文明观中早就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社会发展是文明的整体全面发展。邓小平文明观立足于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大文明并举，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统一，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持续、协调发展，其基本思路是要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到综合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两者相辅相成。邓小平深谙综合发展观的真谛，在强调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一再重申要坚持社会的全面进步。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速度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经济惟一”，“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他认为社会协调、持续、平衡发展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应同政治发展相协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社会是“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政治环境、高效的政府机构，归根结底有赖于民主政治建设。其二，经济发展应同文化发展相结合。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而，邓小平又为贯彻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二是增强“综合国力”论。这些思想都体现了社会文明整体全面发展的思想。
第二，由“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现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理解，突出了社会发展的价值必要性和利益范导性，其实质是关于人的生存、解放发展的主体性理论。邓小平的新发展观十分强调人的发展，他认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关键是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是对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一种创造性构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更是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总纲领、总目标，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性基础工程。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对人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教育”，特别是“教育后代”。他说：“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他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为此，他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干部“四化”原则，倡导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加强干部培训等。
第三，人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主体。邓小平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人的地位和作用，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等等，他关于“人的因素重要”的一系列论断是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当代高新技术产业革命和两个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深刻洞察、全面把握和高度概括。他关于人是两个文明建设主体的思想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人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是通过人的有目的活动实现的，而人的活动目的又是根据自身需要设定的。人不断产生而且愈来愈高的需要乃是推动两个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和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人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根本观点。他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实现共同富裕，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按照邓小平这一基本思想，1992年我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了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要坚持“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中国社会发展纲要》也提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这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合理的需要；二是提高人的素质；三是发挥人的潜能。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人的价值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邓小平继承并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倡导全面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碎旧的僵化体制的束缚，发挥人的积极性的潜能；他提出培育“四有”新人，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而且这个问题如果从更加广阔的社会进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他提出有步骤分阶段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总之，社会是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现代化，不仅包括社会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惟有人才是现代化的真正主体，才是创造现代化社会生气勃勃的能动力量。社会现代化、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说到底是要由人去享用它，都要体现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94年10月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推进社会整体文明发展。
（二）邓小平文明观的科学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共处，世界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在创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观。邓小平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的文明本质论。社会主义文明是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型文明。在本质上，它是资本主义文明无法比拟的社会文明。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位一体的文明观。其实质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前提下，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协调发展。
邓小平的文明价值论。邓小平一贯重视文明价值问题，其著述中关于文明价值的论述十分丰富。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他首先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在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决定作用，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与此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主导作用。他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十分丰富而著名的。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同时，必须通过各种体制改革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和整合功能。邓小平还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也是最根本的文明价值标准，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文明评价观。所以，邓小平的文明价值论是物质文明基础论、精神文明主导论、制度文明中介论、文明价值标准论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目标论。社会文明与社会现代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社会现代化是“物”、“制”、“人”的现代化的统一，同时也是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正是基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文明观，邓小平设计并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其中“富强”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取向；“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指标；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指向。此外，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是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走向的。因此，邓小平的文明目标论是“富强、民主、文明”战略目标论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论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布局论。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布局。在横向上，他把中国现代化建设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纵向上，他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吻合起来，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时空布局上，他从中国国情特别是地域特征出发，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大局”，把在世纪之交实现中国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时间，确定为进行格局转换，实现东西部共富的战略转机。所以，邓小平的中国文明格局论是中国现代化总体布局（横向布局）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纵向布局）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时空布局）论的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协调论。邓小平不仅从中国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文明发展相统一的视角，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而且进一步认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整体目标的关键和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前提下，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于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在于实现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三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所以，邓小平的文明协调论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论、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论的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主体论。邓小平不仅高度重视制度文明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中介作用、纽带作用、整合作用，而且高度重视人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关键作用、根本作用、能动作用。他一贯主张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培育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并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认为人民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有者。他提出了人才治国的重要思想，大力倡导尊重人才，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并深有感触地说，人才难得。与此同时，他还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任务出发，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强调要教育人、塑造人，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他特别强调发挥知识分子的“龙头”作用。提出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要大胆使用知识分子；要给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他强调干部制度带有根本性，主张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要求对干部严格管理，大胆使用。所以，邓小平的文明主体论是主体关键论、人民本位论、人才治国论、素质优化论、知识分子“龙头”作用论、干部队伍建设论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机制论。邓小平文明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内容深刻地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条件下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这就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精神文明为主导，以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为中介，以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为主体而构成的双向互动机制。他认为，能否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社会制度的组织、协调作用和整合功能，而这种作用和功能又取决于社会基本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为此，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邓小平以改革家著称于世，他的改革思想丰富而深刻，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是推动社会文明的主体因素，是两个文明的建设者和协调者，是各项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者。所以，邓小平的文明机制论是两个文明互动论、制度文明中介论、主体实践根本论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借鉴论。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密切关注着科技革命的大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时代观的基本原理，以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征为焦点，作出了一系列新判断。他认为当今时代是科技革命的时代，信息革命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同文明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整合，但其主流则是融合而不是对抗。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因而世界大战在短期内还打不起来，世界格局从“两极”格局转向“东西南北”格局和多极化。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他不仅提出要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而且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反映生产社会化规律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可见，他特别重视学习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必要性、基本内容、主要途径和原则策略等。所以，邓小平的文明借鉴论是文明借鉴依据论、文明借鉴内容论、文明借鉴途径论、文明借鉴原则论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文明机遇论。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变化。他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局势和总体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新判断，并认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时机；机会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的文明机遇论是文明机遇洞察论、文明机遇把握论、文明机遇利用论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由此可见，邓小平文明观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深刻地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联系两个文明建设的中介环节，以具有现代素质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最终结合点和协调者而构成的双向互动机制。这个内在机制表明，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不仅仅是“为历史唯物论增添了新范畴”，而且是一个完整、系统、科学的社会文明观。
邓小平文明观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邓小平文明观的目标特征，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战略任务；两个文明建设“共同进步、协调发展”是邓小平文明观的本质特征，它为跨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道路；两个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是邓小平文明观的制度特征，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人”是邓小平文明观的主体特征，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找到了根本动力；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文明观的实践特征，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出了具体途径。
主要参考书目：
1.王东阎著：《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北京出版社。
2.阎树群著：《邓小平的理论创新》，陕西人民出版社。
3.王玉？著：《邓小平的价值观》，陕西人民出版社。
4.蒋冰梅著：《精神文明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5.罗国杰著：《中国精神文明建设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6.张式谷著：《社会协调发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罗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