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基布兹的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的主张，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分配工具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属手集体，这些原则在基布兹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在基布兹中，每一个成员都尽自己所能工作，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基布兹满足个人的大部分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医疗、抚养孩子、教育等。
在整个以色列社会中也实行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负责向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住房和社会福利。即使最近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涌入以色列，造成相关的费用大大增加，社会舆论也没有对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提出什么疑问。最近这次移民潮带来了住房短缺的问题，但是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虽然以色列人口中有2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从来没有任何以色列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如果有人食不果腹，家庭乃至社会都会慷慨解囊。教育是免费的，为医疗保险制定的价格标准所有人都可以承受得起。
基布兹乃至整个以色列社会的另一个关键价值观念，就是集体优先于个人。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到以色列国家宣告成立，这项原则始终受到极大重视，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宗旨是犹太人民的解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都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此外，最早来到巴勒斯坦的开拓者们坚信社会主义，他们在创家立业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集体合作的重要性。
当时的许多开拓者都不习惯体力劳动，疟疾和其它疾病横行，阿拉伯人对他们怀有敌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只有团结一心，因此集体优先于个人就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而且是一种需要。集体优先于个人的经验也对整个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压抑个人的原因是，国家的安全环境不稳定，个人的生存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因此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为集体利益牺牲部分个人利益。在以色列，服兵役不论对于男性公民还是女性公民都是义务；以色列的税收之高在全世界也数得上；以色列人向国外投资也受到限制。永久离开自己的国家被看成是最大的背叛行为，因此居住在国外的以色列人很少有承认自己是永久定居的。在过去，脱离基布兹到别的地方生活的人就被视为叛徒，在基布兹里长大的人如果决定离开基布兹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就会遭到集体的排斥，尽管这种排斥并不总是故意的（贝特尔海姆，1969年）。现在这种激烈的反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强烈了，部分原因在于现在选择离开基布兹的年轻人太多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甚至更多。
在同国家机关打交道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对个人的轻视。在多数国家，同国家机关打交道都是麻烦事，但以色列的行政机关既不保护公民的利益，也不为公民服务，倒有点像看守监狱的狱吏。一说起以色列官僚机关的麻木不仁，就有讲不完的故事。同政府机关或公共部门打交道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常常要排好几次队。国家一味要求公民尽义务，国家机关却不愿为公民办事，这就难免让老百姓产生抵触情绪，结果就是，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老百姓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例如逃税行为就很普遍。
不可否认，最近一些年来个人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以色列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整个劳动力的3％，大部分以色列人都生活在城市里或城市周围。埃雷兹曾对以色列的三种组织文化中的领导风格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在基布兹中，集体主义程度最高，共同参与式管理最有效；在公共部门，委托式管理最有效：而在个人主义程度最高的私人部门，直接式管理最有效（埃雷兹，1986年）。如今，以色列已成为高科技领先的国家，其经济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可以预计，个人主义将会进一步发展，代表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加。
以色列社会对人的约束非常严格，但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其实以色列人普遍痛恨管制。其结果就是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与合作互助的社会主义相结合，这种结合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在霍夫斯泰德对53个国家的文化进行的研究中，也对这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互作用的情形进行了描述：以色列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维度上排在靠中间的位置上（霍夫斯泰德，1991年）。
眷恋土地是基布兹乃至整个以色列社会所共有的另一个价值观念，尽管现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非常小。这一价值观念部分来自于土地乃自卫和生存之本的意识，部分来源于犹太人因世世代代没有土地而感受到的切肤之痛。以色列人所继承的土地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但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力量却巨大无比。基布兹的成员辛勤耕耘，硬是把这块土地改造成沃土良田，表现出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和眷恋。从整个以色列来说，这种眷恋表现在以色列人到处建立定居点，即使最偏远的地区也不放讨。
大小与行为方式
不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来说，基布兹乃至整个以色列都不大。以色列的人口只有610万，还包括100多万阿拉伯人，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从地中海到约旦边界，乘汽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海法和耶路撒冷这两座城市距离特拉维夫都是一小时的车程。80％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在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城市所形成的小三角区内。以色列本来就不大，相当一部分土地又是荒漠，无法居住，因此以色列比在地图上标出的还要小。在地图上，以色列的大小相当于美国的薪泽西州。
由于所有这一切，以色列人的行为方式与那些较大的国家和社会不大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基布兹中的孩子，童年都是与其他孩子相伴度过的。多数基布兹都不过几百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都很熟悉。同样，在以色列社会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对固定和亲密的朋友圈子，在这个圈子之外的是范围更广泛的熟人。两个从未谋面的以色列人相遇，说不了几句话就会发现几个与他俩都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好朋友在一起也许是以色列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朋友之间相互串门往往什么借口都不需要。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以色列就那么一小块地方，亲戚之间很容易常来常往。许多父母，子女都长大成人了，还什么都想管。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父母会在儿子或女儿结婚时为他们买一套房子，经济上的补贴就是在儿女结婚以后也断不了。
由于生活费用高昂，子女们也希望父母补贴他们。以色列的社会既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甚至社会主义的成分多于资本主义的成分。大约40％的工业企业都由国家控制。
由于国家太小，要保住点隐私可就费劲了。就是在大城市里，一个人的私生活也难免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以色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2人，而美国每平方公里只有29人。不过地方小、关系亲密有助于形成强烈的集体感。不论谁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都不会包在家里不让外人知道，总要由更大的社会圈子分担。基布兹中更是如此。一般基布兹都有一个吃饭的公共餐厅或其它类似的集体活动场所，大家可以在那里交流情况。在城市里，消息传播之快甚至立刻就可以把显然毫不相干的人牵扯进来。战争中一有死亡的消息，全国都会震动，就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一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因此而更近了。每当这种时候，集体感就会更加强烈，仿佛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同胞，甚至还是一个大村庄的乡亲。
新闻媒体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人的集体感。以色列人听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像着了迷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像以色列人那样如此频繁、如此守时、如此热心地收听新闻广播。
创伤，世界观，个性
与世界上大部分文化群体相比较，犹太人所遭受的创伤最多。他们在现代所遭受的两个创伤对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和个性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大屠杀和同阿拉伯邻国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达600万之多，约占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屠杀给犹太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对于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过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埃隆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纳粹的大屠杀，以色列人的生命中潜伏着一种歇斯底里……以色列入普遍具有的孤独感就来源于此，孤独感是以色列人性情的主要特征之一（埃隆，1971年，第199页）。对大屠杀的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基布兹的成员乃至一般以色列人对外人怀有挥之不去的怀疑，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惜一切地追求自力更生。在以色列人的眼里，这个世界再也不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世界。
显然，大屠杀给以色列的国民心理、公共生活、外交、政治、教育、文学艺术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也许，以色列入的吵吵闹闹和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活力恰恰是对他们病态的忧郁和普遍的悲伤的一种补偿……来到以色列，就是最粗心的人也不会感受不到以色列入的忧郁和悲伤：交谈中，新闻报道中，文学作品中，私人礼节中，无所不在。（埃隆，1971年，第199页）
难怪要用“苦恼的聚会”这样一个词来描述许多社交活动。
纪念大屠杀的纪念碑数不胜数，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以色列人不想忘却。每年都有一天用来悼念死难者。公共的纪念仪式目标明确，就是要加强集体意识，显示其持久的活力。不过，随着社会的老年成员相继死去，年轻一代常常不再利用大屠杀为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行为，如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等，进行辩解。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大屠杀仍然难以忘怀，但是与老年人相比，他们更关注把以色列建设成一个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不同观念的现代国家。
大多数以色列人由衷地相信，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原因在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因此也就没有抵抗屠杀的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大屠杀是一个证明，证明主张必须要有一块土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大屠杀还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忍受政府施加给他们的任何约束，而且很少有什么抱怨。
阿拉伯人的敌视只不过进一步突出了大屠杀所勾勒出的绝对孤独的图画。从1948年独立那年起，以色列人就生活在一种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不正常的政治孤立和地理孤立状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不享有共同的市场，至少也享有开放的边界；不享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也享有一种共同的宗教。以色列则不然。而且，以色列国家没有任何军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联盟。这种孤立状态所产生的悲观主义情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以色列人民之所以固执和执着的一个深层原因。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对来自其他国家的诚恳批评无动于衷，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基布兹也是自成一统，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基布兹在许多方面都与整个以色列社会相隔绝。尽管基布兹的成员在自己的团体内部奉行平等的原则，但他们总是把自己视为社会精英，外面也有其他以色列人把他们看作社会精英。他们的社会服务，如教育等，自成体系，几乎与以色列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截然分开。基布兹的居民从不在乎来自外界的批评，他们认为外面的人跟他们没有共同的体验，因此也就无权说三道四。
既然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犹新，阿拉伯人的威胁就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阿拉伯人不断威胁说要消灭以色列，这就逼得以色列人在早期的开拓热情已经消退之后仍然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打仗。阿拉伯人的威胁激发了以色列的决心、创造力、凝聚力、活力和渴望，还有助于培育以色列人共同的社会目标感。这种同心同德的精神也存在于基布兹中，尽管基布兹的成员像以色列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所处的社会。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宣扬的是和平改变。当犹太人意识到这样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以后，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解放与暴力交织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不和谐成了以色列人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创造了一幅悲喜交集的图画。
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使以色列人产生了“无可选择”的感觉。这种感觉反映了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犹太复国主义本来是犹太人对自己命运的反抗，但是后来，犹太人却接受了宿命论，接受了永久的战争状态。这显然有悖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的初衷。不过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质疑是否有必要这样长年累月地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