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一程度上来说，在此之前的李斯的所有选择基本上都是对的，包括他一直为人诟病的害死师兄韩非一事，至少对他个人来讲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最最关键的时候，也即秦始皇猝死于巡游途中后，他却做出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选择，不仅导致他自己最终身首异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爆了秦国的灭亡。
史载秦始皇有十几个儿子，他本来是准备把皇位传给长公子扶苏的，但他病倒时扶苏远在边关，而且扶苏身边的名将蒙恬一家与赵高有仇，因此秦始皇死后，赵高便连威胁带利诱地对李斯说：“你想想看，你的能力与蒙恬相比谁更厉害些？如果让扶苏做了皇上，他还会用你当丞相吗？我们不如一起拥立就在这里的公子胡亥。皇上的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里，他们两个谁接替皇位，全凭你我一句话。您看怎么办？”出于私利，李斯选择了胡亥。不久，赵高便与李斯合力诛杀了蒙恬党，扶苏则畏罪自杀，秦始皇的其余十几个公子和十余个公主也都被定了死罪，受株连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而李斯，只继续做了一年的大秦丞相，便被想自己当丞相的赵高唆使秦二世捕入牢中，自己判了腰斩之刑不说，还连累的满门抄斩，三族尽夷。临刑前，他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幼子也在待斩之列，不禁悲从中来，怆然而叹：“我多想和你像以前一样，一块儿牵着大黄狗，在咱老家东门外追兔子啊！”说罢，父子二人相对痛哭，其余族人也哭作一团。
李斯临刑前这段话，被后人概括为“黄犬之叹”，尽管从一定程度上说，他的遭遇称得上罪有应得，然而读史至此，每每令人悚然动容。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残酷性也决定了我们不能断言如果当初李斯反对赵高他的下场就会以喜剧收场，但至少在理论上，那实在是个错误的选择。他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当一件事情难以抉择时，当我们的选择将左右着正面人物（姑且不去计较蒙恬和扶苏到底是不是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的命运时，一定要尽量选择坚持原则，做个好人。
相比较而言，比李斯稍晚的西汉开国功臣陈平，当初所面临的选择就更为复杂了。陈平最初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儒生，投入刘邦手下前还先后两次开过小差，还有人说他品德不检点，跟自己的嫂嫂有染，不过他最终凭借自己的智谋奠定了自己在刘邦集团中的地位，西汉建立后，受封曲逆侯。
有句话说得好，封建社会的很多事都不外乎皇帝的家事。这种事最不好管，不幸的是，公元前195年，我们这位曲逆侯就摊上了这么一件家事。当时，刘邦刚刚平定英布回到长安，便旧伤发作，病倒了。恰在此时，又传来了燕王卢涫叛变的消息，刘邦便派自己的妹夫、大将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讨伐。樊哙走没多久，便有人对刘邦说：“陛下，樊哙跟吕后见您身体不适，串通一气，想等您百年之后图谋不轨……”刘邦早就对吕后干政心怀不满，现在又听说吕后跟樊哙串通一气，又气又急的他决定临阵换将，命陈平和周勃前往军营秘密斩杀樊哙，取而代之，并即刻送樊哙的人头回京。陈平、周勃当即动身，路上陈平对周勃说：“樊哙是皇上的老部下，劳苦功高，又是皇亲，万一皇帝过了气头后悔了，我们怎么办？再说皇帝病得这么厉害，将来一旦吕后掌权，她的妹妹搬弄是非，我二人岂不遭殃？我看咱们不如这样办：既不违背皇上的命令，也不能得罪吕后，还能暂时保住樊哙这个老搭档，我们把他抓住，绑上囚车送回长安，或杀或免，让皇上自己决定。万一皇上不治，也没咱们的事。”周勃当即同意。结果当陈平押着樊哙返京时，刚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刘邦已病故。他唯恐夜长梦多，立即策马赶往长安，及时见到了吕后，巧妙地表了一功。吕后姐妹俩听说樊哙没死，当即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命他辅佐新皇。吕后死后，陈平还与周勃合作平定了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汉文帝，把整个刘氏江山都扶回了正轨，最大程度地管好了刘邦的家务事。
像陈平这样的智者，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几个，他高明就高明在遇事考虑全面、分析透彻，具体执行时又有缓有急有弹性，绝不生硬，从而给了自己更多的转圜余地和退路。所以，后来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尤其是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下，绝不可冒进。须知前路不明时，退路往往就是生路且往往是唯一的生路。
3．选择太多等于没有选择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范文澜（着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前面两节，我们费了数千字的笔墨，讲的无非是一个话题——如何找个好老板。那么可以想见，老板们无疑也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属于自己的“好员工”。
什么样的员工称得上“好员工”呢？古语有云：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皇帝这个终极大老板，向来只招文、武两种人，文人帮他统治臣民，武人助他开疆拓土、守卫江山。因此古往今来，有志向的人大都会走这两条路，有些人则索性走二合一的路子，文武结合，连卖带搭，最受皇家欢迎。当然也有自己创业的，比如“闻鸡起舞”的祖逖，但最终能够自己当老板的终究是少数，大多还是希望被收编，比如“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辛弃疾。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皇家也并非除了文人武人什么都不要，有些特殊技能，皇家也离不了。比如医生，虽说用得少，但多少也得准备几个。由于医术又是社会必需的技能，因此皇家不要，民间也少不了，因此古人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由于竞争过于激烈，相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当上的。但倘若一个读书人既不能出将入相，又不能当个良医，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就与幸福指数无关了。
清代就有这么一位老兄。他死后，他的表弟在其墓志铭中写道：“吾表兄，年四十余。始从文，连考三年而不中。遂习武，练武场上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改学医，自撰一良方，服之，卒。”这篇墓志铭翻译过来就是说：这里埋葬的是我的表哥，他活了四十多岁。一开始是从文的，连续考了三年都没中。于是就改习武，武试时在练武场上射了一箭，射中了在场边敲鼓的卒吏，被赶了出来。又改学医，一段时间后，自己写了一个药方子，吃过以后，死了。
我们前面说过，人生一定要走对路，上文中的主人公无疑是个很会走路的人，习文、练武、学医，哪一样学好了都不会太差。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一样也没学好，除了为历史留下个笑柄，啥也没留下就“英年早逝”了。这样的人，无论是不是“吃错药”，也无论处在什么社会，都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
说到成就，尤其是思想方面的成就，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大家，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墨子等等，他们的智慧都是从哪儿来的啊？他们的智慧怎么又那么高超呢？直令生活在现代社会、学习条件与他们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自愧不如。
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个人的天赋是必然的，但光有天赋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勤奋和专一。说到勤奋，我们一再提起的曾国藩曾有一个小段子：
曾国藩小时候，天赋非但不高，而且称得上很笨。因此，别的孩子很快就能掌握的文章，他往往要背上很久。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在书房背书，一篇文章念了数十遍，还是不能背下来。这时有贼人光临，潜伏在屋外，准备等曾国藩睡觉后捞点好处。可左等右等，曾国藩总也不睡，只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眼看天将破晓，贼人只好扬长而去！
说到专一，应该说古人有“客观优势”。比如说孔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像今人一样有太多知识可供学习，那个年代所有的书加在一块估计也不会超过一百种，最普遍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书便是《尚书》、《周易》、《道德经》等有限的几本，因此很多古人一辈子读来读去，也就这几本，倒背如流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家常便饭，同时，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古人最终把这些原本就很精深的书籍钻研得更加博大精深，以至于古籍往往分为毛注本、刘注本、沈注本，等等。而今人，第一人们不必再像古人那样守着那几本有限的书，第二人们尤其是读书人也不必再把读书当官作为唯一的出路，对更多的人来说，读书就是增长见识，娱乐娱乐，因此很多书往往只被浏览一遍就被扔在了脑后，你能指望他们浏览出什么名堂？
说白了，人生要耐得住寂寞。人生需要选择，但选择需要坚持。哲人说，有思想者皆寂寞，幸亏还有好书读。我倒认为这话应该倒过来，因为寂寞，才有思想。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寂寞的，很多人口中所谓的寂寞，其实质是空虚。
在专一方面，古人同样为我们做好了榜样。兹举一例，权当我们的结尾：宋代着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从小就有性格。因家境贫寒，他在外地读书时，经常是每天早晨煮一碗粥，分成两份，早晚各吃一份，天天如此。有一次，皇帝外出巡游，路过他读书的地方，城里所有人都跑去看皇帝，唯有范仲淹安坐如山。几个要好的同学就来找他，快去看看吧，皇帝来一回太不容易了。范仲淹却淡定地说：“不就是皇帝吗？以后再见不迟。”说完继续读书。第二年，他便考中了进士，不仅见到了皇帝，还被委以地方官之职，从此走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