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曹德旺马不停蹄地又在重庆、长春布下生产基地，在北京的全资子公司也开始动工。曹德旺通过生产基地靠近汽车厂家的“追着汽车生产基地跑”的战略来应对国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挑战。虽然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东部布局已定，而且这样公司可以全面渗透汽车的设计、生产过程，但曹德旺认为福耀玻璃仍旧不能高枕无忧。
紧接着下一个预见性的“难题”又徘徊在曹德旺的头脑中。福耀仅靠地缘渗透是远远不够的，而外国汽车玻璃之所以贵还能卖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和汽车生产厂商有多年的合作默契，可以直接进入汽车的设计环节。长期以来，福耀公司所做的汽车玻璃，实际上只是汽车玻璃的后加工程序，而日本的Mazak推出一种Uvcut玻璃，正在通过和汽车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广。车子一旦装上了这种玻璃，更换的时候就不能用其他品牌的玻璃。这样很可能将福耀玻璃挤在市场外面。为此曹德旺下决心打通汽车玻璃生产的上游。2003年8月，福耀玻璃通过二级市场募集了56亿元的资金，正式启动总投资达20亿元的浮法玻璃生产项目，不但解决了生产玻璃的原料问题，也为福耀进入汽车设计行业的最高层——参与新车型的设计，打下了物质基础。
此外，对海内外客户，对上游原料、设备供应商，甚至对股票市场上不知姓名的散户，曹德旺都有一个原则，“要让人家有钱赚”。而对跟着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员工，曹德旺却出了狠手：裁员1／4。现在福耀6000多名员工，已经有600多人离开了福耀，这个数字最终将超过1500人。面对这个数字，曹德旺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福耀不断地居安思危，创新发展，终于开创了如今这样一个大好局面。重庆公司投产福耀已经形成年产夹层玻璃390万片、整车钢化玻璃220万套的生产能力，在行业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随着企业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居安思危是任何一个企业立足市场的一个重要经营素质。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居安思危，清醒地意识到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并及早动手“防患于未然”，从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优惠的政策，人际关系、地方保护等方面。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正是这个道理。一旦江山打下，有人就会盲目乐观，急于享受，从而放松了警惕，等到大难降临，才如梦初醒，到那时再想行动则为时已晚。因此，要想留下财富，忧患意识不可丢，一定要居安思危。
7.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俗语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场站稳脚跟，关键时刻就要懂得变化，适应变化，随环境变化而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战略，转危为安。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懂得随机应变、应付危机的高人。
胡仙在继承父业后，历尽艰难对星岛报业进行整顿，终于使得星岛报业立稳脚跟，这时的胡仙开始考虑怎样扩大经营。有一次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位华人得知胡仙来自香港，很热切地问她：“香港现在怎么样？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件事给胡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世界上有几千万海外华人，身处异国的他们平时最渴望知道的就是祖国的消息，而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尚未开辟海外业务，致使华人无从了解祖国。而香港地近中国大陆，香港媒体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满足海外华人的阅读需求。于是，胡仙立即对全球华人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调查，然后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
她选择了海外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惠灵顿等城市进行发行。很快地，《星岛日报》就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版的发行过程中，胡仙又发现这些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关心香港和内地的命运，但中文水平较低，于是她又将报纸的重要文章和版面以双语刊出。
为了能与时俱进地及时报道香港及内地的消息，胡仙投入巨资建立了卫星传输系统，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印刷厂，从而保证《星岛日报》的内容能同步传送到各地，做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而每一地的地方性新闻版，则由当地的采编人员完成。广告业务也由当地工作人员完成，这种同各事业部一致的承包制的实行，使《星岛日报》在全球均获得成功。“星岛”是新加坡的别称，“星岛”二字本来具有地方性，设立分支机构而不更换报名，既保持统一整体性且兼具地方性，这就是《星岛日报》的成功之处。在全球报界，曾有多家报纸对星岛报业这一管理模式进行过类似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惟有《星岛日报》以同一报名在全球发行并获得成功。这固然要归因于《星岛日报》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争取的读者群，也就是华人社会，但胡仙顺应时变的办报才能在其中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星岛日报》被全球同行公认为第一份真正的国际性报章，而胡仙也在1998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卡尔·范·安达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非美籍人士。
自海外版发行以来，《星岛日报》迎来了其全盛时期，成为香港一百多家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重量级报纸。1972年，“星岛”报业上市，成为在香港第一个上市的报业集团。股票由每股2元升至每股6元，大受追捧，最高峰时期曾创下每股20元的高价。至20世纪80年代，星岛报业集团的年利润破亿元大关，是香港最赚钱的报纸。
再精明的商人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可以及时修正自己的失误，也属难能可贵。并非神人的胡家女也曾有过经营体制的失误，但她及时地补救了过来。事情起因于1984年的中英谈判。胡仙对香港的前途产生疑虑，便暗暗撤资到澳大利亚，最后竟将星岛报业集团的总部也迁到了澳大利亚。《星岛日报》的根基在香港，它最大的读者群也在香港，失去了香港，《星岛日报》也就如鱼儿失水，再也鲜活不起来了。而胡仙的根基在报业，她最得心应手的也是报业，失去了报业，胡仙那段日子也就显得很落寞、很失意，一时间找不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坐标。这时她开始认真地思考：香港回归大陆，结果难道真的会像外人说的那样糟糕吗？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指点了她，使她明白自己的失误原是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状所致。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并将逐步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收回香港后不但不会搞港人所担心的所谓贫富均等的共产与革命，也不会实行公有化，香港社会基本上不会有明显变化。中央政府对像胡仙这样有声望的实业家更会予以支持和保护，因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中央政府的希望，中国只会更加开明，更加民主，更加快速、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
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原本将信将疑的胡仙豁然开朗。她立即乘港商仍处撤资状态时重新杀回香港，重振《星岛日报》，很快便收复了失地。1985年底，她与恰胜太平洋集团联手，以63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地盘。作为撤资潮中醒悟较早的人，她赶上了向香港注资的最佳时机。太阳广场的地皮买得极为便宜，一年后转售给华侨，她本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1174亿港元。1986年，她与“恰胜”再度联手，成立了基业实业，准备翻新后待价而沽。然而次年全球性股灾爆发，怡胜太平洋母公司受到债权银行追款，胡仙和“恰胜”只好将基业股权出让——但尽管出此意外，胡仙仍然赚了2900万。两个月后她再次出击，通过星岛集团以14亿港元购入深水湾香港道Deepciene住宅物业，几天后即以178亿港元出售，又赚了3800万。4年之内，胡仙在香港地产界屡屡得手，净赚了3亿多港元。
身为闽商家女，胡仙一生从商，经营路上风险不断，危机重重，每一次看起来岌岌可危，每一次又都转危为安。即使是险象环生，胡仙仍然挽狂澜于既倒，揽大厦之倾，体现了一股拼搏之气和求变精神，伤得筋骨，伤不了元气，这其实正是随机应变之功。
8．灵活机动，服务周到
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晋商在从事商业活动中，为了保证商誉，提高服务质量，扩大业务，稳定产销关系自然十分重要。所以他们不仅仅采取以销联产的办法，实行销产挂钩，甚至直接组织生产加工，而且还根据客观需要，创立了销运结合、自运自销、赊销等多种灵活务实的经营方式。
晋商的商品经营因其主要是贩运贸易，其运输自然就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供货及时，货物完好，并赚取地域间的差价，往往采取销运结合，自运自销。大盛魁始建于康熙初年，停业于1929年，经营了250多年。大盛魁的主要业务是在江南和中原地区采买茶叶和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制品，然后船载、车拉于河南，改骡驮北上到库伦、恰克图、喀什咯尔四大部、唐努乌梁海，进入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欧洲市场，或经科布多西行，到新疆古城、塔尔巴哈台，进入西亚。大盛魁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骆驼商队，骆驼多达16000～20000匹，养狗1000余条，并且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整个蒙古地区东西6000多华里、南北2000多华里，基本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号组织贸易活动。并根据蒙古地方特点，基本不依靠铺面柜台做生意，而是用自己的驼队在草原上流动售货。其驼队的行动路线和销售业务由总号和两个分号直接调度，灵活机动，应变能力很强。
在对外贸易中，曹氏商业是后来者，但凭其强大的资本、灵活务实的采购销一体化策略，终于后来居上。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曹氏抓住时机，向国外开展业务活动。以太谷为大本营的砺金德账庄、三晋川商号、彩霞蔚绸缎庄的名义出资，在张家口、赤峰、天津、济南、徐州等地开设商号、分号。根据俄、英、日、朝等国所需商品，专营茶、烟、绸缎、纱、绢等贸易。